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研究方法
本书坚持历史学本位的研究传统。实事求是，实事求史，实事求真，尽可能地复原历史场景。在这一前提下，本书在研究中也注意了新方法、新理论的吸收和借鉴，例如，在对言官立宪奏议、新式教育奏议的分析中，就借用了政治学、教育学的一些理论，对言官心态的分析，也借用了社会心理学的概念。
在史料的征引上，注重史料的深入发掘。本书在史料使用上有所突破，更多地使用了第一手资料，使研究更贴近于客观事实。除了搜集和研读公开出版的相关档案史料、清代政书、私家笔记、文集等资料外，还通过多种途径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单位搜集了晚清言官的奏折数千份，其中有相当数量是第一次使用。
[1] 高一涵：《中国御史制度的沿革》，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71页。
[2] 高一涵：《中国御史制度的沿革》，第77页。
[3] 曾纪蔚：《清代之监察制度论》，兴宁书店，1931年，第107页。
[4] 曾纪蔚：《清代之监察制度论》，第108页。
[5] 曾纪蔚：《清代之监察制度论》，第108页。
[6] 曾纪蔚：《清代之监察制度论》，第101页。
[7] 张金鉴：《中国吏治制度史概要》，（台北）三民书局，1981年，第242页。
[8] 任大华：《清代监察制度之研究》，（台北）中国文化学院三民主义研究所硕士论文，1964年。
[9] 余明贤：《清代都察院之研究》，（台北）政治大学政治研究所硕士论文，1978年。
[10] 高菁：《清代都察院与当前监察院职权之比较研究》，（台北）政治大学政治研究所硕士论文，1981年。
[11] 吴致远：《清代中央监察制度之研究》，（台北）政治大学政治研究所硕士论文，2001年。
[12] 古鸿廷：《清代官制研究》，（台北）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99年，第85页。
[13] 庄吉发：《中日甲午战争期间翰詹科道的反应》，《清史论集》（二），（台北）文史哲出版社有限公司，1997年，第539页。
[14] 魏秀梅：《道光前期的言官奏议（1820—1835）》，李国祁主编：《郭廷以先生百岁冥诞纪念史学论文集》，（台北）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第107—169页。
[15] 郭松义、李新达、杨珍：《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十卷，清代，人民出版社，1996年。
[16] 韦庆远：《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393页。
[17] 陈彬、阜元：《论清代的监察制度的两个问题》，《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3期。
[18] 陈彬：《清代监察机关之管理》，《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11期。
[19] 黄鹏：《浅析清代的监察制度》，《广西师范大学学报（研究生专辑）》1997年增刊。
[20] 刘战、谢茉莉：《试论清代的监察制度》，《辽宁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
[21] 李光辉：《清代监察官员的选任、升转与考核》，《成都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
[22] 关汉华：《清代监察官员考选制度述论》，《广东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武晓华：《略论清代监察制度》，《山西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
[23] 李伟：《清代监察官员的选任、管理及对现代监察建设的启示》，《广州大学学报》2001年第10期。
[24] 杨军、周湘荣：《论清代监察体制的三重性》，《湖南工程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25] 梁娟娟：《论清代皇权的加强与科道官谏诤职能的萎缩》，《求索》2008年第10期。
[26] 王为东：《清代六科给事中制度之式微》，《南都学坛》2004年第6期。
[27] 倪军民：《试论清代廉政与监察制度的局限性》，《民主与科学》1990年第3期。
[28] 倪军民：《清代监察机构的建置和演变》，《通化师范学院学报》1991年第1期。
[29] 倪军民：《试论清代监察官的权威及其保障机制》，《东岳论丛》1993年第2期。
[30] 倪军民：《试论清代监察制度机能萎缩及其原因》，《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4年第2期。
[31] 倪军民：《清代监察官的任职资格及回避制度》，《中国监察》1998年第8期。
[32] 陈国庆：《宋伯鲁维新思想探略》，《西北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孔祥吉：《宋伯鲁与戊戌变法》，《人文杂志》1984年第2期；张应超：《宋伯鲁与戊戌维新运动》，《西安师专学报》1987年第3期；刘茂亭：《戊戌变法的风云人物——宋伯鲁》，《西北政法学院学报》1985年第1期。
[33] 林克光：《清末第一御史江春霖》，《历史教学》2002年第1期。
[34] 杨洪波：《江春霖弹劾奕劻案》，《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1期。
[35] 李志武：《试论宣统二年江春霖参劾奕劻案》，《学术研究》2004年第3期。
[36] 叶玉琴：《“铁面御史”江春霖新评——〈江春霖集〉读后》，《福建师范大学福清分校学报》2003年第1期。
[37] 朱从兵：《一个言官的尴尬——赵炳麟的铁路筹建思想与实践》，《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38] 侯宜杰：《评清末官制改革中赵炳麟与袁世凯的争论》，《天津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
[39] 周利成：《段芝贵献妓贝子案》，《湖南档案》2003年第1期。
[40] 侯毅：《清末台谏中勇于同权奸斗争的三菱公司》，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中国人物》第3辑，重庆出版社，1986年。
[41] 刘大有：《陇人安维峻笔下的义和团运动》，《甘肃社会科学》1987年第4期；王德泰、刘华：《论甲午战争期间“倒李”斗争中的安维峻》，《甘肃高师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张大可：《铁汉御史安维峻——读〈谏垣存稿〉札记》，《西北师院学报》1982年第1期；刘保金：《陈善同评传》，《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1期；刘保金：《从陈善同奏折看其爱国思想》，《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3期。
[42] 宫玉振：《从联盟到分裂——论清末言官与亲贵关系的变化》，《齐鲁学刊》1993年第2期。
[43] 刘芳：《言官与戊戌变法》，吉林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第76页。
[44] 王倩：《监察御史和晚清政局》，华中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第55页。
[45] 王开玺：《晚清论驳上谕风潮述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
[46] 叶玉琴：《论晚清预备立宪期间御史谏议的作用》，《莆田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47] 杨雄威：《日暮途穷——清末预备立宪时期的言路》，河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