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唐朝的军事改革

可能在唐朝人看来，安史之乱完全是一个出乎意料的“偶然”——那时的唐朝欣欣向荣，对外战争不断取得胜利，从长安到中亚，畅通无阻；安史之乱的前一年还刚因粮食丰收减免了当年的租赋。历史事件发生后，我们往往会回溯、总结，找出一些痕迹来解释事件发生的原因。比如安禄山叛变几乎摧毁唐帝国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能在于唐朝的军队改革。

唐初实行府兵制，其系统可概括为“卫——折冲府——府兵”。“卫”即十六卫，由隋制“十二卫四府”发展而来。十六卫是唐朝最高军事机构，既负责拱卫京师，又掌控府兵（左右卫、左右骁卫、左右武卫、左右威卫、左右领军卫和左右金吾卫这十二卫是府兵的领导机构），十六卫长官多为皇帝身边的近臣，直接对皇帝负责。折冲府则是唐代的基层军事机构。三分之一的折冲府集中在关中地区，其次按照距离长安的远近部分在河东、河南，南方鲜少设立。武德初年，李渊仿照隋制的设置，将关中地区分为十二道，于每道设置一个军府，统称为“关中十二军”。武德七年（624），军府长官骠骑将军改名为“统军”，副官车骑将军改名为“别将”，军府也改称为“统军府”。太宗时又用回隋时旧称，“统军府”改称“折冲府”，“统军”改为“折冲都尉”，“别将”改为“果毅都尉”。各地折冲府以军府所在地命名，主要负责登记府兵们的军籍和日常军事训练，并不能直接领导府兵。府兵们农闲时期进行军事训练，战争时期征调参军，此外还要轮流前往京城承担一部分禁军工作。在名义上由十二卫及东宫六率（太子亲卫）统领折冲府，实际的调兵权仍掌握在中书、门下手中。当战争发生时，府兵们和其他临时应召的征兵由皇帝直接任命的“行军大总管”或“行军大元帅”全权指挥。在这种体制下，领兵的将领和兵士之间难以形成紧密的联系，有效地防止军队将领以军干政。府兵制的重点在首都——长安周围集中了最多的折冲府，这种内重外轻的安排，对定都西部的唐帝国具有重要意义。

中书门下等中央各官署位于宫城以南，因此各中央官署及宰相又被称为南衙或南司，隶属旗下的十二卫又被称为“南衙十二卫”。玄宗早期，由于府兵逃亡现象严重，宰相张说废弃了府兵番上宿卫的制度，召募壮丁十二万人，免其赋役，命名为“长从宿卫”，后又改称“彍骑”，分隶十二卫，最终散入羽林军。南衙十二卫在安史之乱前夕，作为一支整体的战斗力量实际上已经消失。与“南衙十二卫”相对的是“北衙禁军”。北衙禁军因常屯驻宫城北门（玄武门等）故名，由皇帝直接控制，其职能也与戍卫京城的十二卫有所区别，只负责守卫皇宫。北衙禁军在历次宫廷政变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所以玄宗在政变结束后刻意打压了禁军将领王毛仲等，使北军有所削弱。因为长期不打仗，其成员大部分是长安富裕的商人和城市居民，甚至雇佣替身或者派遣家仆代替他们当兵，所以北衙禁军也成了一支微不足道的军队。可以说，在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中央政府根本派不出一支真正能够野战的军队与叛军对垒，只能依靠其他边防军来拯救自己。天宝八载（749），宰相李林甫停止了府兵到首都服役的制度。到这时，府兵已经完全成了没有组织、没有军官、没有武器装备的名义上的军队。此后，唐朝的军队几乎全部由职业军人组成，由国家负责供养。

玄宗有并吞并四夷之志，为了应付对外作战，于天宝年间建立了节度使制度，在沿边先后设立了安西、北庭、河西、陇右、朔方、河东、范阳、平卢、剑南九个节度使和岭南经略使。当时边防军共49万人，战马8万余匹，每年要花的军费有：衣赐1 020万匹段，军食190万石，大抵是1 210万钱。而在开元以前，每年边防军费不过200万，天宝中期增加了六倍多。为减轻庞大的国防开支造成的财政压力，中央政府决定放手让各节度使自负盈亏，这样一来节度使手中便掌握了行政、财政、军事等众多权力，极易威胁中央。玄宗和李林甫通过节度使之间的互相制约来化解这个问题，同时有意识任命出身不高的蕃将担任节度使，降低其威胁中央权威的潜力。各节度使之间的相互制衡自有一套逻辑，根据战略目标，10个节度使可分为五组。

第一组为安西节度使和北庭节度使，负责经营中亚。

安西节度使负责安抚平定西域，统领龟兹、焉耆、于阗、疏勒四国。都护府治所在龟兹城内，管戍兵24 000人，马2 700匹，每年军费为衣赐62万匹段。安西出了很多名将，比如高仙芝、封常清、李嗣业、王难得等人。

北庭节度使主要防制突骑施、坚昆、斩啜部落，管辖瀚海、天山、伊吾三军，治所设在北庭都护府。管兵2万人，马5千匹，每年军费为衣赐48万匹段。

第二组为河西节度使和陇右节度使，负责压制吐蕃、隔绝吐蕃和突厥。

河西节度使负责断隔吐蕃与突厥。统赤水、大斗、建康、宁寇、玉门、墨离、豆卢、新泉等八军，以及张掖、交城、白亭三守捉。节度使驻凉州，管兵73 000人，战马19 400匹，每年军费为衣赐180万匹段。河西节度使在诸节度使中实力最强，也最为朝廷重视。由河西节度使拜相也最多，比如萧嵩、牛仙客；其他如皇甫惟明、王忠嗣、安思顺、哥舒翰，虽未曾入相却也在政局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陇右节度使主要防备吐蕃。统临洮、河源、白水、安人、振威、威戎、莫门、宁塞、积石、镇西十军，以及绥和、合川、平夷三守捉。节度使驻鄯州，管兵7万人，马10 600匹，衣赐250万匹段。盖嘉运、皇甫惟明、王忠嗣、哥舒翰、王思礼、郭子仪都担任过陇右节度使。

第三组为朔方节度使和河东节度使，主要负责经略突厥。

朔方节度使负责捍御突厥，统经略、丰安、定远、西受降城、东受降城、安北都护、振武等七军府。节度使驻灵州，管兵64 700人，马4 300匹，衣赐200万匹段。张说是第一任的朔方节度使。先后担任过宰相的朔方节度使有张说、王晙、萧嵩、李林甫、牛仙客、郭子仪、杜黄裳、杜鸿渐、李光弼、李怀光、仆固怀恩、浑瑊、崔宁、侯固、唐弘夫、韩逊16人之多，唐肃宗也曾挂名朔方节度使。

朔方军是后来镇压安史之乱的主力。天宝四载（745），后突厥的白眉可汗被王忠嗣斩杀，首级被送往长安，后突厥汗国彻底瓦解，大量突厥人投靠了安禄山。以我们后来人的眼光看，朔方节度使此时应该就转换功能，不必再囤积重兵防御突厥。

河东节度使配合朔方军抵御突厥。统天兵、大同、横野、岢岚四军，忻、代、岚三州，云中守捉。节度使驻太原府，管兵55 000人，马14 000匹，衣赐126万匹段，军粮50万石。薛讷、王晙、张嘉贞、张说、杜暹、牛仙客、王忠嗣、安禄山、李光弼等都担任过河东节度使。安禄山也当过河东节度使，但安禄山造反的时候无法调动河东的军队，只有少部分的河东军跟随他造反。

第四组为范阳节度使和平卢节度使，负责经营东北亚。

范阳节度使又叫幽州节度使。负责压制奚与契丹两个部落，统经略、威武、清夷、静塞、恒阳、北平、高阳、唐兴、横海等九军。节度使驻幽州，管兵91 400人，马6 500匹，衣赐每年80万匹段，军粮50万石。张说、王晙、裴伷先、张守珪、李适之、安禄山都担任过范阳节度使。安禄山曾经是张守珪、李适之的部下。范阳节度使的兵虽然不少，但被中央政府重视的程度不高，其战马和军费都不算多。

平卢军节度使镇抚室韦、靺鞨，统平卢、卢龙二军，榆关守捉，安东都护府。节度使驻营州，管兵17 500人，马5 500匹。

第五组为剑南节度使，负责防备吐蕃和南诏。

剑南节度使西抗吐蕃，南抚南诏，统团结营及松、维、蓬、恭、雅、黎、姚、悉八州兵马，以及天宝、平戎、昆明、宁远、澄川、南江六军镇。节度使驻成都府，管兵30 900人，马2 000匹，衣赐80万匹段，军粮70万石。安史之乱爆发时，剑南节度使由杨国忠兼任，所以他才建议玄宗入蜀地避难。如果当初玄宗投奔朔方军，说不定结果会很不一样。

另外还有一个岭南五府经略使，使治在广州，管兵15 400人，由当地赋税供给。

整体来说，唐玄宗以安西、北庭节度使经营中亚；以陇右、河西节度使压制吐蕃，隔绝突厥，保卫长安；以朔方、河东节度使压制突厥等北亚势力；以范阳、平卢节度使经营东北亚；以剑南节度使防备南诏、吐蕃。因为唐朝主要的敌人是吐蕃和突厥，河西、陇右、朔方这三个地方的节度使经常出将入相，也最为中央所重，但也因为管控很严反而没有出事。范阳僻处东北，远离关中，所获关注不多——甚至马匹和粮饷都不足——反而成为大患。

兵制的变迁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它适应了唐帝国对外的拓展——长期的对外征战不允许定期的换防，需要专业化的、可以长期作战的长行兵；而国家腹地太平无事，不需要供养那么多军队。在和平时期，这是最有效和最经济的体制。但是在兵制改革的过程中，最终形成了唐朝军队大量集中于边疆，而中枢兵力微弱的局面。

唐朝通过出将入相加强对边防军的控制，有时宰相也兼任地方节度使，李林甫兼任朔方节度使，杨国忠兼任剑南节度使。同时他们之间也维持着平衡，比如河西陇右的哥舒翰和范阳平卢的安禄山关系很紧张，互相掣肘。唐朝以潼关为天险，以洛阳为镇压关东地区的军事堡垒，背靠强大的河西、陇右、朔方军团，理论上并不怕安禄山的叛变。安史之乱最后一发不可收拾，是由一连串的战略失误造成的，唐玄宗要负主要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