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衣锦军

今杭州市临安区范围，地势自西北向东南倾斜，区境北、西、南三面环山，形成一个东南向的马蹄形屏障。西北多崇山峻岭，东南为丘陵宽谷，东西海拔相差1770余米，全境地貌以低矮丘陵为主。

衣锦城即位于这一区域东南侧一处比较开阔的盆地，南依功臣山，北括太庙山，南笤溪、锦溪、马溪等围绕城池周边（图1-6），唐时属临安县石镜镇。钱氏祖居于此，自钱镠崛起后，光化元年（898），唐昭宗下旨改钱镠乡里为广义乡勋贵里衣锦营。很快又升衣锦营为衣锦城，天祐四年（907）再升衣锦城为安国衣锦军(29)，衣锦军成为钱氏政权初期的军政要地(30)。天复二年（902）的武勇都之变，正由钱镠出巡衣锦军引起。但在整个事件中，更凸显出衣锦军与杭州互为表里的作用。此后，钱镠加大了对该城的建设。

如在太庙山南坡依山建钱氏宗祠，其性质实同于皇家之太庙。吴越纳土之后，衣锦军成为临安县城，城市整体格局基本未变，甚至连“太庙”之名都相沿未改，一直使用至清代。《咸淳临安志》中所绘临安县境图，基本反映了衣锦军旧有的格局。

2019—2020年，在原城南小学区块，发掘揭示了衣锦城南城墙、南城门及城内建筑遗迹等。城墙为东西向，揭露长度149米，由城墙和城墙基础两部分组成。城墙底部宽约8米，残存最高处约0.75米，南壁残存长方砖错缝叠砌包边。城墙基础底部宽25.7米，南侧用鹅卵石、北侧用青砖包边，中间全部用沙、石、土夯筑。城门位于东西向南城墙的中部，城楼台基南北宽约17.4米，东西残长10.5米。城楼台基内侧，局部可见通往城门的道路残迹。三条道路紧邻，宽约4.5—5.9米不等。除南城墙、城门及道路外，还在城内发现院落、水井，以及规模较大的砖券结构排水沟等遗迹。(31)

2017年4—10月，在配合临安区政府地下车库人防工程建设的考古发掘中，于钱镠墓以西发现了一处大型的五代建筑遗址，出土大量瓷片及铜钱、文字砖、瓦当等遗物，部分砖上发现“官”“官用”“大”“东”“上”等文字。同时，还发现了四个大型陶缸，各可容纳数百斤水。(32)在大型古代建筑群中，多见有大水缸贮水防火的现象。

史载“镠于临安故里兴造第舍，穷极壮丽，岁时游于里中，车徒雄盛，万夫罗列”(33)。钱镠确曾多次驾临衣锦军，且作长时间驻留，可知衣锦城内当有供钱镠使用的宫苑类建筑。该遗址紧邻武肃王钱镠墓西侧，位置重要，所以就其性质而言，或即为宫苑建筑，而非单纯的州县级别的衣锦军衙署。

2018年12月至2019年4月，又在距临安城东约5千米处的青山湖科技大道北侧，发掘了潘山建筑遗址。该遗址整体朝向西南，依山坡建造，北高南低，共发现吴越国、宋两组不同时期的建筑遗迹（图1-7）。吴越国时期建筑遗迹，包括主殿基址和四周散水、东侧房址、水井及围墙墙基等。宋代建筑遗迹，主要有散水和天井等。出土有较多吴越国至宋时期莲花纹瓦当、鸱吻、板瓦和同时期各类瓷器残片等(34)。由于该遗址离城区较远，其间缺少大型聚落相勾连，因此基本可以排除城坊区“溢出”城外的可能性。结合现地理位置与建筑布局推测，遗址可能为衣锦军城外某处寺庙遗存。据旧方志可知，衣锦军外遍布祠庙，其中东城外亦颇有分布。仅凭地理方位，固然不足与具体的祠庙确切对应，但仍可通过这类遗址，看到衣锦城的城、乡分布格局的蛛丝马迹。

此外，通过近年来的考古调查及勘探，已基本明确了衣锦军城墙、城门、护城河及城内道路等框架性遗存和部分重要建置的分布情况，从中可推测出，衣锦军是晚唐五代时期钱镠在原临安县城之外新建的一座城池。发掘揭示的一门三道、整齐有序的院落格局、完善的排水系统，局部再现了吴越国城池规划体系。不过，衣锦军虽贵为帝乡，但始终未单独建州。可见在政治上，它与其余各州仍有差异。钱镠在生前，多次驾临衣锦军，直至去世前一年，为庆祝重新获得后唐王朝的认可，“丙戌年春，寡人以玉册叠膺于典礼，清宫未展于严禋，遂辍万机，暂归锦里（衣锦军）。寻，属节当炎暑，犹未却回都城”(35)。由春至夏，盘桓数月。可见直至钱镠去世，衣锦军部分承担了政治中心的功能。

但随着钱镠去世，衣锦军的政治地位和作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首先，钱镠墓园占据衣锦军城内最高亢、核心的位置。而其余已知的重要钱氏家族成员墓葬，如钱坞垄祖茔、钱宽夫妇墓、马氏康陵等，都位于衣锦军之外，包括由钱氏旧宅改建的光孝明因寺，也没有纳入衣锦军的范围。就墓与城的关系而言，钱镠墓在城里无疑是一家独尊的。其次，在钱镠身后，除了钱元瓘夫人马氏在去世后归葬衣锦军管下庆仙乡之外，钱元瓘以下四王极少再回衣锦军作长时间驻留。可见从钱元瓘即位开始，衣锦军逐渐失去了原来类似陪都的政治功能，转而成为专门守护钱镠陵园的城池，性质近似于奉陵邑。其后北宋于洛阳巩县建永安陵区，也设有守护诸帝陵园的永安军，应都属于历代以来的陵邑制度的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