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近现代社会调研简史

17世纪至19世纪，社会调研在欧洲开始发展并大范围流行，一方面是国家行政管理和统计的需要，另一方面也与当时的自然科学和实证哲学的发展密切相关。其间，整个社会研究逐步从玄学、神学走向实证科学，出现了浓厚的实证研究的范式和取向。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资本论》《工人阶级的生活》等，都是在大量社会调研和生活观察的基础上写成的。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社会调研的方法和理念从欧美和日本传入中国。美国经济和社会学家蔡平（Stuart Chapin）于1920年出版的《实地调研和社会研究》（Field Work and Social Research）一书被认为是现代社会调研系统化、科学化的开端[2]。早在1918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陶孟和就认识到系统了解中国社会整体情况并进行改造的重要性，他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社会调查》一文，倡导对中国百姓真实生活的调查，特别是对乡村社会和农民群体的调查，以促进乡村自治。此后，以陶孟和、许仕廉、李景汉为代表的早期社会学家在20世纪20年代掀起了一场旨在通过社会调查重新认识中国并开展社会实验和社会改良运动的高潮；以陶孟和的《北平生活费之分析》（1928）、许仕廉和杨开道等的《清河镇社会调查》（1930）、李景汉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1933）、费孝通的《江村经济》（1938）等为代表的调研报告，加深了当时学术界对普通民众真实生活的认识，促进了当时的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这一时期的调查涉及主题众多，调查形式多样，形成了相当丰富的调研成果。

同时，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也通过社会调查了解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的生活状况、政治态度、阶级关系，并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调研报告，如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5）、《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寻乌调查》（1930）、《兴国调查》（1930）、《长岗乡调查》（1933），对于指引当时的革命事业并获得成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30年5月，毛泽东为了纠正当时工农红军中出现的教条主义思想，专门写了《调查工作》（即《反对本本主义》），第一次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口号。1931年4月，他又在《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中对第一次的口号做了补充：“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社会调研也逐步成为我党干部政治决策的基础工作方法之一。在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还有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主导了大量的社会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做出的对当时国内社会经济情况、阶级分化、国际关系形势的分析报告，都有力地推动了当时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中国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社会调查是在改革开放以后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的传统的近代社会调查相比，现代社会调查呈现了广泛化、科学化、专业化、技术化的特征，出现了更多的专业机构、专业技术和人员来从事相关的调研工作。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到抽样、问卷设计、访谈、实验等技术性手段都日趋成熟。20世纪中叶，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又大大推进了社会调查方法和处理技术的突破，使社会调查过程开始数字化，显著提高了数据收集、整理和分析的效率，推动了社会科学量化研究的进程及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变革。而实证社会科学的发展又反过来推动了社会调查的开展和技术的应用，两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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