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弗罗伊德，1983年

第二节 莉莉

她就住在我家隔壁，镇子上的人叫她古斯塔夫森太太，还背地里叫她“二战新娘”。可在我看来，她一点也不像新娘。首先，她从来不穿白色的衣服。其次，她年纪太大了，比我父母大得多。最后，每个人都知道有新娘，就得有新郎，可她的丈夫很早就已经死掉了。她能流利地说两种语言，可大多数情况下她都不和人交谈。从1945年她就住在这里，但总是跟我们格格不入，一直被当作外地人。

她是弗罗伊德镇上唯一的“战争新娘”，就像斯坦奇菲尔德是这里唯一的医生。我偷看过她的客厅，连桌椅都是外国的，精致无比，像玩具屋里的家具一样。椅子都是胡桃木的，椅子腿上有繁复的雕花，椅面上罩着松软的绣花罩毯。我偷看过她家门前的邮箱，里面不时会有一封信件来自遥远的芝加哥，信封上写着“给奥黛尔·古斯塔夫森太太”。和我熟悉的那些名字，比如特里西亚、蒂芙尼等相比，“奥黛尔”这个名字显得充满异域风情。

人们说她来自法国。出于对她的好奇，我仔细阅读了百科全书中关于巴黎的条目。我看到了圣母院的灰色石像鬼，还看到了拿破仑的凯旋门。但这些都没法回答我的问题：为什么古斯塔夫森太太那么与众不同？

她和镇上其他女人都不一样。其他女人往往体态丰满得像胖乎乎的鹪鹩，穿着款式粗笨的毛衣和样式乏味的鞋子，看起来灰扑扑、毛茸茸的。她们会戴着满头的卷发器，在杂货店里晃来晃去。但古斯塔夫森太太从不会这样，即便是出来扔垃圾，她也会穿上自己最好的衣服，往往是一条百褶裙配一双高跟鞋，一条红色的腰带让她的身姿更为窈窕。她一向精心打扮，甚至去教堂都涂着颜色鲜艳的口红。而且，其他教徒会尽量在后排落座，不想引起上帝，或者牧师的注意，但古斯塔夫森太太总是大步走向前排，眼睛藏在帽子的阴影里。人们经常在她背后嘀咕：“这位太太，显然有点自视甚高啊。”

那天早晨，绰号“铁领”的马洛尼神父要我们为269名遇难乘客祈祷，他们乘坐的飞机被苏联发射的K-8导弹击中。电视里，总统口气沉痛地发表演讲，告诉我们这次失事的747客机，是在从美国的阿拉斯加飞向韩国的汉城[1]途中遭袭的。在教堂钟声的哀鸣中，他的声音在我的耳边回荡：“悲伤、震惊、愤怒……苏联侵犯了人权的方方面面……他们会做出这种暴行，对此我们一点也不惊讶……”他似乎想说，苏联人会谋杀任何人，包括儿童。

即使在蒙大拿州，冷战也让我们不寒而栗。沃尔特叔叔曾在梅尔斯特姆空军基地工作过，他说，军方在这片平原上“种植”了一千枚核导弹，就像种马铃薯那样。在水泥砌成的圆形地下室里，核弹头耐心地等待着，就像一具具尸体潜藏在地底，等着末日王国的降临。他吹嘘说，这些核导弹是升级版的，比摧毁广岛的那颗威力更大。他说，导弹会寻找导弹，苏联的武器将绕过华盛顿，直接瞄准我们。作为回应，我们的导弹也会腾空而起，袭击莫斯科的时间比我准备上学的时间还要短。

弥撒结束后，教徒们穿过街道来到大厅，在那里享用咖啡和甜甜圈并参与闲聊八卦。我和妈妈排队等糕点，而爸爸和其他人则围在银行行长艾弗斯先生身边。爸爸是银行的工作人员，每周努力工作六天，就是希望有一天能成为这家银行的副行长。

“苏联人是不会让任何人收殓尸体的，这群浑蛋！”

“当年肯尼迪总统当政的时候，国防开支比现在要高出百分之七十。”

“我们现在就跟飞不起的鸭子一样，只能被动地等着挨枪子儿。”

我听到他们在说话，但说的内容根本听不进去——冷战带来了无休止的戒心，这样严肃的对话成了每一个礼拜的背景音。我忙着在盘子里堆放甜甜圈，一时间都没意识到妈妈在剧烈地喘息。以前妈妈头晕又气喘时会这样解释：“农民们在收割庄稼，空气中的灰尘引发了我的哮喘。”或者说：“马洛尼神父点的香太多了，好像要做熏烟消毒。”但是这次，妈妈紧紧抓住我的上臂，什么话都说不出来。我把她扶到最近的桌子旁，让她坐在古斯塔夫森太太旁边的椅子上。妈妈一屁股坐在冰冷的金属椅子上，把我也拽下坐到她身边。

我想把爸爸叫过来。

“我已经好多了，别大惊小怪的。”妈妈严肃地说道。

坐在对面的艾弗斯太太说道：“真是太惨了，飞机上的那些人都遭遇了什么啊。”

默多克太太说：“这就是我留在家里的原因，到处闲逛会给自己带来麻烦。”

“那么多无辜的人死去了，”我说，“总统说有位国会议员也遇难了。”

“又少了一条白吃白占的寄生虫。”默多克太太把最后一个面包圈塞进了棕色的牙齿之间。

“这么说话实在有些过分了。人们有权利安全地坐着飞机来来回回，而不是被导弹击落。”我气鼓鼓地说。

古斯塔夫森太太看向我的眼睛。她点点头，好像很重视我的想法。在此之前，我一直在偷偷观察她，但这是她第一次注意到我。

“你能站出来为那些无辜者说话，真勇敢。”她说道。

我耸耸肩，说：“人们不应该自私自利。”

“我完全同意。”她说。

这时，我的耳边传来了艾弗斯先生的怒吼：“冷战已经持续将近四十年。我们从来没赢过，以后也不会。”

一群人纷纷点头应和。从房间的那头，又传来艾弗斯先生的声音：“他们就是一群冷血杀手。”

“你见过苏联人吗？”古斯塔夫森太太大声问道，“你和他们一起工作过吗？我和他们一起共过事。我可以告诉你，他们和你我没什么两样！”

整个大厅一片静寂，人们惊呆了。她竟然遇到过敌人？还和他们共过事？在弗罗伊德小镇，我们对每个人都了如指掌。我们知道谁总是喝得醉醺醺的，又是为什么买醉不归；我们也知道谁偷税漏税，谁欺骗了自己的妻子；我们还知道谁和迈特诺城来的风流爷们儿发生过一段罪恶关系。在这座小镇上，唯一的秘密就是古斯塔夫森太太。没人知道她爸爸是干什么的，没人知道她有没有兄弟姐妹，没人知道她是怎么把巴克·古斯塔夫森先生骗到手的。各种各样的谣言围着她转，却都没有持续太久。她的眼中流露出悲伤，但那是失落还是遗憾？在世界上最有活力的城市里待过之后，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无聊乏味的乡下，她怎么待得下去？

我是个喜欢坐在前排举手回答问题的好学生。在我身后，玛丽·路易斯正在桌子上乱涂乱画。汉森小姐站在讲台上卖力地讲课，想让我们对七年级必读的《撒克逊劫后英雄传》感兴趣。玛丽·路易斯低声嘟囔着“撒克逊，我们要说不”。隔着一条过道，罗比用晒黑的手指转着一支铅笔。他的头发和我的一样是棕色的，像羽毛一样支棱着。他已经可以开车了，因为他得帮父母运送粮食。他把铅笔放在嘴边，粉红色的橡皮擦过他的下唇。我想盯着他的嘴角看，直到永远。

法式接吻，法式吐司，法式炸薯条……所有的好东西都来自法国。法国的青豆也比美国的美味。法国的歌曲肯定会更好听，远胜于美国的乡村音乐，就是镇上唯一的电台播放的那种。“那个娘们儿找别的小伙儿鬼混，我的生活崩溃了。”同样，法国人可能更懂爱情。

我想坐上飞机在跑道上滑翔，想在时装秀上精彩亮相，想在百老汇进行演出，想透过铁幕窥视。我想要体察法语单词在我嘴里翻滚的滋味。只有一个人体验过弗罗伊德外面的那个世界，那就是古斯塔夫森太太。

尽管我们比邻而居，但她好像在一光年之外。每年万圣节时，妈妈都会警告我，“‘战争新娘’门廊上的灯已经关了，她不想让你们这群小孩子去敲她的门”。当玛丽·路易斯和我去售卖童子军饼干时，她妈妈会说，“那位老妇人没什么钱，所以你们别去找她”。

这次和古斯塔夫森太太的交流让我的胆子大了起来。就差一份合适的学校作业了，这样我就可以借学业的名义，名正言顺地去采访她。

正如我所预料的那样，汉森小姐让我们课后写一份《撒克逊劫后英雄传》的读书报告。下课后，我走到讲台前，问她我能不能换个题目，写一篇关于法国的报告。

“下不为例，”她回答说，“不过我很期待你写的关于法国的报告。”

我沉浸在自己的计划中，以致有点疏忽大意了。课间时，我去了一趟洗手间，既没有检查其他的隔间，也没有把洗手间的门锁上。果然，当我从隔间里出来时，发现蒂芙尼·艾弗斯和她的姐妹们已经在洗手池旁等我了。蒂芙尼对着镜子摆弄着自己的一头金发。

“马桶堵住了，”她说道，“来了个大粪球！”

她的攻击手法不算老练。我看着镜子里自己的影子，只能看到那头棕褐色的头发。我停留在原地，犹豫不安。我知道如果自己去洗手，蒂芙尼就会把我整个人推到水龙头下面，把我淋成落汤鸡。但是如果不洗手，她们就会告诉老师我没有洗手。她们就是这样折腾梅西的——没有人愿意和上完厕所不洗手的人坐同桌。现在她们有四个人，双臂抱在胸前，等着我上钩。

洗手间的门吱呀一响，汉森小姐往洗手间里面瞥了一眼，说：“蒂芙尼，你又去里面了？你的膀胱一定有问题了。”

蒂芙尼带着那三个女孩子走了出去。她们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好像在说“这事儿可还没完呢”。我当然知道。

我妈妈看问题一向乐观积极，她告诉我任何情况下，都要看光明的那一面。比如，至少艾弗斯家老来得女，至少今天是星期五。

通常在星期五，爸爸、妈妈会举办一场晚宴，妈妈会烤肋排，凯拌沙拉，苏·鲍勃会烤上一只倒过个儿来的菠萝蛋糕，而我会在玛丽·路易斯家过夜。不过，今晚我哪儿也没去，而是待在自己的房间里，思考要向古斯塔夫森太太提哪些问题。大人们在外面吃吃喝喝，笑声从餐厅和客厅传了过来。当笑声安静下来后，我知道就像英国的贵族和淑女那般，女人们要离开了，这样男人们就可以放松地坐在椅子上，谈论一些妻子在场不方便讲的话题。

女人们在厨房刷洗碗碟，我听到了妈妈的另一种声音，和朋友们在一起使用的那种。和闺密们在一起，她看起来比平时欢快得多。这让我觉得妈妈身上有些我不知道的东西，它们藏得很深，虽然妈妈并不像古斯塔夫森太太那样神秘。

趴在书桌上，我写下脑海中涌出的问题——断头台最后一次被用来行刑是在什么时候？法国也有耶和华见证会吗？为什么人们说你偷了你的丈夫？现在他死了，可你为什么还留在这里？——我写得如此投入，都没意识到妈妈就站在我后面，直到感觉肩膀上有她温热的双手。

“你不想到玛丽·路易斯家过夜？”

“我在做作业呢。”

“可这是星期五啊。”妈妈半信半疑地说道，“你今天在学校的日子不好过？”

大多数日子都不好过，但我不想谈论蒂芙尼·艾弗斯。妈妈从背后拿出一个鞋盒大小的礼物说：“我给你做了点东西。”

“谢谢！”我撕开包装纸，发现那是一件钩针毛衣背心。

我把背心套到T恤上，妈妈在我的腰部那里抻了抻，很满意尺码的大小。“你真漂亮。绿色衬得你的眼睛更明亮了。”

我朝镜子看了一眼，觉得镜子里的女孩像傻瓜一样。如果我穿这件毛衣上学，蒂芙尼·艾弗斯会活活地吃了我的。

“太……好了。”我吞吞吐吐地说道，但还是太晚了。妈妈笑了笑，掩饰着她的失落。

“那么你正在做什么？”妈妈问。

我解释说，我要做一份跟法国有关的研究报告，想采访古斯塔夫森太太。

“哦，宝贝儿，我觉得我们不应该打扰她……”

“就只有几个问题。我们能请她到家里来吗？”

“我想可以吧。你想要问她什么？”

我指了指桌上的作业。妈妈扫了一眼我的问题单，长舒了一口气。“你知道，她再也没回过法国，这一定是有原因的。”

星期六下午，我匆匆地绕过古斯塔夫森太太的那辆旧雪佛兰，走上摇摇晃晃的门廊木台阶，按响了门铃。“叮咚——”没有人应答。我又按了一次，还是没人应答。我试着推了推前门，吱呀一声开了。“有人吗？”我一边问一边走了进去。

房子里很安静。

“有人在家吗？”我问道。

寂静的客厅里空无一人，墙面都被书遮挡住了。蕨类植物在落地窗下站成了一排。还有一套立体音箱，像一个冷藏箱那么大，能够装下一个人。我的目光划过她收集的唱片：柴可夫斯基，巴赫，更多的是柴可夫斯基。

古斯塔夫森太太拖着脚朝客厅走来，好像刚刚在小睡，被我的闯入吵醒了。即便只有一个人在家，她也穿着一件连衣裙，配着那条红色腰带。她穿着长筒袜站在那里，看起来有些虚弱。我突然想到，一直以来我从未见过有朋友开车来看她，也从没见她招待过家人。她的确是“独自”居住。

她停在离我几英尺[2]远的地方，瞪着我，好像我是来偷《天鹅湖》唱片的强盗。“你来这里想干什么？”她问道。

我想知道你知道的那些东西。

她交叉双臂放在胸前，说：“嗯？什么意思？”

“我在写一篇关于你的报告。确切地说，是关于你的国家。你可以来我家接受采访吗？”

她的嘴角向下撇了撇，没有立刻回应。

这种沉默让我有些紧张。“这里就跟图书馆一样。”我指着她的书架，上面有很多我不认识的名字——斯塔尔夫人、《包法利夫人》、西蒙娜·德·波伏娃。

也许这不是个好主意！我转身准备离开。

“什么时候？”她问道。

我转身说道：“就现在，怎么样？”

“可我正忙着呢。”她简单地说道，好像她是总统，需要回去治理卧室里的小王国。

“我得写篇报告。”我争取道。

古斯塔夫森太太套上高跟鞋，抓起钥匙。我跟着她走到门廊，然后她返身把门锁上了。在弗罗伊德，其他人都不会锁门，我真想知道她的房子里装着什么秘密。

“你总是这样闯进别人家吗？”在我们穿过草坪时，她这样问道。

我耸耸肩，说：“人们通常会来开门。”

到了我家餐厅，她先是紧握双手，然后又慢慢放到身体两侧。她的目光掠过地毯，掠过靠窗的座位，还有墙上的家庭照片。她的嘴动了动，似乎想说些什么。就像其他女士那样，说些“真的很不错啊”之类的恭维话。可她最后什么也没说，下巴绷得紧紧的。

“欢迎欢迎。”妈妈一边说着，一边把一盘巧克力曲奇饼放在桌上。

我请这位邻居随意落座。妈妈和我用的是两个大马克杯，而在古斯塔夫森太太面前，她摆了一只真正的茶杯。我记得这只茶杯的历史。多年前，艾弗斯太太去英国的古堡旅游，爸爸特地请她捎一套精美的茶具。但是英国瓷器实在太贵了，艾弗斯太太只带回来一只茶杯和一个配套托碟。她害怕这套瓷器会在行李箱中被压碎，所以在横跨大西洋的航程中，她把这套杯碟放在大腿上，一动不动地守护了一路。在我看来，这只印着蓝色花朵、精巧纤美的茶杯和坐在我家桌旁的古斯塔夫森太太一样，都来自一个更好的地方。

妈妈把茶倒好了。我率先打破了沉默：“巴黎最好的东西是什么？它真的是世界上最美的城市吗？在那里长大是一种什么感觉？”

古斯塔夫森太太没有立刻回答。

“希望没有麻烦您。”妈妈说道。

“上次这样被人追问，还是我在巴黎面试的时候呢。”

“那时你紧张吗？”我问。

“当然紧张，我背了整本整本的大部头，就是要为面试做准备。”“最后有帮助吗？”

她哀伤地笑了：“没有。总有一些问题是没有准备好的。”

“莉莉不会问那种问题的。”妈妈对古斯塔夫森太太说道，同时也是在警告我不要乱问。

“你问什么是巴黎最好的东西？是它的书和爱书的人，它是一座读者之城。”我们的邻居回答。

她说在她的朋友们的家里，书和家具一样重要。整个夏天，她都待在郁郁葱葱的公园里读书，等到天气凉了，就像旁边那些盆栽棕榈树被送去温室那样，她又挪到图书馆里，膝上抱着一本书，蜷缩在窗前度过整个冬天。

“你喜欢读书吗？”因为对我来说，阅读作业可是个苦差。

“我活着就是为了阅读，”她回答道，“大多是读历史类和时事类的书。”

听起来好像跟看着雪慢慢融化一样有趣。“那，你在像我这么大的时候呢？”

“那时候我喜欢读小说，比如《秘密花园》。我的孪生弟弟对新闻更感兴趣。”

孪生弟弟？我想问他叫什么，现在在哪儿，但她已经接着讲起了巴黎。她说，巴黎人对食物的迷恋程度不比对文学低。虽然过去了四十多年，但是她还记得她第一天下班后爸爸带给她的甜点，一款叫作“费南雪”的杏仁小蛋糕。她微闭着眼睛回忆，说上面的黄油杏仁粉在嘴里融化，会让人有种进入天堂般的幸福感。她妈妈很喜欢“欧培拉斯”，那是一层又一层叠着咖啡蛋糕的黑巧克力……“费——南——雪”“欧——培——拉——斯”，我品尝着这些字词的味道，喜欢它们在我舌尖上跳跃的感觉。

“巴黎是一个会和你交流的地方。”她接着说道，“那是一座哼唱着自己的歌的城市。夏天，巴黎人会开着窗户，这时你能听到邻居弹钢琴发出的叮叮咚咚声和扑克牌洗牌时的咔嚓声，还有人把收音机旋钮转来转去调台时的哧啦声。总有一个孩子在笑，总有人在争吵，总有一个单簧管乐手在广场上演奏。”

“听起来真不错。”妈妈遐想了一番。

通常，礼拜日做完弥撒后，古斯塔夫森太太的肩膀总是无力地垂着，她的眼睛就像周一时“绿洲酒吧”的霓虹灯，没有插电，所以暗淡无光。但现在，她的眼睛熠熠生辉。谈到家乡，她脸上的线条也变得柔和起来，声音也变得更加温柔。在她的描述中，巴黎是如此生机勃勃，可她为什么要离开呢？

让我吃惊的是，妈妈竟然问道：“战争期间，你们过得怎么样呢？”

“很艰难。”古斯塔夫森太太的手指握紧了茶杯。当尖厉的空袭警报响起的时候，她们一家躲进了地窖。由于食物需要配给，每个人每个月只能吃到一个鸡蛋。人们变得越来越瘦，瘦成了一道光。纳粹在街上随机设置了许多检查点，动不动就逮捕巴黎人。他们像狼一样成群结队。人们被捕有时毫无原因，有时是因为微不足道的事儿，比如在宵禁时仍在外溜达。

我皱起了眉头。宵禁不是只针对十多岁的孩子吗？玛丽·路易斯的姐姐安吉尔就被宵禁过。“你最想念巴黎的什么啊？”我问道。

“我的家人和朋友，”古斯塔夫森太太说道，棕色的眼睛里流露出渴望，“那些理解我的人。我还想念说法语的日子。我想念回家的感觉。”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房间里一片寂静，妈妈也有些烦躁不安。但客人似乎没受到任何干扰，她呷完最后一口茶。

注意到古斯塔夫森太太的茶杯空了，妈妈跳了起来，说：“我再烧壶水。”

就在去厨房的半道上，妈妈突然停了下来。她一个踉跄，猛地伸出一只手抓住了橱柜。我还没来得及反应，古斯塔夫森太太已经跳了起来，冲过去用胳膊搂住妈妈的腰，把她带回椅子上。我蹲在妈妈旁边。她的脸颊通红，呼吸又慢又浅，好像空气不愿意进入她的肺。

“一会儿就没事了，”妈妈说道，“我起身太猛了，下次会注意。”

“以前发生过吗？”古斯塔夫森太太问道。

妈妈看了看我。于是我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假装扫掉上面的饼干屑。

“发生过几次。”妈妈承认道。

古斯塔夫森太太打电话给斯坦奇菲尔德医生。在弗罗伊德，所有的成年人都这么说：“在城里，如果你给医生打电话，他才不会来呢，不管你病得有多重。但在这里，医生秘书会在第二声铃声响起前接起电话，然后斯坦奇菲尔德绝对会在十分钟内到达你家。”他在附近三个县里接生孩子——对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来说，他是第一个抱起我们的人，用他那双温暖的、长着斑点的大手。

他敲了敲门，拎着黑色皮包走了进来。

“其实不用麻烦你来的。”妈妈有些慌乱地说。她会带我去看斯坦奇菲尔德医生，只因为我打了个喷嚏，但从没想着为自己的哮喘跟医生预约。

“还是让我自己判断吧。”医生轻轻地把妈妈的头发拨到一边，把听诊器放在她的背上，“深呼吸。”

妈妈开始吸气。

“如果这也算是深呼吸……”斯坦奇菲尔德医生又量了量她的血压，皱了皱眉头。他说妈妈的血压很高，然后开了一些药丸。

当妈妈说她得的仅仅是哮喘时，或许就已经错了。

吃完晚饭，我和玛丽·路易斯趴在地毯上写各自的报告。“古斯塔夫森太太是怎么说的？”她问道。

“她说战争很危险。”

“危险？怎么个危险法？”

“到处都是敌人。”我想象着古斯塔夫森太太走在上班的路上，街上到处都是肮脏的狼。有的龇着牙咆哮，有的撕扯着她的高跟鞋。她继续往前走着。或许她每次都要变换路线，从没有走过同一条路。

“所以她必须暗中行动？”

“我猜是这样的。”

“万一她是个特工呢，听起来是不是很酷？”

“那是绝对的。”我想象着她用发霉的书传递信息。

“既然说到秘密……”玛丽·路易斯放下手中的铅笔，“我抽了安吉尔的一根香烟。”

“你自己一个人抽的？别再抽了。”

她什么都没说。

“别再抽了。”我重复道。

“是和蒂芙尼一起抽的。”

这句话给了我重重一击。

“如果你抽烟，我就再也不跟你说话了。”我屏住呼吸说道。

我们都是十二岁，但玛丽·路易斯什么都比我先知道，因为她有个姐姐安吉尔。玛丽·路易斯早就知道避孕套了，还知道啤酒聚会。我的父母不允许我化妆，所以玛丽·路易斯把她的化妆品借给我用。她比我强壮，跑得也比我快，我感觉她离我越来越远。

“好啊，”她说，“反正我也不太喜欢。”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我和爸爸看着妈妈的病情恶化，那些药根本就不起作用。她不再有食欲，身体越来越瘦，衣服空荡荡地挂在身上，她的身体就像个衣架。她很容易疲惫，连饭也做不了了，所以爸爸每天都做三明治。感恩节那天，我们父女俩坐在厨房料理台前吃烤奶酪三明治。我们的眼神不停地瞟向卧室门口，希望妈妈能感觉好点儿，能和我们一起吃点儿东西。

爸爸清了清嗓子，问：“你在学校还好吗？”

我各门成绩全优，没有男朋友，蒂芙尼·艾弗斯想从我这里偷走玛丽·路易斯。“很好。”我回答。

“真的？”

“其他女孩都开始学化妆了，为什么我就不行？”

“像你这么漂亮的姑娘，不需要在脸上涂那些黏糊糊的东西。”

爸爸说的这些我大部分都没听进去。我没听到他的关心，没听到他说我漂亮，我能听到的就是他毫不含糊的拒绝。

“但是爸爸——”

“不要打扰妈妈休息。”

我和爸爸再次望向通往卧室的那扇门。

我和玛丽·路易斯把书包甩上肩头，然后晃荡回家。我们在第一条街上停下来，那儿有一条叫“烟仔”的德国牧羊犬，我们摸了它一会儿，然后我们又经过弗雷什酒吧，那儿院子里散落着四十七个陶瓷侏儒。自打这对夫妻结婚后，每年他们都要置办一个。在街角的那栋房子，默多克太太正在打理蕾丝窗帘。如果我们不走人行道，而是穿过她家的草坪，她就会给我们的父母打电话告状。

在弗罗伊德，我们在同一家杂货店购物，喝同一口水井里的水。我们分享同样的过去，又重复同样的故事。默多克先生在铲雪时摔倒了，从此一病不起，而在此之前默多克太太并没那么刻薄。而巴克·古斯塔夫森先生也是在战后才变得和以前大不一样的。我们读同一份报纸，指望同一个医生给我们看病。我们在烟尘滚滚的土路上开车。我们看到联合收割机在田里收割，车头抓着麦穗。空气闻起来干净而质朴。我们的嘴巴和鼻孔里都是鲜嫩的干草气息，血液里流淌着丰收的尘粒。

“咱们搬到大城市里住吧，”玛丽·路易斯冲着默多克太太吼道，“搬到没人认识我们的地方去。”

“在那儿我们可以做任何事情，”我补充了一句，“比如在教堂里尖叫。”

“或者干脆不去教堂。”

我们停下脚步，这个主意实在是太出乎意料了，让我俩花了一段时间才回过神来。我们默默地走过最后一个街区，来到我家门前。我在街上看到了妈妈，她坐在窗户旁边，玻璃的反光让她看起来异常苍白，像一个幽灵。

玛丽·路易斯继续朝家走去。我来到邮箱前面，抓住那根风化变形的柱子，我不想进屋。以前妈妈喜欢在厨房料理台旁做饼干，或者和好友聊天。有时，她会从学校接上我，一起开车去药湖保护区，那是她最喜欢的观鸟胜地。我们面朝同一个方向，看着大路在前面延伸，通向各种未知的可能。我可以很轻松地和她交心，比如和蒂芙尼·艾弗斯起冲突了，或是某次考试没考好。当然也会有一些好消息。比如在体育课上，如果罗比当队长，他会第一个选我当他的队员，甚至我要优先于那些男生。我发挥失常的时候，其他家伙会嘲弄我，但罗比始终站在我这边。他鼓励我说：“下次，下次你会超过他们的！”

妈妈知道我的一切。

药湖保护区有270种鸟类。妈妈把双筒望远镜的带子挂在脖子上，带我穿过齐膝高的草地。“也许雄鹰看起来更威严，”她说，“而笛鸻有最棒的名字[3]。不过，我还是最喜欢知更鸟。”

我笑话她，知更鸟在我家前面的草坪上就能看到，她却开上车大老远跑这里来看。

“知更鸟很优雅，”她对我说，“象征着吉祥如意，提醒我们要珍惜眼前的幸福。”说完这话后，她紧紧地抱住了我。

但现在，她只能一个人待在家里，连和我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就在这时，古斯塔夫森太太出来拿她的信件。我穿过那片变成褐色的把两家隔开的草坪带，迎上她。她把一封信贴在胸前。

“是谁写给你的信？”

“我在芝加哥的朋友卢西恩。几十年来，我们一直通信。我们是在从诺曼底到纽约的轮船上认识的，真是难忘的三个星期。”她看着我问道，“一切都还好吗？”

“挺好的。”每个人都知道社交中的规则：不要让别人注意你，没人喜欢自我炫耀的家伙；在教堂里别回头，哪怕炸弹就在你身后爆炸；当别人问候你时，回答“挺好的”，哪怕你很悲伤、很害怕。

“想进来坐坐吗？”她问我。

我跟她走进屋，把书包丢在书架前。她的书架上摆满了书，却只放了三个相框，其中的照片小得像宝丽来拍出来的一样。在我家，照片比书多得多。我家的书品种有限，只有《圣经》、妈妈的田野指南，还有一套百科全书，那是我们在一次车库拍卖会上买到的。

第一张照片是一个年轻的海军陆战队士兵，他有一双和古斯塔夫森太太一模一样的褐色眼睛。

古斯塔夫森太太挪到我旁边，说：“那是我儿子马克。他死在了越南战场上。”

记得有一次，我正在教堂里分发简报，一群太太聚在圣水盆那里，这时古斯塔夫森太太走了进来。艾弗斯太太小声说：“明天是马克的忌日。”默多克太太一边摇头，一边回答：“她失去了自己的骨肉，世界上没有比这更糟糕的了。我们应该送束花或……”

“你们应该停止闲聊，”古斯塔夫森太太厉声说道，“至少在做弥撒时。”

那些太太把颤抖的手指浸到圣水里，飞快地画了个十字，然后偷偷地溜回长椅上。

我抚摩着相框说道：“我很抱歉。”

“我也是。”

她的声音里透着浓浓的悲伤，让我很难过。没有人来看她，无论是丈夫这边的亲戚，还是她的法国亲戚。要是她爱的那些人都死了呢？她可能不想让我在这儿把她的伤心往事翻出来，于是我考虑拿起书包回家。

古斯塔夫森太太问：“来点儿饼干怎么样？”

我跟着她来到厨房，抓起盘子里最大的两片，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古斯塔夫森太太还没来得及碰她那一份。这些糖饼干又薄又脆，被卷成微型望远镜的形状。

她刚做完第一批饼干，于是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我帮她烤完了剩下的部分。我很感激她没有提到妈妈，不像其他太太那样。她们对我说：“我们都记得和你妈妈一起参加家庭教师联谊会，告诉她要加把劲啊。”或者说：“她的烤猪肉做得那么好吃，真是个完美的女人，一丁点儿毛病都没有。”我从没觉得沉默会这么好。

“你管这些饼干叫什么？”我一边抓起一片饼干，一边问。

“拉塞尔香烟，苏联人的香烟。”

共产主义饼干？我把它放回盘子里：“是谁教你做的？”

“一个朋友。她从图书馆借了几本书，我给她送了过去，当时她做了这种饼干。”

“她为什么不自己去拿书？”

“战争期间，当局不允许她进入图书馆。”

我还没来得及问原因，门外传来砰砰的敲门声。“古斯塔夫森太太，您在吗？”

是爸爸。这就是说现在已经6点了，到吃晚饭的时间了。完了，我有麻烦了！我赶紧擦擦嘴上的饼干屑，得马上为自己辩解：时间过得太快了，或者，我不得不留下来帮忙……

古斯塔夫森太太打开门，我以为爸爸会大发雷霆，劈头盖脸训我一顿。但爸爸的眼睛睁得大大的，领带也歪歪斜斜的。“我要送布伦达去医院，”他对古斯塔夫森太太说，“能麻烦您照顾一下莉莉吗？”

我本想说对不起的，但爸爸匆匆离去，没有给我说话的机会。

注释

[1]即首尔。

[2]1英尺≈30.5厘米。

[3]笛鸻的英文名是piping plover，也有水管工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