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国际政治、经济局势错综复杂

一、全球地缘局势的“不确定性”

国际形势中，政治、经济形势密切联动，近年来地缘政治博弈成为影响经济全球化发展的突出因素。尤其是过去几年间，地缘政治因素呈现上升势头，热点与潜在冲突点增加。大国博弈、地区武力冲突等一系列热点政治问题都是地缘政治博弈的突出表现，可以预见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它们还将会不断演进、持续存在。

如何理解并概括目前全球地缘局势的“不确定性”？至少要从三个维度来进行思考。

一是东欧地缘政治危机将在什么时间、以什么形式结束。从区域经济角度来看，这场危机对欧洲经济和能源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从全球经济角度来看，这场危机不仅导致了全球粮食、能源安全受到严重冲击，其造成的供应链受阻等因素也极大拖累了全球经济复苏。东欧地缘政治危机不断升级导致港口堵塞、领空关闭，使海运、空运和陆路交通压力持续升高，长期依赖跨境运输的汽车零部件、半导体、粮食、能源等行业的产品短缺问题持续加剧。因此，东欧地缘政治危机的尽快解决对全球经济局势有着重要意义。

二是亚太地区地缘政治情况的演变。从经济来看，亚太地区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占世界经济总量逾六成、贸易总量近一半，是全球经济最具活力的增长带。亚太地区各国的经济增长对全球经济走出新冠疫情阴影具有极强的信心增强作用。显然，由美国政客提出的“印太战略”为亚太地区的经济交流与产业链互补制造了明显的阻隔和障碍。

三是次级地缘政治热点仍有可能激化。亚欧大陆作为全球政治、经济活动的舞台中心，历史上各种矛盾冲突几乎从未停歇。近些年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变革加速，亚欧大陆从西到东、从南到北，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地缘政治热点，随时引发紧张态势，世界大国在热点地区的角力会导致地区矛盾存在升级的可能。总体来看，一些热点地区小规模冲突对地区经济活动交流和区域地缘格局的影响不可忽视。

二、保护主义与逆全球化潮流抬头

近几年，贸易保护主义再次给全球贸易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尤其是作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和最大的消费市场，美国习惯于在每次经济不振来临时，就举起保护主义的大旗，这丝毫无助于世界经济走出泥潭，反而给全球经济贸易带来致命性的打击。在互联网技术日益成熟、各类数据和信息要素传递效率快速提升、各国之间的交流空前便利的今天，要想理解看似不可能重现的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潮流，需要先抓住一个本质，即“逆全球化”表面上看是经济问题，实质上反映了新兴市场国家不断发展后与欧美发达国家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要理解这股潮流，可以从以下三个角度来看。

一是国际贸易投资衰退明显。全球经济增长的放缓是对全球化和自由贸易进行反思的导火索，是贸易保护主义情绪的催化剂。分析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潮流应以全球经济形势的衰退为起点，为避免疫情影响国际交流这一情况扰乱理性客观的判断，我们需要重新审视疫情暴发前国家间的贸易投资情况。

从贸易来看，根据联合国发布的《2019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在全球贸易摩擦加剧的情况下，2018年全球贸易增长放缓，从2017年的5.3%降至3.6%，预计2019年将继续下降。事实上，2019年又进一步降至3.0%。这些数据与2007年、2008年的数据不可同日而语，彼时全球贸易增长约在7.5%的水平，超过当时全球GDP增速的一倍，因此全球贸易情况不容乐观。

从投资来看，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的《2019年世界投资报告》数据，受美国税改政策及部分经济体加强外资项目审查的影响，2018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同比下降13%，降至1.3万亿美元。同样，这些数值也远低于2007年的峰值。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外资流入国，虽然因其税改而导致部分资本回流美国，但数据并不乐观，美国2018年外资流入量为2520亿美元，低于2017年的2770亿美元，相比前两年的数据也有所减弱。

二是全球产业链遭到阻碍和破坏。在分析保护主义和产业链的联系之前，首先需要理解产业链演进的内在机制是分工与协作的不断拓展与深化，当分工跨越国界，成为国际分工，协作就不可避免地演变为国际贸易。当跨国公司把分工拓展到全世界，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加速全球市场的形成，全球产业链格局也就建立起来了。

一切看似完美的逻辑总会有致命的缺陷，即分工与协作之间并非总是相互促进的，也存在相互制约，分工环节增多必然要求市场范围扩大与交易效率提升，如果市场交易效率无法满足与之相匹配的要求，分工深化过程就会受阻，进而市场扩张也会停滞。当经济不振时，贸易保护主义来袭，提高交易成本、降低交易效率必然对全球产业链造成阻碍与破坏。从产业链角度来看保护主义，需要理解三个递进的动因：首先是产业链利益分配格局不利于发达国家传统制造业，其次是发达国家“再工业化”与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形成竞争，最后是发达国家全球产业链上的技术霸权受到挑战。

产业链发展依赖于市场范围扩大、交易效率提升、技术创新与扩散等因素，而贸易保护主义提高了交易成本，降低了交易效率，阻碍了技术进步，对全球产业链发展带来了消极影响，不仅破坏了产业链的完整性，还阻碍了产业链技术的进步，更导致了全球产业链资源配置的扭曲。

三是全球贸易持续寻求新的再平衡。当各国维持自身产业优势的“自保”想法成为一种思维潮流后，保护主义、逆全球化与世界经济衰退就开始逐渐演变成一种明显的恶性循环。虽然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成为裹挟一些国家的主流思潮，但各国经济政策的研究者们都很明确，寻求全球贸易的新平衡，缓解当下贸易态势是当务之急。

目前主流思潮通常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既有的全球贸易框架虽然在近三十年中一直处于修修补补的状态，但随着世界经济发展状况和产业要素的巨大变革，新状况、新形势、新问题越来越多，基于旧框架做再多修补也难以适应新的时代要求。因此，对过去既有的全球贸易框架进行改革变得迫在眉睫。在一定程度上，当下全球贸易框架改革的难度和意义不亚于新生产力下生产关系的变革。比如，在对WTO模式的改革争论中，一些国家在产业政策、行业补贴、治理模式等各方面的分歧引发了极大的争论，相较于过去简单地对关税、原产地、贸易平衡等问题的谈判，解决这些分歧要复杂得太多。另一方面则是在持续恶化的全球局势下尽可能寻求区域性多、双边合作。虽然双边合作和多边合作给各国带来的收益结果可能有所不同，但加强多、双边合作是面对单边主义的几乎唯一的正确路径。多、双边合作各有优势。在双边合作中，各国可以根据对手的不同特性制定不同的谈判策略，力图在每一组谈判中都获得最优收益，且双边合作中彼此的承诺水平往往更高。相对而言，虽然多边合作的达成要比双边合作困难得多，但同时处理多、对双边关系，成本通常更高。从现实来看，一些积极的消息不断传来。多边方面，亚太地区规模最大、最重要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2022年1月1日正式生效，该协定覆盖了全球近一半人口和近三分之一的贸易量。双边方面，2023年2月，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谈判已启动首轮磋商，这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自由贸易区，也是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最大的自由贸易区。总体来看，我国的“一带一路”建设和一些双边合作等机制，在全球贸易下滑的逆行周期中，起到了一定程度的缓冲作用。

三、全球经济发展动力不足，预期减弱

当世界处于地缘冲突不断加剧、全球经济合作迅速降温的阴霾中，人们对经济发展的预期就更为悲观。2023年6月6日，世界银行发布了最新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相比于2023年1月的上一版报告，新版报告大幅下调了2023年的全球经济增长预期。其中，美国经济增长预期，由2.4%下调至0.5%，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则由4.9%下调至4.3%。这组数据看似并不过分悲观，但需要深刻理解预期所处的“小背景”。美国方面，由于疫情突发，美联储重启“零利率+量化宽松”组合，引发M2高增，从根本上导致了2022年美国出现高通货膨胀，同年东欧地缘矛盾引发全球能源、粮食价格快速上涨，进一步放大了通货膨胀的作用，导致2022年全年美国CPI同比涨幅达到6.2%，较上一年大幅增加了2.6%，创下近40年来的新高。而美联储为缓解通货膨胀，从2022年3月开始持续大幅加息，即使在触发了以硅谷银行倒闭为代表的中小银行危机后也依然没有停歇，这些都是国际社会在美国经济将继续放缓上达成共识的原因。中国方面，2023年国内经济明显复苏，尤其是服务业对GDP增长的贡献将急转直上。但在全球经济不振的大背景下，受到美联储加息影响，不少国家为抵挡美元回流被迫跟随，进一步加重了全球消费的下降。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商品出口国和贸易顺差国，也无法独善其身，而住房、汽车等大宗消费市场的低迷也使得内需拉动效果存在不确定性。

资本对经济趋势的嗅觉一向最为灵敏，近两年也积极“用脚投票”，一改过去多年来对外扩张的欲望和对全球投资的积极性，处于相对保守的状态。从金融市场角度来看，已多年未受到重视的黄金的避险功能在增强，这也表明全球对现有的金融体系有担忧。更主要的是，资本认为在贸易保护主义和对外投资约束的多重影响下，全球贸易和投资缺乏新的增长动力。当前全球投资在较低水平上徘徊，已经出现了一种碎片化的发展趋势。而全球贸易则进入产业链自我强化的过程，即产业链本身在向头部和区域集中，这对全球整体贸易将产生很大影响。

除去地缘政治、逆全球化和局部冲突的拖累，从宏观角度看，全球经济发展动力不足和预期减弱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世界各国通货膨胀飙升、货币政策紧缩促使全球经济下行风险增大。2022年，全世界处在地缘冲突和大国博弈加剧的背景之下，地区局势紧张、物流运输不畅、能源和粮食等商品短缺，进一步推高了全球通货膨胀水平。发达国家为了应对通货膨胀，不得不持续收紧货币政策，以压缩需求的方式为通货膨胀降温。到2023年二季度，美国、澳大利亚等国才逐步走出加息周期，在该周期中，美联储加息行为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最大，这种影响将在一段时间内继续存在。在世界经济和各国政策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下，投资者避险情绪升温导致全球资本市场呈现出紧张态势。由于多国加息幅度不如美国，从而引发美元回流，全球流动性紧缩，金融货币收紧和本币贬值使得部分新兴市场国家面临债务困境。对消费者和企业而言，飙升的通货膨胀率极大降低了消费者的购买力并损害了企业的商业信心，经济下行趋势已初步显露。

二是欧盟作为世界经济一极停滞趋势可能会加剧。从总体来看，由于受东欧地缘冲突影响，在能源供应紧张的情况下，欧洲经济表现更加疲软，英国经济在2022年就已陷入衰退，2023年欧洲能源供给、欧元区与英国的通货膨胀压力将持续存在。此外，欧洲地区经济本身就长期处于低迷状态，而地缘冲突造成的能源危机又导致生产经营活动继续萎靡，商业活动持续低迷，欧洲企业与民众的信心短期内难以修复。面对高昂的能源成本和欧洲央行持续的加息动作，欧洲制造业的压力不断加大。一部分企业被迫大规模停产、减产，以应对能源危机和响应政府的节能政策。另一部分企业则选择转移生产场所，寻求安全稳定的供应链环境，开始加大对美国和亚洲的投资规模。

三是全球通货膨胀降温、恢复经济将会是一个缓慢的过程。面对全球经济史上少有的大规模通货膨胀，其“降温”和恢复势必需要较长周期。除少数能源和粮食安全边际较高的制造业国家、部分长期陷入通货缩减的国家，以及一些大宗商品供应国外，其余国家都面临着较大的通货膨胀压力。从目前发展趋势来看，即使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已经明显回落，但全球长期通货膨胀中枢的抬升不可逆转，疫情之前中速增长与温和通货膨胀的“大缓和”时代短期内已经难以重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