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杭州城

吴越国领内，杭州无疑是重中之重。可惜杭州城内遗迹古今叠压极为严重，城市考古工作的开展，远较墓葬、寺院等单体遗迹的发掘困难。通过并不系统的配合基本建设的勘探和发掘，努力勾勒出吴越国杭州城的面貌，正是考古工作的目标所在。

杭州之名，始于隋开皇九年（589）废郡为州。当时的杭州下辖钱唐、余杭、富阳、盐官、于潜、武康六县。州治初在余杭，次年迁钱唐，至开皇十一年，在凤凰山依山筑城，至唐代杭州州城遂稳定于此。而彼时的钱唐县辖境，则在州城以北、西湖以东，研究者认为钱唐县东至今中河、南至解放路、北临体育场路、西靠西湖，即白居易所谓“州傍青山县枕湖”(3)，应较为可信。

一、引湖入城

杭州州城建于今凤凰山麓，踞山面江。因常年受海潮冲击，直到唐代中期，平陆地区地下水仍咸苦难饮，居民饮用水源全仰赖临山凿井或西湖水，引汲殊为不便。至唐德宗时，李泌任杭州刺史，“引西湖水入城为六井，大为民利”(4)。关于李泌所开六井，据苏轼的记述，“其最大者，在古清湖中，为相国井，其西为西井，少西而北为金牛池，又北而西附城为方井，为白龟池，又北而东至钱塘县治之南为小方井”(5)。白居易出典杭州，勤于西湖水利，仍不忘李泌开六井的重要贡献：“其郭中六井，李泌相公典郡日所作，甚利于人。与湖相通，中有阴窦。往往堙塞，亦宜数察而通理之。则虽大旱，而井水常足。”(6)

自此，六井开启了杭州居民长距离汲引西湖水的先河，“然后民足于水，井邑日富，百万生聚，待此而后食”(7)，此后近百年间州城与钱唐县治之间的平陆地区逐渐得到开发，杭州城也由局促于凤凰山麓的普通州城，逐步发展成浙西的经济重镇。

李泌开创的六井系统，于西湖与居民区之间开凿地下水窦，以竹管导流，将西湖水引入居民区。自六井修成之后，历任有远见的守臣均以疏浚西湖、畅通水道、引水入城为要务。“吴越王时，湖葑蔓合，乃置撩兵千人，以芟草浚泉。又引湖水为涌金池，以入运河”(8)。可见，吴越国时期，继续视西湖为城市生活之命脉，全力整饬。但由于材料易于损毁，加上西湖湖面屡有盈缩，至北宋时已经“湖狭水浅，六井渐坏，若二十年之后，尽为葑田，则举城之人，复饮咸苦，其势必自耗散”(9)。于是自北宋起，又对引水入城的暗渠系统多有扩充、改进，引水管道的用材也不拘泥于成法，竹、木、石、瓦，时有变化。

2017年发掘的杭州劝业里古遗址(10)，东临东坡路，西临蕲王路，北临长生路，南临学士路，发掘面积1500平方米，发现了多处房址、路面遗迹以及2座古墓葬。揭露的遗址年代虽仅止于南宋，但同时也体现了唐末五代以来杭州城的城市格局的变迁。遗址中还发现一段南宋时期的木质引水管，揭露长度10米，截面呈方形（图1-1）。该引水管是由多段长条形水管拼接而成，每一段长5.3米，连接处为子母口，设有用以清淤的两块活动木板；每段水管由四块3.4厘米厚的木板，先钉铁钉，后用粘结剂拼合而成。这两种方法并用，确保缝隙处的绝对封闭，避免水流外溢。这段引水管，溯其源头，一端连接着西湖，一端连着某一水井，正是引西湖水入城的典型做法。这样的引水管道，构成了唐宋时期杭州城内最重要的引水系统，入宋以后有了更进一步的扩展，为杭州城市的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二、州城与罗城

州城即子城，位于凤凰山，为州治所在。钱镠初据杭州，“余始以郡之子城，岁月滋久，基址老烂，狭而且卑，每至点阅士马，不足回转。遂与诸郡聚议，崇建雉堞，夹以南北，矗然而峙，帑藏得以牢固，军士得以帐幕，是所谓固吾圉”(11)。其后，钱镠又于光化三年（900），在子城内增建镇海军使院（即镇海军节度使衙门），举凡疆场之事、聘好之礼、生民之疾痛、军旅之赏罚，都于此商议办理(12)，子城成为钱氏的权力中心。

天复二年（902），钱镠进封越王，重返临安衣锦城。徐绾、许再思借机率武勇都叛变，并联合宣州田共同袭击杭州。此役是吴越建国之前遭遇的最重大的内部变故，险些动摇了钱氏的统治根基。

“左武勇都指挥使许再思以兵迎绾（徐绾）同叛，将及内城，王子传瑛与三城都指挥使马绰、牙将陈为等发悬门以御之……王遂沿江至内城东北，登城而入。”(13)钱镠一方面调兵遣将抵御叛军，一方面向杨行密送子联姻、重金订城下之盟，方渐次平息叛乱。在此次事变中，杭州子城发挥关键性的作用，确保钱氏权力中枢的安全。事定之后，即因为指挥使马绰“有发悬门之功，王寻命文穆王纳绰女”(14)，马绰为钱镠妹夫，其女即钱元瓘王后恭穆夫人马氏。

同时，随着州、县之间平陆地区的发展，大顺元年（890），“王命筑新夹城，环包家山洎秦望山而回，凡五十余里，皆穿林架险而版筑焉”(15)。唐昭宗景福二年（893），钱镠调用了二十万民夫及十三都的军士，在夹城基础上，扩筑罗城，周回七十里(16)。钱镠自诩为“百步一敌楼，足以言金汤之固”(17)。当然，钱镠筑城，并非一蹴而就，实际上经历了多次的拓展，最终奠定了杭州大城的基本格局和规模。在吴越纳土之后，北宋基本延续旧制，未有大的变化。宣和间，方腊据杭州反宋，事定后因杭州残毁严重，而有所修缮。其后，建炎南渡，金兵南征，杭州再次遭到冲击。其后几度维修，至南宋灭亡，元朝下诏拆毁天下城墙，临安府城墙拆毁殆尽。

由于经过几次大规模的筑、毁，杭州城墙遗迹的叠压关系极为复杂。2006年，在望江门区域发现了一处五代至南宋的城墙墙基遗址。该段城墙由吴越、北宋、南宋三期遗存依次叠压，其中最下层的吴越国时期城墙距现地表深约2.7米。城墙残高1.5米，宽1.2米，揭露长度3.5米。墙基内部用粉砂土堆筑，外侧用不规则的石块砌筑包边。石砌包边墙之外，再打入一排松木地桩，起到加固墙基的作用(18)。直到南宋时期，筑城时仍然沿用了这种木桩加固的做法。

在钱镠扩建杭州城的工程完成后，子城、罗城格局始为完备（图1-2），杭州的主要城门纷纷见诸记载，如德胜门、内城南门、北门、龙山、竹车、南土、北土、保德、北关、涵水、西关、朝天、炭桥新门、盐桥等(19)。

其中，作为夹城北门的朝天门，旧为隋代所建新城戍，其后“规石为门，上架危楼，楼基叠石，高四仞有四尺，东西五十六步，南北半之。中为通道，横架交梁，承以藻井，牙柱壁立三十有四，东西阅门对辟，名曰武台，夷敞可容兵士百许”(20)。文献中提到的横架交梁和牙柱壁立，是唐宋时期城门的典型样式，即排叉柱城门，而非明清两代习见的砖构拱券门。此类城门，城门洞不采用砖砌发券的方法，而是在包砖或包石的夯土台基的门道两侧，沿台基边密排柱础。柱础上设立柱，柱上架梁枋，承托城门楼，构成城门洞间架结构。

2000年，在配合杭州中山路鼓楼重建工程中，发掘了吴越国和南宋时期的朝天门遗址。发掘出的遗迹主体为南宋时期所建，由石墙、夯土台基、柱洞等构成。其中台基西侧应为原吴越时期朝天门遗址，保存了4个柱础坑和一块柱础石。础石体量不大，略呈梯形，宽35—70厘米，厚30厘米(21)。从结构上判断，此类遗迹即为排叉柱的柱础。虽因发掘范围较小，未能全面再现吴越朝天门的完整规模，但仍然局部反映了吴越国时期杭州城门的基本形制。而从朝天门遗址与子城的位置关系又可以看出，随着罗城的扩建，朝天门被囊括其中，演变为礼仪性的门阙。(22)

三、捍海塘

杭州城紧邻钱塘江，城市的发展深受其影响。如方志中所记：“江挟海潮，为杭人患，其来已久。白乐天刺郡日，尝为文祷于江神，然人力未及施也。”(23)后梁开平四年（910），钱镠征调民夫修筑捍海塘。最初的海塘以堆土版筑的方式修造，难以阻挡潮水巨大的冲击力。后改为石囤巨桩的方法，才筑成了海塘。

1983年，在今杭州市南星桥一带发现了一段五代捍海塘遗迹（图1-3）。该遗迹由外而内分为两部分：最外侧立几排木柱，正面迎受潮头冲击，为第一道缓冲带。木柱之后，即为海塘。塘基外侧，以木构建成宽约12米的基础框架，中间叠放长竹笼，竹笼内塞满石块。塘基内侧也同样建一道木构框架，并以竹编和木桩加固。而土筑的塘体即夹在这两层木石结构的框架之间。(24)这一结构，恰如文献所称，“王乃命运巨石，盛以竹笼，植巨材捍之，城基始定，其重濠累堑通衢广陌亦由是而成焉”(25)。从此杭州城市的发展，增加了一条重要的屏障。

2014年，在原杭州上城区江城路以东的江城文化宫所在位置，又发现了一处吴越国时期的捍海塘遗址。此次发掘地点位于1983年发掘地点以北1千米处，距离已勘探发现的宋代临安城东城墙遗址东侧约80米。该处捍海塘遗址位于遗址的第⑨、⑩两层。其中第⑨层是吴越国时期海塘修缮增高的部分，出土了数量较多的唐五代瓷器残片，多为碗、罐、盘、壶等生活用具；第⑩层是吴越国早期修筑的海塘本体及文化堆积，出土了晚唐时期越窑瓷器，其下即为钱塘江潮水冲积的原生粉砂土。

此段海塘呈南北走向，截面为梯形，自东（外）向西（内）可分为迎水面、顶面和背水面三部分（图1-4）。已发掘部分总宽度约34米，其中迎水面宽约14米，顶面宽约18米，背水面因发掘面积所限仅揭露2米宽。已知塘体高度约5米。海塘背水面和顶面因地制宜采用纯净的粉砂土分层堆筑而成。整个迎水面呈斜坡状，近塘顶处坡度约28°左右，自内向外往钱塘江方向逐渐平缓。

通过发掘可知，海塘迎水面遗迹可以分为东、西（外侧、内侧）两部分。东部（外侧）塘体为人工分层堆筑，土层间铺以竹编、芦苇，并用细木桩固定。塘体中还立有两排直径20厘米左右的木桩，木桩用长麻绳缠绕相连，作为墙筋使用。

海塘迎水面西部（内侧）是以经过粗加工的木料为框架，土、石为填充材料，以竹篱、竹编、竹索、麻绳等辅助材料加固组合而成，功能是加固粉砂土构成的海塘塘体（图1-5）。木框架内自西向东分布着八排木柱，上下间距1.2米的两层横木东西向贯穿木柱所在位置，用竹索捆缚加固后形成“井”字形框架结构。框架结构最东侧木柱较为密集，直径15—20厘米，基础部分用竹索捆缚南北向木料，局部利用横木东端榫卯结构予以加固。木框架东西两侧用竹篱对塘体土层进行分隔加固。在木框架内，又有一道竹篱将木框架分隔成东、西两区。

框架西区宽约1.2米，在两道竹篱和木桩间填置砂土。东区除了东西两侧放置竹篱外，还在木桩间用竹编进行分隔，形成东西宽约3米、南北长约2.7米的大竹筐，竹筐内填置大石块和泥土。在木框架结构上部用竹笼装载小石块作为海塘表面护塘石，最后在塘面分层铺垫稻草、芦苇和泥土，钉以木桩竹梢进行加固，使之不发生位移。

此次发掘，首次较为完整地揭示了吴越捍海塘遗址的主体结构形制、修建工序、工程做法，尤其是发现了海塘铺垫柴草加固等海塘埽工做法。同时，基本确认了海塘的修建、使用、修缮和废弃的相对年代。该海塘最早建于后梁初期，从后梁到北宋初年经过三次不同规模的修缮增筑，到北宋中期，该处海塘所处区域已淤为平陆，海塘完全废弃，至南宋以后完全成为杭州城市的一部分。

此段捍海塘遗址的考古发掘，从时空关系揭示了吴越国捍海塘与杭州城东界以及与宋代临安城东城墙之间的相对位置关系。由于传统的版筑土塘无法抵挡钱塘江大潮的冲击，后梁开平四年（910）钱镠就是通过新的方式兴建捍海塘，扩建了吴越杭州的城墙，奠定了杭州在五代乃至南宋临安城时期的城市格局。

此后，为配合杭州城市建设，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继续对钱塘江古海塘遗址的整体线形、结构进行重点发掘研究，在艮山路、大王庙路段、乔司监狱等区域均发现了古海塘遗址，掌握了不同时期钱塘江古海塘遗址的线形分布，获得了各个时期各种类型海塘的营建工艺。

如艮山路石塘是由大型条石丁顺相间纵横叠砌的重型鱼鳞石塘，现存八层。柴塘位于石塘的东侧，最底层石条紧挨柴塘；大王庙路段海塘局部发现斜坡石塘叠压在柴塘之上的柴塘加石塘的双塘结构；乔司监狱古海塘遗址主体为石塘，底部为整排的木桩基础，部分区域迎水面发现抛石坦水(26)。

通过海塘遗迹的逐步外扩，可以看到自吴越建捍海塘起，杭州城市的营建、变化过程。对于一个发展中的濒海城市，海塘并非只具备单纯的防御潮水功能，而且与城市的范围拓展、居民的稳定生活休戚相关。正是随着捍海塘的修建、海涂淤积、再外扩、再淤积等一系列漫长的过程，杭州城由西南山地向平陆发展，最终形成了此后千余年的城市规模。

四、新登古城

唐大顺二年（891）秋，杜稜奉钱镠之命，于杭州西南方向的新城县东安镇修筑罗城（即今富阳新登古城），至景福元年（892）夏告竣。乾宁二年（895）当钱镠全力攻董昌时，淮南杨行密派精锐取道东安进攻杭州，杜稜凭城固守，解除了钱氏的后顾之忧。平定董昌之后，罗隐于乾宁五年(27)作《东安镇新筑罗城记》，并勒石纪守城之功(28)。

作为杭州城曾经的屏障，新登古城此后渐趋隐没。自2020年起，在古城遗址范围内，先后发掘了古城南门、西门和东门、小东门及北门等区域，并对局部位置进行解剖，取得重要成果。唐代地层内出土的城墙砖，正面多有凹窝，砖面还模印有“上”“大”“唐”等文字。西门遗址内发现相互叠压的唐、宋和明清时期城墙遗迹。其中唐代城门门道宽2米，其上叠压宋代城墙。两期城墙在方向、包砖、砌筑方法、粘合材料和夯土墙心等方面都有较大区别。整体而言，遗址内发现的唐、宋和明清时期遗迹结构清晰，叠压关系明显，保存情况较好。考古成果展现了新登古城（东安城）依山建城、外墙单面包边的特点，为研究唐代以来东南丘陵地区山、城结合的构建模式提供了重要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