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不久前的一个傍晚，我和8岁多的女儿在东湖边散步，平静的湖面被一片薄如蝉翼的暮霭所笼罩，远处的天边依稀闪动着几点渔光。正当我沉醉于那神秘的宁静之时，身边的女儿突然用极为天真的口吻向我提出了一个深奥无比的问题：“人死后到哪里去了呢？”她也许感觉到这句话没有表达清楚她的意思，于是又补充了一句：“反正我觉得人死了以后还应该有点感觉，我也说不清是什么感觉……”

我愣住了。我不敢相信她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但是她那双晶莹的小眼睛却分明在闪烁着好奇之光，从那里面我可以感觉到她那单纯的思维正在以自己独特的方式面对生存之谜。我油然想起了莱布尼茨的著名思想——每一个最简单的单子都在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表象着全宇宙。年轻的生命是不相信死亡的，女儿曾经不止一次信心十足地向我保证，她永远都会活着，但是这种对生命的确信并没有妨碍她像大人一样思考死后的归宿问题。对于女儿的这个既幼稚又玄奥的问题，我无言以答。我既不愿意向她过早地灌输我们成人社会中流行的观点，也不可能引导她那知性初开的思维进入虚幻的唯灵主义。我只能把这个问题的答案留待于未来，让人生实践这个最伟大的教师在往后漫长的时间中来慢慢地启迪她。

从这个问题中我觉察到，对生命的终极关怀是从始至终萦绕人生的一道难题，是人类灵魂无法回避的一种永恒的拷问。懵懂无知的黄口小儿和深邃渊博的哲学大师都在探寻这道难题的答案，只是方式不同而已。种种宗教信仰和无神论说到底都是不同的文化环境和文化教养的产物（例如在18世纪的法国，无神论是贵族和知识阶层的一种时髦风尚，而宗教信仰则是下层民众的一服最有效的苦难安慰剂），这些殊异的生存态度不过是对同一问题的不同解答。

中国文化自春秋以来就具有明显的无神论倾向。中国传统文化的奠基人孔子认为：“未知生，焉知死”“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故而“子不语怪力乱神”。中国文化所独具的协调的现实精神和由此而产生的强烈的伦理意识，使得传统中国人把注意力集中在现实社会中君臣父子的伦常关系上，而对于彼岸世界的观念非常淡漠。因此在他们那里，对生命的终极关怀就表现为对道德的现世关注。这种现实性的泛道德主义的文化氛围使得宗教意识在中国土地上难以扎根，[1]因为任何真正的宗教意识首先都是一种否定现实的彼岸意识。

与此相反，西方文化自希腊时代就表现出一种超越现实、追求彼岸的浪漫精神和宗教倾向。苏格拉底号召人们：“必须追求好的生活远过于生活。”耶稣基督宣称：“我的国不属这世界。”这种超越的浪漫精神和不泯的宗教意识使得西方人把眼光投注到冥冥中的另一种生存状态上，而对现实生活则采取一种随时准备让渡的姿态。尽管在西方文化数千年的演进过程中宗教形式不断地发生着变更，但是那种深沉的宗教意识却是始终不渝的。如果说协调现实的伦理意识使中国传统文化呈现出一种稳定不变的历史趋势，那么超越现实的宗教意识则使西方文化呈现出一种频繁更迭的历史外观。

在《协调与超越——中国思维方式探讨》一书中，我把协调的现实精神和伦理意识作为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逻辑起点；在这本书中，我则把超越的浪漫精神和宗教意识作为研究西方文化的逻辑起点。而我在这两本书中所选择的历史起点分别是中国古代神话和希腊神话。

黑格尔曾谈到自保与保种的矛盾。同样，历史也是以牺牲个体价值为其发展的代价的。历史虽然在具体的、有限的目标上体现和追求着人性，但是从根本上来说，历史是神性的历史，是人的兽性向神性过渡的一场漫长而崇高的悲剧。每个踌躇满志地自以为实现了自我价值的历史角色仅仅是这个无限舞台上的匆匆过客和历史借以实现自身的手段。每一个时代、每一种文化和每一个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接近生存的斯芬克斯之谜。然而，倘若真有上帝的话，那么在他的眼里，那些彼此纷争不休的芸芸众生实际上不过是殊途同归罢了。

赵林
1993年8月20日于东湖之滨

[1] 道教、佛教等本土和外来宗教在中国的伦理化改造过程，可参见《协调与超越——中国思维方式探讨》第二章第三、四节，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