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府之国

宋史学者们提起交子时常常会带上它的诞生地，称为四川交子。理由倒也很简单，宋代的每种纸币都带有地域性。北宋倒还好，交子之外几乎没有其他纸币发行。北宋晚期宋徽宗和蔡京设计出来的一系列新纸币都是四川交子的衍生品，且流通时间十分短暂。南宋的情况相对复杂，荆湖地区流通湖北会子，淮南地区流通淮南交子；而朝廷收支使用的东南会子，其实主要流通于东南地区，没有真正地同时在全国通用。从另一个角度看，除了坚持使用铜钱的“死硬地区”两广，四川交子（南宋改称钱引）、湖北会子、淮南交子、东南会子又几乎覆盖了其余南宋国土。说南宋是一个纸币国家，丝毫不过分。

而一切的开始，都要追溯至北宋时的四川。

1.地利开发

可能出乎许多人意料，“天府之国”在古代不只是四川的代称。北京周边、关中平原、并州等山西中部地区和其他一些经济发达、适宜人口发展的地区都曾被赋予这一美称。在诸多天府之国中，以成都平原为代表的四川则是资历较老，同时持续时间最长的。这可能是四川在今天独占天府之国称号的原因。

在宋代，四川是一个刚刚形成的概念。宋朝之前的人更多地用蜀地来称呼这块地方。乾德三年（965年），宋军消灭后蜀政权，得到益州等四十六个州府级行政单位，随即设置西川路。开宝六年（973年），峡路从西川路划分出来，川峡地区被分割为东西两个部分。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宋太宗又分西川为东、西两路。此后行政区划多有变动，直至至道三年（997年）末变回西川路、峡路。宋真宗咸平四年（1001年），川、峡二路分为益州路、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共四路。自此至宋末，川峡地区的路级辖区几乎没有变动。[1]川峡地区的路级行政区划被一分为四，时人将它们合称为“川峡四路”或“四川路”“四川”，四川之名由此开始作为行政区划的代称。

四川经济发展的核心区域，自然是地理条件最为优越的成都平原。汉中盆地与遂宁河谷等地亦有相当程度的发展。土地肥沃、气候比较温和、降水量充沛等较为优越的自然条件，给予了四川农耕文明先天的优势。学者主要从以下几个层面论证成都平原等地的发展速度与发展水平处于同时代较高的层次[2]：第一，土地开发利用率较高。政局平稳、人口增殖使得土地渐渐显得不够用了。一方面，人们需要积极开垦田地以种植作物；另一方面，城市内的土地价格逐渐变得高昂。第二，耕作技术和水平较高。虽然较农耕最发达的江浙地区略显逊色，但从整个宋朝疆域来看，四川的农耕水平还是相当高的。第三，稻麦二作制在优越自然条件的支持下普遍推广，使得土地利用率、粮食产量都大大提高。《宋史·地理志》称“地狭而腴，民勤耕作，无寸土之旷，岁三四收”[3]。这种优越的产出条件，恐怕令许多地方的农民很是羡慕。第四，经济作物多有种植。茶叶、蚕桑、果木等均是四川闻名全宋的特产。第五，手工业快速发展，盐业、纺织、印刷等都是四川具有优势的行业。

优越的经济条件养活了更多的人口。其实四川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数量的起点很高，原因是此地在动乱的五代十国时期几乎没有受到战争影响，得到了较长时间的稳定发展。进入宋朝，四川人口进一步增加，在宋初的太平兴国五年（980年）有一百二十余万户，稳居全宋第一。不过，宋初四川发生了多次兵变与民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济与人口的发展。北宋官方“扼杀”了上述不利因素后，四川人口在宋真宗统治时期进入了一个较为快速的增长时期。至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年），四川户口有二百一十二万，崇宁元年（1102年）则达到二百二十四万，均位居全国第二。此时人口增速放缓，人多地少应当是主要原因。一些大臣洞察了四川的人地矛盾，曾向皇帝建议将四川人地矛盾特别紧张地区的人口迁移至外地。[4]南宋时，四川人口进一步增长，除了本地人口增加，外来移民迁入也使得四川人口更为稠密。从史料记载和研究者的分析来看，宋代四川的人口数几乎达到了土地承载量的极限。在土豆、玉米等美洲作物被引入之前，四川人口数量增长的潜力几乎在宋朝耗尽。换一个角度讲，恰恰是四川能够产出这么多的农产品，才能养活如此庞大的人口。不过，四川人口的发展势头在宋元之际蒙古军队入川后被打断，人口重新获得了滋生空间。[5]

人口众多、经济发达、物产丰富，滋生了更为频繁的商业贸易需求。有学者曾经分析了北宋全国各地的商税数据，指出熙宁十年（1077年）之前，四川地区的商税占全国总额的28.6%左右；熙宁十年后，因茶法改革，四川商税有所下降，但仍然占全国的14.8%左右。[6]市面上主要的交易需求和流通的物资，除了粮食等生存资料，便是四川具有生产优势的经济作物与手工业产品。其中茶叶、食盐、酒是最大宗的商品，四川资金最雄厚的商人大多从事这些物品的贸易。

茶、盐、酒并不是商人能够随意自由贸易的物品，背后都有官府的身影。这三种物品为宋代专卖品，由官府垄断经营。宋人的脑筋比较活络，官府垄断，不一定意味着从生产、批发、运输到零售的环节全部由官府自己完成，官府可能只是控制其中的几个关键环节，剩下的交给商人经营。商人的义务便是按规定的方式上缴利润或支付价金。比方说，商人要经营茶叶或食盐，就需要事先从有关部门购买茶盐钞引等许可性票据；商人要从事酒类生意，则可能通过竞标的形式承包，许诺每年上交官府的金额。此外，官府每年还要通过和籴等形式从市场上大量采购粮食，以满足上供、军队开支用度等多方面的财政需求。

在宋代，发达的大宗商品贸易几乎都受到财政需求与官府制度的巨大影响。用现在的表达方式讲就是财政贸易行为对宋代GDP（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十分突出，官府是最重要的市场主体。商业贸易如此，货币又怎么可能“独善其身”呢？

2.造纸印刷

制作纸币有两大技术需求，其一是造纸，其二是印刷。而造纸和印刷恰好是宋代四川的代表性产业，在大宋境内可谓有口皆碑。

先来看造纸术。

四川造纸的历史十分悠久，有十分优厚的自然条件和产业传统。我国古代的纸张原料可以大体分为草本植物的韧皮纤维和木本植物的树皮纤维两类。从汉至唐，草本植物是造纸的主要原料，其中最常见的是麻。四川的气候适宜麻类植物生长，产出的麻质量优、数量大，深受各地官民的青睐。唐代大诗人杜甫曾经写诗说“蜀麻吴盐自古通，万斛之舟行若风”[7]，将蜀地的麻与江淮的盐视为贯穿长江上下游贸易的主要商品。唐人尤爱用四川麻纸抄写，官方抄书、撰写公文指定用四川麻纸的情况屡见不鲜。如开元年间集贤殿书院分为甲（经）、乙（史）、丙（子）、丁（集）四部抄写宫廷藏书，总共二万五千九百六十卷，全部书写在益州麻纸上。[8]

四川的能工巧匠没有就此故步自封。他们穷尽心思改进造纸技术，以求获得更好的书写与印刷效果。唐宋之际，以木本植物作为原料的皮纸制作技术在今四川、安徽等地逐渐成熟，其洁白且坚韧，特别适用于印刷。其中楮树的树皮是十分常见的主料，以其为原料生产的纸张被称为楮纸，而四川恰好盛产楮树。古代著名的科技著作《天工开物》写道：“凡纸质用楮树（一名榖树）皮与桑穰、芙蓉膜等诸物者为皮纸，用竹麻者为竹纸。精者极其洁白，供书文、印文、柬、启用，粗者为火纸、包裹纸。”[9]据元朝费著的《笺纸谱》记载，四川广都等地出产多种质量优良的楮纸：“广都纸有四色，一曰假山南，二曰假荣，三曰冉村，四曰竹丝，皆以楮皮为之。其视浣花笺纸最清洁，凡公私簿书、契劵、图籍、文牒皆取给于是。广幅无粉者谓之假山南，狭幅有粉者谓之假荣，造于冉村曰清水，造于龙溪乡曰竹纸。蜀中经史子籍皆以此纸传印。”[10]

质量优良之外，出品数量稳定、价格相对低廉也是宋代四川楮纸的优势。最终，交子等纸币、茶盐钞引等专卖票据选用四川楮纸印造的情况颇为常见。在全国各种公用纸张中，唯独蜀纸的质量最为人称道。如南宋临安朝廷发行的纸币东南会子并不流通于四川，却仍然舍近求远使用四川楮纸制造。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南宋朝廷宣布发行东南会子。制作东南会子的纸张最初使用另一大造纸产地徽州的纸张，但宋廷最终还是改用成都纸。[11]一位名叫洪咨夔的临安府籍士大夫在替皇帝撰写他人的晋升文书时，用代表皇帝的口吻夸奖说：纸币流通于东南，楮纸却取自蜀地。四川楮纸做工精致、质地细密，仿制者很难以假乱真。[12]直到南宋中后期，一来从成都制造再运送纸张到临安的成本过于高昂，二来朝廷需要印造数量甚巨的纸币以应对财政危机，从四川运来的纸张不太够用且速度太慢，宋廷才改为在行都临安生产纸币用纸。

无论徽州纸还是临安纸总有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东南会子改用其他地方生产的纸张后，许多人还是对成都纸念念不忘。甚至连徽州歙县籍士大夫方回都不得不承认：“自四川破，十八界会子及关子用徽州纸，易破烂。聚于行部〔都〕，每贯民间有贴会钱，官司受纳必欲好新楮。”[13]这段话的意思是，自从四川被蒙古军队攻破后，十八界东南会子和关子改用徽州纸制作，容易破烂。临安城使用会子的“潜规则”有两种：使用者在民间交易中使用纸币，必须多出些“贴会钱”当作折旧；官府则只收取新而完好的会子。由于实践证明徽州纸和临安纸用于制作纸币时的确不如成都纸，咸淳七年（1271年），朝廷又重新命令四川制造纸币用纸，每年分四次上供两千万张。[14]事实上成都楮纸就是当时最好的造币用纸。

如果不是从成本、距离、速度等方面考虑，宋廷恐怕会坚持用四川楮皮纸制作纸币的方针不动摇吧？幸运的是，四川本地制造、本地流通的交子几乎不存在运输方面的问题。

再来看印刷术。

雕版印刷术在唐五代时期出现并逐渐成为传播知识的重要途径。成都等地很早就出现了雕版印刷活动，许多民间书商依靠印刷佛经和日历获利。

1944年，四川成都望江楼唐墓出土了一张蚕纸质地的《陀罗尼经咒》。这件经咒所在的位置十分有趣——它悄悄地藏在墓中女尸右臂上的银镯里。若不是镯子的破损处稍稍露出些许纸页，考古工作者发现这件经咒的时间恐怕还要推迟些许时日。当时的人们相信，用这样的方式将经咒带在身边可以获得神佛庇佑。经咒全文仅有一列汉字，而恰恰是这列大家都能轻松读懂的文字彰显了它不俗的“血统”。这列汉字包含“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印卖咒本”等字样。专家们核查史料后指出，成都改称“成都府”是唐肃宗至德二年（757年）之后的事情；结合墓葬本身的形制、该印本的风格和其他随葬器物的类型学特征看，该墓葬的断代最迟大约在公元800年前后。这件由成都卞姓书商刻印的《陀罗尼经咒》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印刷品之一，充分说明了唐代成都印刷业的先驱地位。

后蜀政权统治蜀地时，四川本地的印刷业发生了一次巨大进步。广政十六年（953年），在宰相毋昭裔的主持和推动下，蜀地出现了大规模刻印儒家经典、文学经典的热潮，这为四川印刷业在宋代进一步发展打下了极其坚实的基础。

成熟的印刷技术、大量熟练的刻工、质量优良的纸张等因素使得四川成为宋朝著名的刻书基地之一。蜀刻，向来以质量闻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成都承办了宋朝大型官方工程《大藏经》的刻印工作。开宝四年（971年），宋太祖赵匡胤专门派人到四川成都组织刊刻《大藏经》。所谓大藏经，指汇编佛教典籍形成的全集。开宝《大藏经》的体量很大，刊刻难度比较大，非具有雄厚印刷实力的地域不可承担。开宝《大藏经》共一千零七十六部，五千零四十八卷，雕版十三万块，历时十二年，至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年）才完成。这套《大藏经》又被称为“宋开宝蜀本大藏经”，在当时便流传至日本、高丽、越南等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有如此优秀的造纸和印刷技术打底，交子率先在四川产生时，应该没有遭遇重大的技术难关。

3.运输交通

大唐开元年间的某个慵懒的午后，大诗人李白正悠闲地卧在榻上闭目养神。睡梦中，他忽然回忆起自己年少时在故乡四川的点点滴滴，想起了二十五岁的自己是如何的踌躇满志，一心想要“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去唐王朝广阔的天地里挥洒自己的才华。可好景不长，霎时间天旋地转，梦境中阴云密布，显得阴森恐怖。定睛一看，天空中竟然出现了那些长安城里排挤自己的权贵，奸诈的面庞令人作呕，丑陋的手段让人厌恶。那些人把持着用人通道，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官场的难简直比登天还难，就好像家乡的崇山峻岭，黄鹤之飞尚不得，猿猱欲度愁攀援……

大诗人一下子惊坐起来，全然不知后背的冷汗早已打湿了衣服。虽说是噩梦，可李白竟觉得文思泉涌。他快步来到书桌前，试着让那种凶险的意境在脑海中留存得更久一些，赶忙在稿纸上写下“噫吁戏，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二百多字一气呵成。

上述场景当然只是出自我的想象。李白的心路历程我们不可能分析得一清二楚，但“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这句话却深深刻在了后人的脑海里。现如今提起四川的交通，人们的第一印象大概还是“蜀道难”。

蜀道难，确实是四川交通的特点之一。四川盆地可谓隔绝于山水之间，东有三峡天堑，西南为横断山脉，北部又有剑门隔绝。这造成四川具有相对的经济和政治独立性。经济上与外界的联系较少，政治上则特别容易形成割据势力和地方政权。在宋代，四川使用铁钱，与全国大部分地区流通铜钱不同；交子在北宋也没能溢出四川太远；朝廷在统计全国经济数据时，往往将四川的数据单列；南宋四川地区的军政长官有更多便宜行事的特权。

然而四川的交通还有另一个特色。作为国家的西南要地，四川与东、北、南三个方向的经济交流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对于国家而言则常常具有财政或战略意义。因此，四川的交通虽然通得难，却通得很重要；在某些时期、某些地点，还通得很频繁。

宋廷对于建设四川交通很是重视。消灭后蜀政权没多久，宋太祖便下令让四川本地的官员兴修桥梁道路。四川的地方官员揣摩皇帝的心思，从中悟出了一条能更快地获得提拔、得到皇帝赏识的路子。史书记载四川等地出现了地方官员经常进言建议大兴土木、修桥铺路来邀功请赏的现象。皇帝和中央高官还不得不想办法做出限制。比如宋真宗就下过一道诏书，告诫说以后地方官员要是再想修栈道，得提前汇报修路的必要性和效益，不要擅自行动、先斩后奏。[15]

宋朝建设四川交通线路的努力总体来说还是卓有成效的，形成了一套以成都为中心，向四周辐射的巨型交通网络。[16]

四川往东至内地的交通，主要依靠长江水路。由于水路几乎是四川财物运输至京师开封的唯一渠道，宋廷对长江交通线路的维护格外重视。到了南宋，长江水运的重要性一点也没有下降。成都的机构制作好印造东南会子的楮纸后，便将它们打包装船，通过一种名为“纲运”的运输方式顺流而下，最终送达行都临安。

四川向北的交通则以蜀道作为陆路交通的主要通道。以汉中地区为中点，栈道分为南北两段。北段大体又可以细分为四条，分别是由子午关经子午谷至汉中；由骆谷至傥谷；由斜谷至褒城；由大散关经凤州至褒城。南段主要有两条，分别是由汉中经利州、剑州、绵州、汉州等地至成都；由汉中经米仓山至梓州。官员、商旅向北出四川至陕西的路线，不外乎上述几条。别看蜀道中的某些栈道修建于悬崖峭壁，狭窄至极，连人带货登上栈道行走仿佛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历险，可四川与陕西之间的人员和商贸往来其实十分频繁，貌似狭窄的栈道完全能够支撑大宗商品的流通。川陕之间的陆路交通线，是西部地区最繁忙、最活跃的商贸线路和文化传播之路。

川陕之间的交通历来十分重要。早在战国时期，秦王派遣张仪等人攻伐蜀地，秦军即通过栈道入蜀。时人称“栈道千里，通于蜀汉，使天下皆畏秦”[17]。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介绍蜀地与外界的经济沟通情况时也重点强调了川陕栈道的作用，他说蜀地四塞，靠千里栈道才能无所不通，用丰产之物换取所需的物品。[18]

北宋对于川陕交通的依赖程度很可能较之前更高，主要原因是战争带来的资源需求。1038年，北宋王朝的西北部诞生了一个全新的民族政权——西夏。西夏是一个武力强盛、具有开创精神，同时又敢于在周边几个大国之间周旋的政权。西夏的地位是靠自己实打实打出来的。建国没多久，西夏分别与宋朝和辽国在战场上刺刀见红，都取得了胜利。此后辽、西夏、北宋三者长期保持“三国鼎立”的态势。值得一提的是，以艺术家著称的宋徽宗和臭名昭著的宦官童贯，倒是主动发兵攻西夏，并获得了不错的战果。只是宋徽宗可能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从巅峰到地狱竟然如此之快，而西夏居然直至遭受不可一世的蒙古大军的进攻才被消灭，比北宋灭亡不知晚了多少。远在开封的宋廷长期以来将西夏作为国境西北部的心头大患，与之接壤的陕西自然成为大军驻扎之地，需要大量军需物资支撑。经过历代王朝的战火和索取，陕西虽仍有秦州等西北都会城市，但整体的经济实力已不复往日的辉煌。战争仿佛一个无底洞，吃尽了陕西的财赋，却仍不满足。宋廷只能通过各种手段调拨或采购外地物资供输陕西，而四川正是主要的后勤来源地。四川交子走出四川，进入国家财政领域，就是通过军需驱动下的川陕物资贸易往来。比方说宋仁宗庆历七年（1047年）二月己酉，皇帝下诏命令益州向秦州提供交子三十万贯，招募商人入中粮草供秦州的官府收购。[19]为什么要调拨交子入陕？原来，某些向皇帝进言的官员指出：许多四川商人在秦州经商。现在秦州缺乏军储，可以用交子购买这些四川商人入中的物资。[20]这是交子进入国家财政体系参与西北军需供输的主要方式，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详细讨论。

四川与西南方面也有比较成熟的交通路线。宋人与西南少数民族乃至外国交通，均有赖于这些交通设施。

综合经济与交通来看，四川是同时代经济水平数一数二的地区，本地的产品足够丰富，甚至还有余力向外地运输或销售。这倒不是说四川当地没有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穷人，而只是根据史料记载在经济总产量方面得出的结论。贫富差距、阶级矛盾等问题，不仅赵宋王朝解决不了，整个中国古代的王朝也难以解决，我们在此先按下不表。地形四塞，又与外地保持较为通畅的交通线路，使四川经济处于“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状态：平时安心谋发展，一旦国家需要，就有足够的资源支援。相对而言，四川内部的经济发展受外部影响较小，这种隔绝性促使四川孕育了某些内生的发展模式和创新成果。交子，就是最具代表性的金融创新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