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西方人文经典阅读
这套书由给大学生（或从来没有接受过人文教育的研究生）准备的讲稿编辑整理而成，共分为四册：一、希腊；二、罗马；三、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四、17世纪和18世纪启蒙。
这四册的内容提供的是西方人文经典阅读的必要知识，挑选的文本在文学或思想史上有其重要性，在文化和社会变革时期尤其能显示充沛的思想能量。对阅读来说，文本必须同时兼顾原始性（权威性）和可解释性（创造性），创造性就是读者自己的理解、感悟和联想，是对文本意义的补充，从而使得文本能历久弥新，长远留存。这四册不仅会介绍经典作品或作家，而且着重于启发和激励读者阅读过程中的思考；这不只是一个单纯的阅读课程，而是一个阅读和思考的课程。
因此，这套书也是一种人文启蒙。强调人文，是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强大的力量还在贬低人的价值，蒙蔽人的智慧；倡导启蒙，是因为还存在着普遍的知识限制和愚昧；主张思考，是因为普遍的思想懒惰还在生产大量的行尸走肉；提供指导，是因为这在现实教育中是普遍缺乏的。许多人虽然读了许多年书，但对人文知识仍然不得其门而入，不得不靠个人在黑暗中摸索，对他们来说，这些都代表着学习的逆境和知识的衰退，英裔美国犹太历史学者伯纳德·刘易斯（Bernard Lewis，1916—2018）曾经指出，人们对逆境和衰退的反应有两种基本方式。他在《哪里出了问题》（“What Went Wrong？”，The Atlantic Monthly，2002）一文中写道，第一种方式是问“谁把我们害成这样？”，第二种方式是问“我们做错了什么？”，前一种提问方式导致自怨自艾，后一种提问方式引至自强自立。前一种提问方式放弃个人责任，而专注于学校教育的失败和制度环境的恶劣；后一种提问方式则要求我们一起自我省视和共同努力，以便找到一些更好的知识和道德的提升方法。人文启蒙要追问、反思的是第一种提问方式，而经典阅读就是为它找到的一种应对方式，虽说不一定是成功的秘诀，但却已经有了前人的成功经验。
刚进大学的学生处于人生的一个特殊年龄段，他们虽然知识准备可能还不充分，但却最好学和最愿意动脑筋思考。对于阅读思考来说，好学和勤思比已有的知识更重要。
在准备这套书的内容时，我借用自己在美国大学教授人文阅读课上使用的一些教案，但也做了调整和补充，因为中美两国大学生在阅读西方经典著作时的知识准备和需要是不完全相同的。
例如，希腊经典中修昔底德（Thucydides，前460或前455—约前400）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在中国是研究生课程的内容，被当作一种专门知识。但在美国中学里，它已经被当作普通历史知识的一部分。并且在美国，11岁左右的初中生在他们的“社会学习课”（Social Studies）上就开始接触这一历史。美国六年级的《世界历史：古代文明史》（California Social Studies, World History: Ancient Civilization）教科书也包括这部分的历史。
当然，中学教科书对学生的要求是比较简单的，这个六年级的网上教案扼要地列出学生需要掌握的五个要点。
第一个要点：是什么导致雅典和斯巴达的战争？
雅典和斯巴达这两个城邦国家有很多差异。例如，雅典有民主的政府形式，斯巴达则崇扬军事化的理想，两者都想成为该地区最强大的城邦国家，这场竞争导致两个城邦国家及其盟友发生冲突。战争爆发有三个主要原因：首先，一些城邦国家害怕雅典，因为雅典在争夺权力和声望；其次，在伯里克利（Pericles，前495—前429）的领导下，雅典从一个城邦成长为一个海军帝国；最后，一些雅典定居者开始向其他城邦国家移居。
第二个要点：为什么其他城邦国家不喜欢雅典？因为对雅典花费提洛同盟（Delian League）资金的方式不满。雅典不是用这些钱来保护所有其他的城邦国家，而是用其中一部分来美化雅典这个城市。因此，一些城邦国家就试图摆脱雅典的权力控制。伯里克利的政策是，惩罚任何抵抗雅典的城邦。而斯巴达领导着另一个城邦联盟，以对抗提洛同盟的力量。斯巴达领导的联盟之所以被称为伯罗奔尼撒联盟，是因为它的许多城邦都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最后，在公元前431年，斯巴达向雅典宣战。这场冲突被称为伯罗奔尼撒战争。
第三个要点：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发生了什么？战争双方各有优势：斯巴达拥有更强的陆基军事力量，其位置不会受到海上攻击；而雅典的海军更强大，可以在海上打击斯巴达的盟友。这些差异决定双方不同的战争策略。
斯巴达的战略是通过破坏农作物来切断雅典的粮食供应，斯巴达人通过控制雅典周围的乡村来做到这一点。雅典的战略是避免在陆地上进行战斗，并依靠海上力量。伯里克利说服雅典人由着斯巴达人摧毁乡村，他则带领雅典周围地区的人们退入雅典城内……雅典城人满为患。在战争的第二年，由于人口稠密，瘟疫暴发，夺走许多雅典人的生命。鼠疫是一种容易传播并大量致死的疾病，雅典因此损失多达三分之一的人民和武装力量，伯里克利也死于这场瘟疫。公元前421年，雅典签署休战协定，终于在公元前404年向斯巴达投降。
第四个要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结果是什么？伯罗奔尼撒战争持续了27年以上。城市和农作物被毁，成千上万的希腊人丧生。希腊所有的城邦国家都遭受经济和军事力量的损失。
在希腊城邦的北部，马其顿的菲利普二世国王（Philip II of Macedon，前382—前336）于公元前359年登上王位。他计划建立一个帝国，于是开始削弱南方的希腊城邦。
就这场战争，总结如下：雅典的财富、威望、政策和权力引起其他城邦国家的不满；一场导致许多雅典人死亡的瘟疫帮助斯巴达击败雅典；伯罗奔尼撒战争削弱了所有希腊城邦国家达50年之久。
第五个要点：伯罗奔尼撒战争对今天有什么意义？它揭示，发动战争的国家可能失去权力和威信，而不是获得权力。
我为什么要这么不厌其烦地讲述美国六年级学生的伯罗奔尼撒战争课呢？因为这是对可能缺乏早期人文阅读的中国学生的一个示例。中国学生在阅读西方人文经典时，起步迟，起点低，知识储备不如美国学生，这是很自然的。其实，美国大学的东亚系里开设的中国文学和文化课程中也有类似的问题，课程里学习的很多内容都是中国学生有的10岁以前就掌握了的。
《西方人文经典讲演录》这套书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帮助中国学生在较短的时间里弥补这方面知识起点低的问题，可以称之为“文化或知识补课”。也正是考虑到读者知识起点不齐的现实，这套书的目标设定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对于那些对西方经典一点也不了解的读者，我希望能够让他们知道一点大概，并了解西方人文经典的价值和阅读方法；对于已经知道一点儿的读者（听说过，或稍有了解），我希望可以让他们知道得更多一点，进而对西方人文经典获得连贯、整体的知识；即便对一些专门从事这个领域某个方向研究的专家人士或教师，我也希望他们能在这四册书中发现一点有意思的、新鲜的东西，也就是人文阅读中可能的方法、想法和看法。
不管你是第一次接触西方人文经典，还是已经有了一些零碎的初步了解，或者甚至对某个作家、作品已经有了多年的研究，我希望这四册书都能让你发现一些有益于思考和联系现实的东西。不说别的，相比起随机且孤立地阅读，这八九十章整体连贯的处理本身就能给阅读带来一种不同的理性体验和思考动能。人文阅读应该成为理性生活的一部分，也是理性生活的一种方式。
理性，用美国哲学家乔治·桑塔亚纳（George Santayana，1863—1952）的话来说，是指一切以意识性成果为依据的现实考虑和行为，理性是被我们意识到的人的本性。人文阅读训练和提升这样的理性，同时也需要有对知识的好奇和热情，因为理性“是两种因素——冲动和观念的美满结合，如果将两者完全分开，人便会沦为禽兽或疯子，而理性的动物则是这两种怪物的结合，不再虚幻的观念和不再轻浮的行为共同成就了他”。[1]
我在美国大学教授西方人文经典超过四分之一个世纪，是我教授生涯中感受最深的部分。我在《阅读经典：美国大学的人文教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里介绍了我在这方面的教学体会，也介绍了人文教育理念和我任教学校的教育方法与要求，后来在《人文的互联网：网络时代的读写与知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一书中又有所补充。我是以一个有经验的“教师”，而不是“专家”的身份来准备这四册书里的内容的。
英国教育学家凯利（A. V. Kelly）在《课程：理论与实践》（The Curriculum: Theory and Practice）[2]一书里说，一切课程的成功与否首先在于教师。教师的素质、理念、见识，甚至人品都直接影响课程的性质和质量。那么，美国的人文教育课程是由怎样的教师来教的呢？美国没有高教部，每个学校有自己的一套运作方式。我参加过美国全国性的“伟大著作”协会教师培训，它的要求和我们学校是一致的。就我任教的这个人文学院（美国加州圣玛丽大学）而言，大致是这样的：
人文教育是大学里一项专门的课程，称为“大学讨论班”（Seminar Program）。任教的教授来自全校各科系，每人每学期教一门，四门课（希腊、罗马和早期基督教、17—18世纪、19—20世纪）轮着教，两学年一轮。在“大学讨论班”任课的有数学教授、物理教授、化学教授、政治学或社会学教授、宗教和神学教授，当然还有像我这样的英语教授。教授的任务不是灌输专门的希腊、罗马知识，而是引导学生们讨论。所以，希腊课不一定要由希腊学专家来教，罗马课也不需要由罗马学专家来教，以此类推。这是因为，人文教育课堂上阅读的经典著作本来就不是我们今天意义上的“专业”作品。教授与学生一起阅读，而且教授还要有效地引导学生有自己的思考和判断。
人文教育的目标是提高学生的智识能力。所谓智识（又称“智性”，nous），是从希腊语（νοῦς）来的，经常被作为智能（intellect）和智力（intelligence）的同义词。它被认为是人类心智所具备的一种能分辨对与错的直觉能力，所以特别与价值判断有关。在柏拉图（Plato，前429？—前347）那里，智识一般指“见识”（good sense）或者“明智”（awareness），是人的“心智”（mind）的特殊能力，也是智慧的一种体现。
就提升学生的智识能力来说，人文教育课和公民教育课是联系在一起的。人文教育从读写开始，读写是公民教育的基础。人文教育注重学生提问和批判性思维的能力，而不是要把他们培养成行走的百科全书，更不是期待他们成为未来的希腊、罗马文学或历史专家、学者。绝大部分学生今后的人生道路可能与荷马、埃斯库罗斯、柏拉图一点关系都没有，但人文教育课却可以帮助他们成为有历史文化意识的能自由思考和独立判断的合格公民。
在我任教的大学里，人文经典阅读课是每个学生在入学后第一和第二学年里必须修满的四门课程，文科生和理科生都一样。阅读的书单和阅读进程都在《阅读经典：美国大学的人文教育》一书的附录里。书里有四个教学大纲（syllabus）的样本，这些教学大纲是由教授委员会决定的。因此，全校学生在学习要求上是一律平等的，谁也不能例外。我粗略算了一下，四个学期，一共会要求学生阅读六十来位作者的六十来部著作（或节选），平均每学期十四五个。以每学期15周计算，平均每周阅读一本。学生们一般每学期修三四门课，人文阅读只是其中的一门。与这样的课程相比，我这四本“西方人文经典讲演录”在体量上大体相当，或稍多一点，其中包括的作家约七十位，作品近百种，分为三百多个小节。考虑到一般读者的阅读习惯，每一节都控制在3500—4500字（个别稍长一些）。
有人也许会怀疑，这么多书怎么读得过来，或者说这么难读的书真的读得懂吗？我想，这可能是对阅读的神秘感和畏惧感所造成的一种误解和偏见。休谟（David Hume，1711—1776）在《人性论》（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里有一个观点：人的情绪会影响人对事物的认知和判断。他举了一个“杀人”的例子：一般人会把杀人视为罪行，但这个罪行其实并不存在于一个人死在刀下这件事情本身，而是存在于旁观者心里由于情绪而产生的对“杀人”这个行为的性质判断上。一个人的情绪影响着他对某一件杀人行为是否有罪的道德判断。
同样，你认定《奥德赛》或《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难啃的“大部头”，不是因为它们有五六百页，而是因为你心里已经先有畏难的情绪。要是你以前被人“吓着”，说这本书有多难，多么深奥，你的情绪就影响你对这本书是大是小的判断。若你一开始对《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有神秘感，你的判断就很可能是这书太“大”太“难”，一般人根本阅读不了，其实可能并不是这样。你如果读懂了，也许会说修昔底德怎么只写到公元前411年就不写了？你会希望他把书写完，而不嫌他的书“大”。《红楼梦》够“大”了吧？但你不会觉得它太“大”，甚至还会希望再有一个高鹗，接着再续写40回。
你也许会说，《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比《红楼梦》难读。这个“难”是你的感觉，并不是原著的本质。俗话说，会就不难，难就不会。难不难取决于一个人会不会读它，或者会到什么程度。让学生的感受能够从难变得不那么难，甚至不难，这是人文阅读教育的一项任务，首先要做的就是帮助他们破除可能的神秘感和畏惧感。这当然不是靠说几句励志的或鼓励的话就能办到，得有适当的教学方法。最基本的还是要根据读者对象确定知识层次，开始的时候，浅一点无妨，由浅入深，也就渐渐不难了。
有的读者会有疑惑，如果不从“专业”的角度来阅读那些被称为“西方经典”的著作，会不会造成时间或精力上的浪费？这样的想法本身就是出于对古代经典著作的无知。
书可以大致分为两大类，一是专业的，二是非专业的。就人文学科的著作而言，像《西方文论选》《西方哲学史》《中世纪历史与文化》这样的著作有严格的专业属性，是为少数专业人士写的。当然，作为非专业的读者，如果你有兴趣且有能力，也可以阅读。
但是，广大的社会读者面向非专业的书，只要他有足够的阅读能力和经验，掌握恰当的阅读方法，就能阅读。这样的阅读需要有老师的指导，导读就是这样的指导。《西方人文经典讲演录》中所包括的所有著作——历史、文学、哲学、社会或政治论著——都是非专业性的著作。我讲解的重点之一，就是介绍那些与有效地阅读经典有关的古老的分类传统——史诗、教诲诗、抒情诗、悲剧、喜剧、讽刺、历史叙述、传奇故事、哲学对话、随笔和随笔式论述等。这样的分类是不同于我们今天所谓的“专业”分类的。
我们今天使用的知识专业分类系统是在过去不到200年的时间里发展起来的，如果用它们“硬套”古代的著作，只能是削足适履、隔靴搔痒。例如，在希罗多德（Herodotus，约前484—前425）的《历史》（Historia）中，“historia”的意思不是我们今天以为的“过去的事情”，而是“询问”“调查”（enquiry）。他的《历史》不是为“专家”在研究生班上“研读”的，而是在宗教庆典和体育活动时对公众朗读的。这样的朗读成为雅典一项很受欢迎的公共文化娱乐。
我们今天阅读古代经典，与古代人的“听读”（用耳朵）或“阅读”（用眼睛）显然是不同的。因此，这套书在需要的时候会介绍一些与阅读史和写作史有关的知识。由于我在《人文的互联网》一书中已经有所论述，所以在这里会尽量简明扼要。
阅读与写作互有联系，却又是不同的。正如费希尔（Steven Roger Fischer）在《阅读的历史》一书里所说：“写作是一种技巧，阅读是一种智能。写作始于精心撰写，经几易其稿方可杀青，阅读的演进与人类对文字潜能的认知水平协同。写作史基于人类的观念借鉴和升华，阅读史关乎社会不断走向成熟的各个阶段。写作是表达，阅读是感染。写作是公共行为，阅读是个人行为。写作拘泥受限，阅读无拘无束。写作把瞬间凝固，阅读把瞬间延绵。”[3]
经典阅读的目的不是成为一个好作者，而是成为一个好读者。同样，学习和训练阅读，是为了成为一个有阅读智能的对文本有理解和思考能力的成熟读者，不是成为某个方面的专门知识人士。因此，对于阅读经典来说，关键不在于经典著作本身有什么“专业性”——因为它们本来就不是专业的读物——而在于我们自己有没有足够的阅读兴趣和能力。
兴趣和能力都是可以通过普通的阅读本身来培养的，这套《西方人文经典讲演录》就是为了尽可能地培养和提高这样的阅读兴趣与能力。今天，网络阅读改变许多人的阅读意愿并限制他们的阅读能力。在互联网平台上，各类主题的论坛、公众号铺天盖地地生产、传播大量信息。其中最为突出的趋势是，快速的、越来越短小的文本成为一种趋向。因此，我们就愈加需要有严肃的、思考型的经典阅读。
人文经典阅读贵在读者自己的独立思考。每个读者的知识准备情况都是不一样的，不管你开始的阅读程度如何，都会在阅读和思考的过程中，发觉哪些问题对你重要，需要补充什么知识，从什么知识渠道得到需要的知识信息，这些本身就是思考过程的一部分。我这里可以给你一些引导和建议，但不能代替你去进行或完成。
阅读是必须的准备，但思考才是人文阅读真正的目标。阅读很重要，因为没有阅读的基础，个人的看法或观点会游谈无根，不可能形成共同的话题。你说你的，我谈我的，不可能产生有效的讨论和交流。阅读主要由个人独自完成，在网络时代，获得与阅读文本有关的知识变得非常便利，因此更有理由把学习的重点放到阅读的思考上。
阅读思考最好是一种合乎经典人文传承的思考。传承在英语里叫tradition，经常翻译成“传统”。其实，“传统”一词并不能把“传承”的丰富涵义完全呈现出来。tradition一词来自拉丁文traditio，与希腊文中paradosis的意思相同，指“传递”。所以，“关乎所有人类的人文传承”才是这个词的本义。不过，用在阅读教学中，我们说的tradition往往是指课堂教育中关乎知识的传递，所以会把这个词理解为某种文化的传统。这是一种狭隘的理解，它很容易形成诸如“西方文化不适合中国读者”这样的偏见。
人文传承应该是指人类思想和交流的传承，一种是人就不能不与自己有关的传承。人文传承可以有三层意思：
第一层意思包涵最广，指的是文明在整个人类共同体范围内的传递，即我们如何把从古代到现代由无数思考者所获得和阐发的观念与价值观——如自然、神、正义、法、道德、人性、自由、平等、友谊、同情、权力、权威、政府、权利、民主、共和等——一直传递下去。当中主要强调的是“传递”这个行动本身，而不是单纯指向观念和价值观的内容。我们在这里讲经典思考，就是这样的一个行动。
第二层意思就是我们文本阅读所传递的内容。这可以是经典文本的选择与标准、不同的诠释和评注、历史过程阅读方式的变化与演变等。这些是人文传承的重要部分，从这个层次来理解人文传承，强调的是人文经典与阅读集体（如文学和历史的爱好者、人文经典的评注者和研究者、有经验并记录心得的读者等）的关系，这个集体可以跨越许多个世纪，并在这个意义上形成一个传统，也就是阅读的一些基本思想背景。学生不容易通过独自的文本阅读来了解这个传统，因此需要有经验和专长的老师来进行指导。
至于第三层意思，是指不同时代或社会的读者之间可能出现的有共性的关注或问题意识。例如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1564—1616）的《恺撒》（Julius Caesar），不同时代的读者都关注如何看待其中“弑君”的问题。17世纪的英国读者与21世纪的中国读者，由于他们的生存环境不同，会在阅读中联系和思考不同的现实问题，这种思考会有很强的文化、社会和时代特色。今天我们阅读《恺撒》，与17世纪弥尔顿（John Milton，1608—1674）的阅读可能有相似或对立的关系，也可能完全没有，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本身就是一种传承。今天的阅读便是今天的阅读，后世的专业研究者有可能，但又未必一定会把他们的阅读思考纳入经典阅读的整体传承之中。但是，对于活在当下的中国个体阅读者来说，这种阅读思考却是最迫切、最重要的。我在这里提供和示范的就是这样一种阅读思考。
最后，这套书里的一些内容是我在其他著作中也曾讨论过的。事实上，我的许多著作也都是从我平常的教学和阅读思考中产生的，我在这里就不一一指明出处了。
[1]威尔·杜兰特著，蒋剑峰、张程程译，《哲学的故事》，新星出版社，2013年，第390页。
[2]A. V. Kelly, The Curriculum: Theory and Practice, California: SAGE, 2009.
[3]史蒂文·罗杰·费希尔著，李瑞林等译，《阅读的历史》，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