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颗钻专家伴读】第五、六节

黄璇

对人类政治社会的一切政治行为追根溯源，是回溯权力合法性，也是质问既有权力合法性的过程。政治共同体的立国之本，是在开端便为政治权力夯实了合法性根基，以避免今后陷入无法解套的合法性危机之中。这也是卢梭始终要追溯至最初契约的原因所在。卢梭认为，自由是铸就权力合法性的核心依据。寻找一种结合形式，可以用全部的共同力量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而每一个人仍然像以往一样自由——这是《社会契约论》让人难以按捺内心激情，总想反复申明的主旨。如果说“人人生而自由，却无处不在枷锁中”是对现实的无奈写照，那么对上述主旨的宣示，便刻画出卢梭试图打破枷锁、成为最强有力的自由捍卫者的思想面貌。

卢梭的自由能在消极和积极意义上同时获得理解。在消极意义上，人们订立契约结合成共同体，是要免于遭受自然状态中的生存危机，且结合之后拥有免于任意强力支配的自由。在积极意义上，自然状态中的自由，促使人们订立契约，进行政治结合，待形成政治共同体之后，自然的自由转变为约定的自由，且有了捍卫自由政治秩序的目标。“仍然像以往一样自由”是卢梭宣言式的理论构想，其实自由的内涵在订立契约前后已发生了不可逆的变化——自然的自由无法保留，所获得的约定的自由是受到公意律令指引与约束的道德自由。正如人的生命历程是从天真无邪、以自我为中心的孩童，成长为通晓人情世故、具备道德关怀的成人，卢梭也为离开自然状态、进入政治社会的人们的集合体，塑造了道德拟制——一个被想象为具有生命和意志的公共人格，一个“大我”，一个道德“利维坦”。

可见，假如人们希望结成政治共同体之后“仍然像以往一样自由”，那就需要建立具有道德拟制的活的国家。就像人之为人是因为其道德性而不只是动物性一样，道德国家才是人类真正的自由国家。马基雅维利在其现代政治方案中所提出的将道德与政治区分的做法，被卢梭否决。他说：“企图把政治和道德分开来研究的人，结果是这两种东西一样也弄不明白的。”[27]只不过，以一个道德化的政治方案来实现自由，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保障自由而不是侵害自由，究竟是否会以合乎理性的逻辑来美化对自由的侵害，甚至是否会如同政教相挟的黑暗中世纪时期一样以道德绑架自由，都是卢梭不得不正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