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中科大南迁

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是特殊时期，在王仁华的人生刻度中，是23岁到33岁。

特殊时期开始时，王仁华正处于大学毕业前夕。时代的浪潮席卷着每个青年，王仁华非常迷茫，不知道该往何处去。这个时期对他最直接的冲击就是无法报考研究生，分配工作也被延期。从1966年夏开始，王仁华一直处于待业状态，直到1967年底，才收到分配工作的消息。王仁华觉得自己还是幸运的，更幸运的是，华师大这一届的分配方案是在特殊时期开始前制定的。王仁华所学的物理专业比较热门，分配去向是上海仪表局、无线电厂，或者到中学当老师。

有点意外的是，全年级有一个名额是分配到位于北京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现在看来这很稀罕，但在当时并非如此，主要是上海生源的学生毕业后希望留在本地就业，不愿跑到外地。为此，辅导员和同学们一致推荐王仁华：“他学习成绩好，他去最合适！”

当时大学停招，前途不明，但王仁华有自己的“小九九”。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又是科学又是技术，这个校名深深吸引了他。而且大学毕竟有优势，要学点东西方便。另外，夏德瑜已和他确定了恋爱关系，而夏德瑜工作去向最大可能是北京。于是，王仁华当机立断，申请分配去了中科大。最终夏德瑜分配到了中国农科院下属的养蜂研究所。

由此，王仁华迎来了命运的转折点。

1967年12月底，我去中科大报到。接待我的是无线电系的主任，他可能没看过我的档案，问我是学什么专业的，我说是线路专业。他一听，说：“那行，你就到线路专业吧。”其实我当时分配的是微波专业，但我不太喜欢搞理论，分到线路专业那是最好不过了。

到了之后我才知道，中科大是新中国成立后创办的一所新型理工科大学，依托中国科学院，全院办校，所系结合，校长是郭沫若，各系的系主任都是重量级的科学家，像竺可桢、钱学森、钱伟长、郭永怀等，他们也是各研究所的所长。

科大校训是“红专并进，理实交融”。前者是中科大人科教报国的为人为师之要，后者指教学与科研结合，是中科大的传统办学特色。中科大是一所研究型的大学，学生素质高，学习刻苦。坊间戏谑：“穷清华，富北大，不要命的上中科大”。

老一辈科学家治学严谨，以身垂范，对青年教师思想上的鼓励，学术上的扶持，处处体现着大家风范。在这样的环境下，年轻教员得到许多锻炼机会，成长很快。

尽管受特殊时期和南迁安徽的影响，但从1967年到1977年短短的十年，我身上就已深深烙下了中科大的印记。我决心要向前辈学习，当一名合格的科学家，报效祖国。

（王仁华）

报到没多久，军宣队就进驻学校。王仁华初来乍到，对学校情况也不了解，就被“闲置”起来。有一天，一名军代表找到他说：“王仁华，明天开始，你去锅炉房烧锅炉，白天休息，晚上上班。”

这份工作看似没有任何含金量，但天性乐观的王仁华马上发现了它的好处：能避开各种纷争；白天休息，正好可以出去玩。与他一起的还有沈炳林老师，年龄比较大。沈老师跟他合计，合买一张月票，晚上烧锅炉，白天轮流出去玩。

沈老师出这个主意我特高兴。当时我年轻，白天没人管，就去北京的电子元器件市场。这个市场有规模，很热闹，晶体管刚出，我就买回来，一个人在宿舍里捣鼓，装半导体收音机，装好了特别开心。那时候，我的工资是每月46块钱，除了吃饭，差不多都花在这上面了。

（王仁华）

除了烧锅炉，王仁华偶尔也会被抽调去监督老教授劳动，或者跟随老教师外调，也踢过两三场球……这就是王仁华在中科大一年多时光的全部。

青春寂寞无声，岁月就在一日日的重复中流逝，未来不知会以何种方式展开。

1969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高等院校下放问题的通知》，决定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工科院校迁出北京，外迁至河北、陕西、山东、安徽、湖北等地，称“京校外迁”。

1970年年初，中科大六系被疏散到广西，王仁华也随六系去了南宁的无线电厂，在那里参加生产劳动。王仁华觉得这是很好的机会，可以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当时，无线电厂正好接到了一个任务，研制电视发射台，需要制造设备。部队派来了几个参谋，工厂里还有一个工程师，再加上王仁华，就组成了一个科研攻关团队。王仁华专业扎实，做事认真，动手能力强，很快得到了大家的认可。无线电厂的军代表很看重这个中科大的小伙子，也侧面了解了王仁华夫妻分居的情况，于是就找王仁华谈话，问他有没有兴趣留在厂里，如果愿意，厂里可以帮助他把妻子调过来，解决两地分居问题。

当时，我是有点心动的。为什么？主要是这个无线电厂对当地贡献很大，地位重要，职工收入较高，如果调过去，妻子工作就稳定下来。更重要的是，我可以从事本专业的研究，还能和妻子团聚，彻底解决了一系列问题。

（王仁华）

王仁华在广西南宁左右摇摆的时候，中科大经历命运的跌宕，峰回路转，迎来了机遇。

1969年10月，时任国务院科教组组长、国务院驻中国科学院联络员刘西尧主持拟订中科大《关于要求创办“五七教育革命实验基地”的报告》。基地既是学校，又是工厂、农场、科研单位，并迁离大都市到较远但交通较为方便的地方办学。报告经审批后，中科大派出四个小组分赴湖北、江西、安徽、河南四个省选新校址。湖北、江西、河南三地的负责同志都表示，只能提供建校土地，对人员的吃住及建校经费爱莫能助。考察了皖南宣城的安徽劳动大学后，安徽选址小组觉得宣城交通闭塞，不太适合办大学。时任安徽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的李德生了解到中科大正在选址的消息后，伸出援手，表示愿意提供搬迁学校的一切便利。

为了能留住中科大，安徽省最终决定腾出合肥师范学院和合肥银行干校来安置中科大，并明确表示：“安徽人民不吃不喝，也要把中国的科学苗子保住！”

史料记载，自1969年12月开始，至1970年10月结束，中科大不到一年就基本完成了搬迁工作，总计组织货运装车70余次，运货量865吨，装运仪器、器材、图书、档案等35000多箱；迁出家属470多户，组织职工、学生、家属客运20多批，约6000人次，用火车皮510多节，搬迁费达77万元。

1970年夏天，王仁华接到通知，中科大教职工也要随之迁往合肥。他这才看到了曙光，收拾东西辗转经淮南到合肥，总算安定了下来。

搬家后的中科大有些萧条：仪器设备损失2/3，档案资料大量流失，最要紧的是教师流失50%以上。1972年，全校讲师以上职称的教师不足百人，教学、生活用房严重匮乏，校舍面积不到6万平方米。教职工的宿舍普遍是四人一间，最极端的是祖孙三代挤在一间不足20平方米的陋室里，厨房是四家共用的。

虽然条件艰苦，但即使最贫瘠的土地也会绽放光华，何况在这所高等学府。像王仁华一样的教职工们拥有着别样快乐。

1970年，中科大组织了一个京剧团，选调一批主要是64级和65级中有才艺的学生，表演《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样板戏。京剧团了解到我会拉小提琴，就鼓励我加入。在进入新成区少体之前，我也是半个“文艺生”，父亲从小教我吹口琴，我还去著名口琴家石人望的培训班里学习过。记得初二时，班里组织大合唱，由我用口琴伴奏。后来，我也学过手风琴和二胡。在华师大学习期间，我专门学习了小提琴，属于“三脚猫”水平，可以应景。在京剧团，我们一般是早上练完嗓子后，就开始排练。接到演出任务，我们就出去巡回演出，我和五系的梁东山老师坐弦乐的第一排。

说到中科大京剧团，那段时光回味起来，欢笑中是带着苦涩的。为了宣传工作，我没有照顾好将要临产的妻子，这是我一生的亏欠。

我和德瑜1968年8月结婚，第二年，德瑜怀孕，9月份回上海待产。我因为演出走不开，就没有回去照顾。京剧团的领导刘兢了解情况后还在大会上表扬我，但后来我觉得很后悔。德瑜诉苦说，临产时太难受了，晚上是她父亲送她去的医院，但因为羊水没破，生产不顺利，进医院两天后才生产。可以想象，她一个人在医院是多么无助，可我却不能守在她身边。

（王仁华）

从1967年底前往中科大报到，到1970年下半年随中科大到合肥落户，这3年的时间里，王仁华经历了许多事情，特别是和夏德瑜完婚与儿子王政出生，这两件大喜事给他带来巨大的幸福感。激荡的大时代下，个人的安稳难得。王仁华走南闯北，身份从老师到锅炉工，再到工厂技术员，再到京剧团小提琴手，这是大时代中知识分子经受历练的真实写照。同期的夏德瑜，也有相似的遭遇。她到中国农科院养蜂所报到后没多久，去了军农场；两年后回养蜂所，随即又被分配到江西省新建区。

自从结婚后，王仁华与妻子一直面临着两地分居的问题。儿子王政出生后，解决这个问题变得非常急迫。

当时，我抱着刚满月的儿子陪德瑜去江西，在新建区待了几天，又送她到下面的一个生产大队，才极不放心又依依不舍地回合肥。

刚回合肥没多久，德瑜来信说，晚上在草棚里睡觉，王政害怕，不开手电筒就哭，一个晚上下来，电池就没电了。白天德瑜必须参加生产劳动，没法照料孩子，实在没办法了，只能请假将王政又送回合肥。

当时，我们将王政寄养在中科大车队王师傅家。那时王师傅还没有孩子，加上王政小时喜欢笑，他们两口子很喜欢他，暂时稳定了一段时间。

德瑜回江西一个月左右，王政出荨麻疹，王师傅两口子没经验，我更没有了。系里宣雅静书记让我打急电叫德瑜回来。德瑜刚回去不久，大队干部不准她请假。她急坏了，骑个破自行车，赶到县里找有关领导，才获得批准回到合肥。她回来后，悉心照料，王政很快就痊愈了。

（王仁华）

就在王仁华夫妻两地分居，孩子难以悉心照料的时候，一件小事，悄悄改变了夏德瑜的命运。

有一天，德瑜抱着王政在校园溜达，碰到原新成区少体的同学、时任中科大体教系教师的严庆心。她们老同学相见，热聊了一会儿。分手时，小严说：“哈德，晚上有场球，我们教工队缺人手，你来帮我们教工女篮打场比赛吧。”德瑜本来就是一个很开朗明亮的人，就答应了。不料，这对昔日体校同学联袂奉献了场精彩的比赛。德瑜速度快，体力好，还会跳投，能力出众。比赛中，小严和德瑜配合默契，小严后场一个长传，德瑜心领神会，在前场快攻得手。这场比赛很轰动，也把体教队的教练高兴坏了。那时军宣队的参谋们都喜欢篮球，我们六系的军代表王能平主任，更是热爱篮球。所以大家都出主意，想将德瑜留下来。最后，我们找到军管会的石副政委请求。石副政委同样喜欢篮球，对德瑜有很好的印象，得知德瑜又是复旦大学毕业的后，就拍板决定要人，发了调令。虽然后来办调动时碰到阻力，新建区不肯轻易放人，但学校派了专人去协调，最后还是圆满解决了。

那时，有中科大老师调侃：还是有一技之长好啊！

德瑜调来后，先是在中科大附中教书，后来调入物理系生物专业。从那时起，我的生活才算稳定下来。

（王仁华）

王仁华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在纷杂的世界里能够静下心来。他有强烈的求知欲，即使在人生的低谷期，也一直保持着对学习的热情。

在去广西之前，王仁华捡到一本狄更斯名著《远大前程》（Great Expectations），是英文版的。他的英文水平不行，看这本书很吃力。系里有两个教授从美国回来，也住在集体宿舍。他找到其中的向仁生教授，提出要跟向教授学英语。向教授颇感意外，反问：“你找我学英语？”王仁华当时太年轻，没懂这句话的意思，后来他才想起来，自己曾监督向教授劳动过。

王仁华天性善良，没有城府，根本就没觉得向教授是“坏人”。令王仁华感动的是向教授对他也没有成见，乐意教他英文。向教授很认真，念一段，讲一段；王仁华跟着念，慢慢领会，渐渐就有了感觉。

1972年，中科大在合肥渐趋稳定，开始招收工农兵大学生，学制三年。这批学生里，有一部分人之前就上过大学或高中，有较好的文化基础。学校教研室在安排教学的同时，也安排教师参与学习，特别是无线电技术发展很快，几年一个迭代，做教师的必须不断学习。王仁华意识到，要想在专业领域取得成就，必须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所以在完成本专业教学的同时，他把学好英语作为提升自己的突破口。

中科大的李佩教授，是“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的妻子。1961年开始，李教授就在中科大教授英语，之后也跟着南迁合肥。1972年，中科大已逐渐恢复教学工作，王仁华迫切想学好英语，便和一个同事同去拜访李教授。

我和同事商量后就一块去找李老师。没想到，我的那位同事很不客气，居然很生硬地说：“李佩，我们想跟你学习英语，你教我们，好吗？”我当时觉得，人家是大教授，怎么能跟人家这么说话。可李老师并没有责怪我们的无礼，微笑着点头答应了。

那时候，李老师的丈夫郭永怀先生已经不在了，她是一个人生活。李老师从未提起过她丈夫的事情，他们夫妇可是新中国享有盛名的人。我看到李老师，第一眼就觉得她是大家闺秀。后来到美国大学去学习，那些风俗习惯都是她教给我的。我早餐吃牛奶麦片，也是受她的影响。我去美国，也是李老师帮我写的推荐信。后来，中国科学院的人和我说，李老师写的推荐信，影响力很大。

1976年李老师调回了北京，她每次回合肥，我都会请她吃个饭，师生关系一直很好。

李老师的研究领域也是语言学方面，去北京时我也会去看望她。她每次都打扮得干干净净的，给我讲科学院的事情。她是一个非常有格局的人，言谈体现出中西文化的深厚修养，绝不是一般的老太太。我向她汇报我所做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她对科大讯飞的发展也非常关心，鼓励我说：科大讯飞是有前途的，你们一定要好好干！

李老师对我人格上的影响很大，无论做学问还是做人，让我懂得打开格局和视野是很重要的。我觉得我运气很好，能够认识她，成为她的学生；我甚至觉得，我始终以中科大为荣，是因为我能接触到像她这样高层次的人，他们在精神上引领我。

（王仁华）

王仁华对合肥的感情很深。合肥离上海近，有很多来合肥支援建设的上海老乡，他在中科大的学习和生活都很愉快。在他的心里，合肥很快就成为“第二故乡”，他把户口也迁到了合肥。

中科大走上正轨后，王仁华教学和科研的任务很重，但他依然没有放弃足球。他成为合肥市足球队的一员，参加了安徽省省运会，取得了第二名的佳绩。也因为足球这项团队运动，王仁华结交了许多朋友，在学校里也特别有人缘，受到学生的追捧。

那时，学生中有不少足球迷，球也踢得不错，像毕建发、陈秦生等。体教的张军老师也很积极，经常组织比赛。每次比赛，足球场挤满了观众，有学生也有老师。记得器材处就在操场边上，每有足球赛，他们倾巢出动；还有财务处的同事，球迷也不少。后来，我去财务处或器材处办事，大家都跟我打招呼，就像回家一样。

足球有较强的对抗性，有时也会发生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

有一次，我们中科大和合工大比赛。那天上午，我和六系72届学生在工宣队带领下去包河公园挖河泥。这次劳动强度大，我原想留点力，但带队的工宣队员不吭声，我当然也不能消极怠工，只好拼命干。系里几个同学见我就说：“王老师，你别干了，下午还要比赛呢。”结果下午比赛还真出了点事。比赛开始不久，我们先进了一个球，然后对方中线开球。合工大那个学生见我有些疲惫，一脚就往我身上踢，我猝不及防，感觉很疼。中科大的队友见对方是故意的，就冲过来将合工大的学生围起来讨说法，形势剑拔弩张。好在双方教练介入，大家没有动手，事情才算平息。

（王仁华）

1977年高考恢复，中科大依然是五年制。与工农兵大学生相比，这一批学生有阅历，文化素质也大大提升。学校全面恢复教学秩序，对专业课的教学要求更高。学校还专门招了一个班，让经历过1966年大学停课的学生“回炉重造”，给他们上课的都是学校最棒的教授。王仁华一边完成自己的课程教学，一边去“回炉”班听课，从概率论与数理统计、高等代数、算法语言等课程到实验室课程，全部都学。与此同时，他还帮助教研室的老师，组织大伙一起学习提高。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开始系统学习数字信号处理，奠定了他到美国学习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