自序

近些年，网上流传着一个趣味冷知识，说中国的乾隆皇帝与美国华盛顿总统竟然是同一个时代的人。这样的对比，让很多人陷入了思考。

乾隆生于1711年9月，华盛顿生于1732年2月，乾隆大华盛顿21岁，华盛顿3岁时，乾隆继位成为皇帝。

乾隆死于1799年2月，华盛顿死于1799年12月，二人同一年去世。

在人们的传统印象里，乾隆是中国古代的封建皇帝，风流逸事流传甚广。华盛顿则是美国的国父，是美国现代民主制度的奠基者，备受后人敬仰。

乾隆与华盛顿本属于同一个世界、同一片天空，却让人们产生了时空交错的感觉。

为什么会这样呢？

乾隆是中国古代封建帝制的皇帝代表，华盛顿是美国现代民主制度的总统代表，中国从封建帝制走到今天，经历了多次制度变革，改天换地。相反，美国的民主制度一直延续到现在，二百多年来基本没有多大变化。

如此一来，我们便有了一种错觉，华盛顿那么近，乾隆那么远。

也正是乾隆与华盛顿共处的时代，中国与美国开始了交往。虽然当时的中国人根本不知道美国，乾隆也不知道华盛顿，但并不影响东西方两个大国相识。

1784年，“中国皇后”号轮船从美国开往中国。这本是一艘普通的商船，但却在无意间让中国与美国走入了历史的交会点。

1792年，81周岁的乾隆志得意满，总结了自己的“十全武功”，自诩为“十全老人”。同一年，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成立。

在历史的车轮进入19世纪的前夜，中国与美国未来的发展轨迹正在朝着不同的方向飞奔。中国向左，美国向右，背向而行的两种制度、两种价值观，决定了两个大国未来截然不同的国家命运。

19世纪的美国同其他列强一样，喜欢在中国面前“秀肌肉”，并眼馋于中国这块巨大的“肥肉”。当开启工业文明的美国遇到农业文明下的中国，一场文明的冲突不可避免。

在天朝上国的美梦中，总有睁眼看世界的人。中国的魏源写出了《海国图志》，他提出，中国要抛弃“夷夏之防”的观念；徐继畬写出了《瀛寰志略》，他预测，美国是世界的未来。在他们的著作中，美国开始在极少数中国人的脑中有了模糊的轮廓。

中国在注视着美国，美国也在审视着中国。

美国的卫三畏著就了《中国总论》一书，在美国人面前揭开了古老中国的神秘面纱。他指出，过分自负、傲慢是当时中国问题的根源。

不同的是，魏源、徐继畬的著作在中国没人重视，而卫三畏的著作在美国大受欢迎。在中国人不清楚美国的时候，美国人已经开始熟悉中国。

2018年春节前，我走进上下颜色不同的华盛顿纪念碑参观。在第10层的位置，有一块1853年中国赠送给美国的石碑，上面镌刻着徐继畬对美国的赞颂之辞。

站在石碑前，我伫立良久，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这显然是一块见证中美友谊的纪念碑，但遗憾的是，那时中国对美国的认识，还停留在有识之士的“口头表扬”阶段。

从那时起，我决定写这本书。

天朝梦未醒，灵魂已出窍。在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夷夏观念破防。传统价值观的崩塌，引发了思想观念的剧烈震荡。

向西方学习，向美国学习。当“留美幼童”远渡重洋，踏上美国土地时，中国第一次将美国视为求索的对象。

美国著名高校耶鲁大学是“中国留学生之父”容闳的母校，也是“留美幼童”詹天佑等人求学的地方。漫步耶鲁大学校园，我在微信朋友圈发出了百感交集的感叹。

穿行在耶鲁大学各种古典建筑间，我仿佛在与容闳、詹天佑对话，我很喜欢这种时空穿越的感觉。时隔一个半世纪，我隐约看到了他们在校园里探索求知的身影，他们年轻的脸庞上写满了对科学知识的渴望。

意识形态的转变是痛苦的，经济制度的变革也是艰难的。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拉开了中国近代改革的序幕，求强求富终于成为主旋律。中国进入了正确的历史发展轨道，尽管有些踉踉跄跄。

中国转身向美国，美国展眸望中国。美国耶鲁大学、哈佛大学纷纷效仿欧洲，陆续开展汉学教育，中国人戈鲲化赴哈佛大学教授中文。中美文化的交流，是一种无形的碰撞，不仅使戈鲲化的心变得骚动，也撞击了美国人的心灵。

哈佛大学至今还保留着戈鲲化的照片。在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阅览室的门口，我有幸见到了这张照片。照片中的戈鲲化一身清朝官服，头戴花翎，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一个清朝官员（未在中国做过官）。

在哈佛校园的僻静处，我坐了下来，望着许多二三百年的建筑，内心颇生感慨。我在想，美国的大学为何历史如此悠久？我很想穿越过去，跟戈鲲化聊聊天。

我相信，当年的戈鲲化一定也会有相同的疑问。在哈佛大学教书，戈鲲化肯定是孤独的，或许还有些煎熬。每天在异国的现代教育高级殿堂里穿梭，戈鲲化的内心不生波澜是不可能的。

甲午战败，让中国人再次猛醒，只改革经济制度，不改革政治制度是不行的。

1896年，73岁老态龙钟的李鸿章访问美国，这是中国最高级别官员首次访美。繁华的纽约大都会，高楼鳞次栉比，火车往来穿梭，李鸿章的视觉受到强烈冲击，内心饱受震撼。

此时的美国刚刚超越英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

一个仅仅成立了两个甲子的新生国家，不仅繁华异常，而且活力十足，这让许多正在艰难探索、苦寻出路的中国人倍感困惑。

2019年，我两次赴纽约，多次抽出时间去追寻李鸿章的足迹。从纽约港到百老汇大街，再到第五大道，这是当年李鸿章初到纽约的进城路线。我在这些街道反复走了多次，每次都有不一样的感受。

街道还是那个街道，繁华依旧，两旁的建筑很多也没有变。走在这些高大宏伟的建筑下，我相信当年的李鸿章会有很大的压迫感，甚至是窒息感。

要知道，当时的北京真的是“北平”，因为绝大多数地方没有高楼。即使上海、天津也没有多少高楼，而纽约已经出现二十多层的摩天大楼。

摩天大楼是工业文明的象征，代表着一种经济活力，而经济活力的背后又是一种先进的政治制度保障。从农业文明走出的李鸿章，显然无法很快适应这种剧烈的转变。

我选择在李鸿章当年下榻的华尔道夫酒店住了一晚。百年过后，酒店虽然改换了装修，但很多古朴的风格仍有所保留。有些百年的美国酒店，甚至还保留着厨房的功能。我猜想，住在10楼的李鸿章必会在窗前长久俯瞰纽约街景，他一边抽着烟，一边沉思着。他一定在思考着中国的未来，纠结着中国的现状。年逾古稀的李鸿章，涌上心头的更多的应该是无力感，毕竟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

曼哈顿的下城，坐落着著名的唐人街。19世纪中叶，大量华工赴美淘金、修建铁路，其中很多人迁居纽约，聚居生存，抱团取暖，逐渐形成了唐人街。

晚清时的中美交往，凡是中国人到纽约，必离不开唐人街华人的支持。这些华人身在美国，仍心系中国，脑后长长的辫子就是最好的证明。

在曼哈顿唐人街，我除了要慰劳一下自己的中国胃以外，还喜欢和饭店的工作人员闲聊。他们有些人是非洲人后裔，有些人是华人后裔。聊到晚清华工的凄惨历史，一位广东华工后裔向我讲述了很多祖辈在美国艰辛奋斗的往事。他大发感慨，说中国的强大才是硬道理。

有时，我也会在唐人街的中餐饭馆里坐上很长时间，点上一盘宫保鸡丁、一瓶啤酒，或是一碗拉面、一盘凉拌土豆丝。望着街上行色匆匆的人们与川流不息的车辆，我会独自发呆。

有时，我也会突发奇想，把唐人街权看作中国在美国的“租界”。如今，这样的“租界”在纽约已经从曼哈顿扩大到了法拉盛。

1905年，端方、戴鸿慈一行赴美国考察宪政，为中国的政治改革探寻出路。虽然考察团对美国进行了全方位的考察，但美国人还是认为，民主共和制度并不适合中国。

美国人固执地相信，两千年封建帝制的土壤根本结不出民主宪政之花。在美国人看来，康有为的保皇会明显比孙中山的革命党更靠谱。在清朝灭亡的前夜，美国选择支持袁世凯，而拒绝支持孙中山。

历史具有巨大的惯性，晚清中国的各种努力最终还是付诸东流。

如果非要责怪谁，那就是所谓“康乾盛世”并没有给中国留下好的政治遗产。“十全老人”乾隆自我封闭，留给后世的除了文字狱和大贪官和珅以外，还有一个中央集权达到顶峰的统治制度。反观华盛顿，他不仅领导美国人独立建国，还把权力关进了笼子里。

不同的国家价值观决定了不同的国家命运。

晚清时期的中国是大陆国家，美国是海洋国家，国家性质不同，面临的选择自然也不同。虽然清朝灭亡了，但也为后来的中国锚定了一个正确方向，那就是开放。

如今，美国仍然是世界第一经济强国，且是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而中国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后，已经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大有赶超美国之势。

中美关系当前面临着许多复杂的挑战。我相信，这是两国人民都不愿意看到的。

再浩瀚的太平洋，也无法阻隔中国与美国的彼此交往，因为全球化的浪潮无人能阻挡。

游历过美国的大学后，你会发现，美国的大学都没有围墙，也没有像样的大门。大学即城市，城市即大学，我想，这正是开放包容的表现。

美国大学如此，本人参观过的英国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也是如此。我相信，这就是世界应该有的样子。

作为专注晚清史多年，且一直提倡“睁眼看晚清”的我，学识非常有限，书中内容必有不当之处，恳请读者能够包容、谅解。如果您能够提出宝贵的建议和意见，那本人更是求之不得。在此，先向您表示由衷的感谢。

著者

2023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