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关系研究的理论基础及文献综述

1.1 经济增长理论

1.1.1 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Adam Smith）分别从国民财富及其增长、人性假定、分工、资本作用以及政府和制度等方面论述了经济增长。他指出，人们的逐利欲望、产业和劳动分工、资本积累、制度和法律以及技术革新会促使生产力增长、产出增长、劳动者工资提高以及利润增加，而进一步促使投资增加，从而使社会经济再次进入人们逐利欲望的增加、产业分工细化、资本积累增加、制度法律变迁和技术革新的阶段，周而复始。

李嘉图（David Ricardo）通过对地租、工资、利润之间的关系以及影响这些分配比例变动的外部因素的考察，建立了关于国民财富增长因素、增长过程的系统理论，并提出了加快经济增长的一系列政策措施。虽然李嘉图也承认技术革新会遏制边际报酬的递减，但是他仍然认为技术革新的速度不足以抵消边际报酬递减的效应，最终社会经济还是会进入工资价格提高、地租价格提高、利润率下降、积累萎缩的阶段，经济增长会放慢甚至停滞。

斯密和李嘉图的经济增长理论体系都提到了技术革新。斯密主要从劳动分工的角度去看待技术革新。李嘉图更重视技术革新的作用，认为技术革新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的变革上，他甚至研究了技术革新与土地生产率、劳动生产率及工资率、资本效率、利润率及资本积累等之间的相互关系。但是他们都没有认识到技术革新对经济增长潜在的巨大推动作用，没有认识到技术革新在经济增长中的主导作用。

马克思（Karl Marx）在《资本论》中从资本的角度论述了对经济增长的看法。他指出，在扩大再生产中，资本家把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作为积累，追加投资，从而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获得更多剩余价值后，再次将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作为资本追加投资；周而复始，攫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同时，生产规模不断扩大，经济持续增长。而且“内涵”式的扩大再生产依靠生产技术进步、提高劳动效率以及改善生产要素质量来扩大生产规模，可以在技术进步的条件下，通过革新工艺、改进设备、采用新材料、降低能源和原材料消耗，以挖掘企业内部潜力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实现扩大再生产。

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是完整的经济增长理论。其中的扩大再生产理论把静态分析动态化，把短期分析长期化。马克思认为，资本会不断从利润率低的部门流向利润率高的部门，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新的产业部门可以不断获取扩大再生产的所需资本，从而引起产业结构调整甚至变革。可以说，马克思的经济增长理论较好地解释了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变更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1.1.2 哈罗德—多马模型和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哈罗德—多马模型是经济增长理论的第一次革命。根据凯恩斯的收入决定论，有：

I=S

ΔK=I=S

ΔK/ΔY=v=S/ΔY=sY/ΔY

社会总产出Y的增加表示经济的增长，G=ΔY/Y为经济增长率，即经济增长速度，总产出的增加量为ΔY。由此可推出哈罗德—多马模型的基本形式：

G=s/v

哈罗德—多马模型强调投资或资本形成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即加大投资会提高扩大再生产的能力，而生产能力的提高会带来产出和收入的增长，产出和收入的增长又为进一步的资本形成和作用发挥提供条件。哈罗德—多马模型的核心是，资本的不断形成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最根本因素，物质资本的增长对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但是，哈罗德—多马模型也同样忽视了技术进步的作用。1912年，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以德文出版，书中首次提出了“创新”的概念，并系统论述了熊彼特以创新为特色的动态发展理论。他主要论述了什么是创新、创新的实现条件、创新的结果和创新的运用等问题。熊彼特提出了企业家创新理论，其主要内容有：市场均衡是一种常见现象，为了追求利润，企业家应该“创造性地破坏”以“实现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并借此打破市场的均衡状态，以促使新的生产函数的出现。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把“创新”置于整个经济增长理论体系的核心，首次把创新因素提到一个如此高的地位来论述。而“创新”可以催生新的生产函数，产生集群效应，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经济持续增长所需动力的产生。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进步之处是它指出了技术的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但并未解释什么是技术进步，以及什么是技术进步的源泉。同时，因为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还是以传统的边际收益递减为前提条件的，所以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所描述的经济增长缺乏明确的动力源泉。要想准确地描述经济长期增长，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只能引进技术变量。

1.1.3 产业经济增长理论

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Kuznets）将产业结构变动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做了进一步的深入分析，将一个国家或一组国家在各个时期增长的数量加以比较，并对这些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的数据加以比较。由此得知：在未完全完成工业化的时期或者说是工业化初期，第一产业比重较高，第二产业比重较低；在工业化中期，第二产业占据优势地位，第一产业比重降低到20%以下；在工业化后期或者说是工业化成熟期，第三产业比重提高，第三产业比重基本稳定或稳中有降，第一产业比重则降低到10%以下；经济发展过程中工业占国民经济比重总体呈现倒“U”形趋势。

罗斯托（Rostow）采取了非总量的方法去分析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罗斯托认为，经济的持续增长是由经济中的主导产业部门所带动的，主导产业部门通过自身较为先进的技术水平实现自身持续的高速增长，同时也带动上游和下游产业不断增长。罗斯托又将经济增长划分为传统社会、为起飞创造前提、起飞、成熟、高额群众消费、追求生活质量这六个阶段，他认为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进化是由主导产业部门的更替实现的。在现阶段，一个经济体的主导产业部门往往不止一个，而是几个产业部门（共同发挥主导的作用），即主导部门综合体。产业经济增长理论主要以产业分析为切入点，研究产业结构变动、产业主导部门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对产业结构和人均收入变化的关系，以及各产业比重和经济发展阶段对应关系的研究，都对未来中国把握产业结构的调整节奏有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

1.1.4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

1986年罗默（Paul Romer）将技术进步纳入经济体系内部，即认为技术进步是内生的，并以阿罗模型为基础，进一步分析了内生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由此推出了柯布—道格拉斯函数：

f(k，K)=AkαK1-α

罗默模型将技术进步完全内生化，进一步提示了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是一个完全内生技术变化的增长模式。

卢卡斯（Robert Lucas）将劳动要素引入了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并以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为核心，进行了生产的递增效应分析，并进一步肯定了人力资本外部效应在递增收益中的决定性作用。卢卡斯将人力资本引入经济增长模型，并进一步肯定了人力资本外部效应的重要作用，为解释经济持续增长提出了新的突破性见解。卢卡斯模型的不足是假定与事实相符程度较低，且人力资本很难有效测度。但是，卢卡斯将人力资本因素内生化对中国现阶段的经济增长以及产业结构转型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佩雷斯（Carlota Perez）和弗里曼（Freeman）提出技术经济范式理论并逐渐加以完善，较为针对性地论述了产业结构特别是主导技术结构与整个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和水平的内在关系。其主要观点是一个或几个技术群构成了经济增长的技术基础，这些主导技术群决定了一定时期内经济增长所能达到的高度和水平。当科学技术不断进步，甚至产生一定突破时，即意味着经济社会的主导技术基础产生变化，会引导经济增长的模式的改变，最终导致经济增长范式的更迭，从而使经济得以周而复始地增长。对经济增长的理论的研究，不断突出科学技术以及产业结构在经济持续增长中的重要作用。从最初仅将技术作为经济活动中的次要因素考虑，到后来逐渐重视科学技术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再到直接将科学技术因素内生化，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过程也体现出了科学技术因素在经济增长中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同时，对产业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对我国目前势在必行的产业结构转型有一定的帮助作用，特别是非总量的主导部门带动经济增长的理论，更是与我国目前的经济背景十分符合，具有很强的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