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自由之地
20世纪30年代，一位年轻的中国学生向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提交了名为“Key Economic Areas in Chinese History, As Revealed in Development of Public Works for Water-control”的论文。凭借这篇论文，他顺利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1936年，英国伦敦乔治·艾伦和昂温有限公司出版了这篇言简意赅的学术论文。出版社的编辑们也许的确从论文中找到了足够多的过人之处，但他们或许在拍板之前也曾犹豫过是否应该出版这位无名东方年轻人的作品。毕竟说到底出版社还是企业，销量才是核心问题。幸运的是，出版社慧眼识人，这部书很快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重视。英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之问”[21]的提出者剑桥大学教授李约瑟高度评价此书，说：“这一著作，也许是迄今为止任何西文书籍中有关中国历史发展方面的最卓越的著作。”[22]
这样一部颇受西人重视的汉学研究很快传回国内，引起了吴景超、胡适、费孝通、张荫麟等知名学者的关注。他们撰写了不少书评，或称赞，或批评，就该书的研究路径和某些具体论述提出了中肯的意见。然而受到某些因素影响，该书的中译本《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直到1979年才由水利史专家朱诗鳌翻译完成，于1981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许多研究者和学生直到此时方才接触到冀朝鼎近五十年前的深刻思考。
冀朝鼎在书中提出了一个颇具学术延展性的概念——基本经济区。作者解释道：
中国的统一与中央集权问题，就只能看成是控制着这样一种经济区的问题：其农业生产条件与运输设施，对于提供贡纳谷物来说，比其他地区要优越得多，以致不管是哪一集团，只要控制了这一地区，它就有可能征服与统一全中国。这样的一种地区，就是我们所要说的“基本经济区”。[23]
我认为，要成为基本经济区，必须拥有两个条件：农业等经济条件发达，能够提供维持中央政府等核心国家机器运转的贡赋。唐宋之际，长江流域逐渐代替黄河流域成为国家的基本经济区，首都与基本经济区之间通过运河联系起来。东南地区每年需要通过漕运向开封运输大约六百万石粮食，供常驻开封的北宋皇室、官员、军队开销。这足以说明东南地区拥有足够丰富的粮食产量，民众能够承担相当高的赋税压力，东南地区与首都开封之间有比较顺畅的交通运输渠道。至于开封周围的京畿地区虽然承担了不少供输首都的财政义务，近郊农民收获主粮、蔬菜等副食后也多贩卖至都城，[24]然而其重要性已被东南漕运甩在身后了。隋唐以降，历代大一统王朝的经济命脉便是大运河，如何更稳定地将基本经济区与都城连接起来，成为王朝的核心政务。
四川拥有悠久的开发历史、雄厚的经济基础，但在中国历史上基本只作为某些四川本地割据政权的基本经济区，例如三国时代的蜀汉、五代十国中的后蜀。没有成为基本经济区未必是一件坏事，反而意味着四川完成朝廷规定的基本赋税任务后，不必经常承受额外的财政压力。说得更通俗一些，开封的北宋朝廷可以少收一点四川赋税，却不能对东南漕运放松丝毫。两地的经济水准或能一较高下、各有所长，财政地位则大相径庭。因此，四川能够把相对较多的经济产出和资金保留在本地，或积累或消费或用于再生产。总之，“肥水不流外人田”。
我不太清楚宋朝统治者是否有过给予四川更多财政任务的打算。这些未落实的想法，不会留存于史料的白纸黑字中。除了刚刚消灭后蜀政权，宋廷从蜀地搬运出不少的财富外，四川在很长时间内基本没有承受大量额外的财政负担。事实上，统一某个地区便先将该地的财富运走，是赵宋王朝的“常规动作”，四川并非特例。至于前文提到的川陕贸易，陕西地方官府才是主要的被考核对象，官方只能通过种种手段招诱四川商人出售物资，却无法考核他们。
对于传统王朝，财政收入当然如韩信点兵，多多益善。宋廷没有过多关注四川，应该有难以解决的限制条件，我认为地理交通条件应该是其中最主要的一项。
宋廷很早就意识到四川的地理条件和经济形态很有特点，因此在保留中央王朝经济集权的同时，给予四川本地比较高的自主性和自由度。
首先，北宋朝廷给予四川比较轻的赋役负担。北宋前期，四川在上供正赋之外，只需再缴纳绢30万匹、布70万匹，绢、布都按每匹300钱计算。因此，四川每年在上供之外，只需要再上交钱30万贯而已。[25]在当时的官员看来这个体量并不大。
其次，四川的茶、盐、酒都没有立即实行全面专卖制度，对民间交易相对放任，后来才逐渐由官方禁榷管理。史书对于北宋前期四川的茶、盐、酒政策均有明确记载。
茶法方面，“天下茶皆禁，唯川峡、广南听民自买卖，禁其出境”[26]。
盐法方面，全国大部分地区的盐由盐丁从地表水中晾晒制得，如东北、东南沿海地区制作海盐，陕西解州（今山西运城）则以咸水湖为基础晾晒池盐。四川当地则盛行一种打井抽取地下卤水，再煮卤成盐的制作方式，被形象地称为“井盐”。现在四川省自贡市设有盐业历史博物馆，展览内容非常丰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品尝自贡盐帮菜的同时，稍稍了解当地制盐的历史。宋人开凿井盐的技术较前代有大幅进步，大约在宋仁宗庆历年间，以“卓筒井”为代表的小口深井出现。相比于传统的大口盐井，制作一口卓筒井仅需将岩石凿开碗口大小，盐工再利用带有活塞阀门装置的竹筒从地下提取卤水。从地下采集卤水的制盐方式、小口深井技术的出现，使制盐在四川变成了一种比较容易，同时又颇为隐蔽的活动。据学者统计，宋代官方控制的盐井有近千处，年产量总计超过一千万斤。这听起来已十分丰富，然而一位名叫赵开的官员曾于南宋绍兴二年（1132年）清查公私盐井，总计盐井四千九百处，年产量六千余万斤，可见产盐量之丰富、私盐量之巨大。宋廷对于四川盐业的管理较为宽松。朝廷根据盐井的大小，将大盐井称为监，小盐井称为井。监由官方掌控；井则允许民营，如数缴纳课税后，商人便可以到周边地带贩卖，只是不能卖出川（峡）之外。[27]
酒法方面，四川地区从五代以来推行卖官曲制。也就是说，酿酒者从官方购得酒曲之后，便可以自由酿酒和销售了。宋太宗初年，赵光义听从了官方榷酒能够便民的说法，在四川创置官酒务，由官府自产自销。结果此举不仅未能便民，还激起了抗议的声浪，朝廷因而恢复旧制。不过，酒毕竟是国家财政，特别是地方官府收入的重要来源，夔州路之外的四川各地后来又逐渐重新出现了官酒务。
对于四川相对偏远和贫困的夔州路，宋廷的态度是减少赋税，官不榷酒，不禁茶盐，以安抚边民为第一政治要务。[28]随着统治时间延长、军事压力增加、财政开支加剧，宋廷也不可避免地落入俗套——通过种种途径增加赋役，四川的财政负担因而不断提高。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全国皆然，并非四川单独受害。
图1-2 《天工开物》的井盐生产
注：日本内阁文库藏，明和八年刊本。
总体而言，宋代的四川是幸运的。作为一个经济发达又距离首都遥远，并非基本经济区的地域，四川拥有相对宽松和自由的经济环境。从茶、盐、酒专卖规定看，朝廷特别在意“禁其出境”，也就是不能随意把宽松环境下的四川产品卖出境外。这对于商业活动足够繁荣、人口足够充足、地域足够广阔的四川而言恐怕没有太多影响，“天府之国”有底气搞“内循环”。朝廷所担心的只是四川“特权”流出后可能引发外地财政经济秩序的混乱。
或许正因如此，在不输出外地、不影响财政收入等大前提下，四川自由的经济环境更加能包容充满创意的新兴事物，也较少受到外界的强力干预，不至于刚有苗头便被无情扑灭。交子起先由民间自发形成，倘若其出现于某些管理特别严格、财政压力特别巨大的地区，恐怕就不存在发展的空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