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爪哇史颂》是印度尼西亚满者伯夷王朝（Majapahit，也译“麻喏巴歇”）的一位宫廷诗人普腊班扎（Prapanca，笔名）所写的赞美诗。全诗共98个诗章，译成中文只有3万余字。但这部诗作不仅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而且有无可替代的史学价值。一般而言，古代的宫廷诗人多为御用文人，他们的作品几乎都是为国王歌功颂德，史学价值非常有限。然而，《爪哇史颂》的情况却有所不同。这部诗作的完稿时间是1365年，此时作者已进入暮年，隐居在一个名为加玛腊沙纳（Kamalasana）的山村修行，他在诗中隐姓埋名，自称Prapanca（其真实姓名是Dang Acarya Nadendra），说自己已离群索居多年，不与朝廷权贵来往。所以，尽管其诗作内容不乏对哈奄·武禄国王（Hayam Wuruk）和满者伯夷王朝的赞颂，其真实性也曾遭到部分人质疑；但是学者们多半认为，其诗作所描写的人和事多为其亲眼所见、亲身所经历，而且是在没有国王谕旨、没有个人功利的心境下创作的，所以其作品的写实主义基调、其客观性和史学价值是显而易见的。只要细读一遍，便可深刻感受到，这部诗作对满者伯夷王朝最辉煌的时代做了全景式的描述：几乎涵盖整个马来半岛的政治势力版图，印度教与佛教相安相融的和谐景象，经济和商贸的繁荣盛况，独具民族特色的盛大皇家宗教礼仪和民间习俗，清晰可信的皇家族谱关系，以及哈奄·武禄国王出访、巡游、拜祖、朝圣和狩猎等活动的生动场面，为读者再现了一个丰满的、跃动的、立体的帝国形象，为各相关领域的学者提供了不可多得的鲜活的史料，使他们会不由自主地以此去比照、核实乃至再思考过去自己由于缺乏史料而自觉空泛的某些观点和尚缺自信的有关论述。我想，也许这正是这部诗作为何已超出文学的意义，可以称为一部“诗史”的缘由；也许这正是从20世纪初期以来印度尼西亚人民不懈地争取民族独立和建立海洋大国的动力所在及其梦想支撑的基础；也许这也正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将其列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并于2013年获得批准的理由。
的确，在毫无修史传统的东南亚海岛国家，一般都缺少一部公认的可靠的国家正史作为相关科学领域的研究参照；在古代的马来群岛国家，绝大多数自称为“历史”（Sejarah, Babad或Hikayat）的著作中都夹杂着许多神话传说，以致难以让人分清现实与想象的界限。严格地说，这些著作都应划归民间文学的范畴，其中虽存在一些有一定参考价值的史料，但也难以成为学者公认的历史证据。所以，在印度尼西亚，《爪哇史颂》这部14世纪中期问世的“诗史”，尽管作者从未称其为“历史”，虽然其中也有少量的神话传说穿插，但其史学价值却远在爪哇古典文学乃至马来古典文学其他同类作品之上。可以预见，刘志强和徐明月两位译注的《爪哇史颂》的出版对我们印尼–马来学研究领域学者们将是一场春夜喜雨，是一件很值得庆祝的喜事。
《爪哇史颂》是用古爪哇语撰写的格卡温诗体文学作品，这种诗体是效仿印度两大史诗的梵文诗律而创造的一种古爪哇语诗体，是爪哇宫廷文学的主要文学样式。古爪哇语与现代爪哇语区别很大，当然与印尼语和马来语则更是完全不同。一部格卡温叙事诗可以由很多诗章组成，每一诗章由若干诗节组成，而每个诗节由4个诗句组成。一般来说，各个诗节中的4个诗句不讲究韵律，但规定有音步的多种变化规律。从位于莱顿的荷兰皇家语言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出版的英文译本中还可以大致看出，其每个诗章中有若干诗节，每个诗节中都有4个诗句；但是却看不出有音步的变化规律和特点。的确，如果翻译成另外一种文字，便几乎无法对译出古爪哇语格卡温诗节中的音步变化。从本作品的印尼文译本中可以看出，全诗仅保留了古爪哇语格卡温诗的诗章序号和诗节序号，而原著每个诗节中的4个诗句则基本上都变成了较为严谨的散文体。其实，这种古体诗即便是翻译成现代散文体，只要是翻译成另外一种文字，也是非常难的。当前，我们国内已经很难找到谙熟爪哇语，更别说是精通古爪哇语的学者了。所以从古爪哇语直接翻译成中文虽然最为理想，但这是不现实的。那么，通过印尼文或英文翻译成中文，便是不得已的最佳选择。刘志强和徐明月两位译者不畏艰难，翻译第一部书便挑了一个硬骨头，他们不但翻译，还要做大量研究性的注释。他们的译文读起来很顺畅，也很有文采，以“信、达、雅”的标准要求也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他们为后来者开了一个好头，很值得我们的同行学习和效仿。
此外，关于普腊班扎这部诗作名称的中文翻译《爪哇史颂》我想谈谈心中的疑虑。我知道，本书的译者所采用的书名是沿用前人的。但我不知道，首先采用这个译名的是谁，其根据如何。按理说，哈奄·武禄国王执政时期是满者伯夷王朝的鼎盛时期，其王国的疆域远远超出爪哇的范围，依照作者的本意他所描述的帝国其政治版图起码涵盖了现在印度尼西亚的大部分国土。因此用“爪哇史”限定书名并不合适。其次，无论是古爪哇语的原作，还是印尼文译本或英文译本，其书名均不曾用“爪哇”二字。再次，爪哇确实有一部文本众多的史书，名为Babad Tanah Jawi，如果将这部著作的名字直译成《爪哇史颂》似乎更加名副其实。那么普腊班扎的这部诗作的名称究竟翻译成什么更贴切呢？我想，起码要回避“爪哇”二字。是否可以翻译成《帝国史颂》更好些呢？当然，这只是作为一个学术问题提出，仅供译者和同行们再译或阅读时参考。
最后，再次祝贺这部作品出版。并预祝这部作品对印尼–马来学研究、对东南亚学研究乃至对东方学研究的同仁们能有更多的帮助。
张玉安
于北京博雅西园
2015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