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结构性赶超：从加速到减速

第一章 资本化扩张与赶超型经济的技术进步

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1]

内容提要：本文从经济资本化的角度，对中国资本积累、技术选择行为及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在对全国1978～2008年分省份全要素生产率（TFP）测算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中国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机制关系的一种新的理解。中国作为一个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发展中国家，随着市场主体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重要性增强以及资产定价机制的形成，经历着一个渐次推进的经济资源存量快速资本化的过程。在20世纪80、90年代，经济资本化表现为实体经济中的资本形成。21世纪以来，经济资本化则伴随着人民币升值，资本市场与国际接轨以及土地等要素价格重估。经济资本化对经济赶超和效率改进有正面激励效应，但对技术创新则可能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导致中国的TFP增长率在低水平波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小。当前，经济资本化出现偏移，资源向资产部门过快集中，出现了资产价格快速上涨、产能过剩和实体经济创新不足等问题。只有对现行制度和政策进行调整，才能有效激励内生技术进步，转变发展方式，保持经济可持续增长。

关键词：资本化 投资 技术进步 经济增长

经过两个30年的跨越式增长，中国的经济总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年之际进入世界前列，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迈入了中上发展阶段。尽管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剧烈冲击，但在强有力的政府干预和政策保障下，中国经济在全球率先实现复苏，2009年GDP增长率达到8.7%。然而，我国经济在持续扩张中，也面临着一系列新老问题的挑战。增长结构性失衡、内部风险累积以及外部不确定扰动等，都影响“中国故事”能否延续。

早期发展经济学家认为，经济“起飞”的动力源于资本积累；而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则认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而技术进步的源泉则是人力资本投资和知识创新。中国经济高增长中要素积累扮演何种角色，是否伴随着显著的技术进步，未来可否持续，一直是研究者们热议的话题。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Krugman，1994）关于东亚无技术进步的断言，激起了国际上对东亚模式的反思热潮，也引发了国内外学者对中国经济增长中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测算历程（Sachs and Woo，2000；Young，2000；谢千里等，2001；张军、施少华，2003；颜鹏飞、王兵，2004；郑京海、胡鞍钢，2005；孙琳琳、任若恩，2005；郭庆旺、贾俊雪，2005；刘伟、张辉，2008；等等）。基本结论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TFP增长率不高且有较大波动，在一些年份甚至出现了持续下降的情况（如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直至近年才有所回升；基于省际数据的研究发现，TFP在东、中、西三个地区以及各省份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总体上，中国经济主要靠要素累积尤其是高投资推动增长，TFP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大，低技术进步与高投资、高增长构成了巨大的反差。

但也有研究对此持不同观点。一些研究或测算认为，生产率的增长来自体现型技术进步与非体现型技术进步，中国的技术进步可能更多的是内嵌于设备资本的体现型或物化的技术进步，因而支持中国经济存在效率改进的观点（郑玉歆，1999；易纲、樊纲、李岩，2003；林毅夫、任若恩，2007；舒元、才国伟，2007；赵志耘等，2007；王小鲁、樊纲、刘鹏，2009）。另外，Bai C.E.，Hsieh C.T.，Qian，Y.（2006）以及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中国经济观察课题组”（2006）发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平均资本回报率明显高于大多数发达经济体，也高于很多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这暗示着如果没有较大的效率改进，高回报现象是不可能持续出现的，外资也不可能涌入中国。

关于中国经济增长性质的激辩及相应的测算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为重要的是，不能仅仅停留在通过国际比较或数据分析做出一个要素积累型、效率增进型或其他的判断，而是要解析这种增长性质的现实条件和内在机理到底如何。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及其投资、技术进步的特殊性，可能来自开放条件下的“干中学”、低成本竞争与模仿-套利机制（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2006；2009）。为此，本文从经济资本化的角度，对中国资本积累、技术选择行为及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在对全国1978～2008年分省份TFP测算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中国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机制关系的一种新的理解。

工业革命以来，资本处于对经济资源的支配地位，经济增长源于经济资源的不断资本化。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资本化主要表现为实体经济的资本形成，其含义是以资本为纽带，将其他生产要素组合以创造价值，在利润的激励下，促进经济产出的不断增加。在古典资本化过程完成后，现代资本化过程本质上是对未来现金流进行贴现定价、价值挖掘和重估。定价机制的转变使资本形成的外延扩大，在推动社会财富快速积累的同时，也带来经济虚拟化。从发达国家经验看，现代资本化是在古典资本化的资本形成达到一定程度后，才开始大规模进行的。一般说来，发展中国家在较长时间内处于古典资本化阶段，但是由于现代资本定价机制已逐步成为全球基准，使尚未具备条件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化进程中过快地进入现代资本化，这对其经济稳定和长期发展形成了新的挑战。

我们认为，中国作为一个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发展中国家，随着市场主体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重要性增强以及资产定价机制的形成，经历着一个渐次推进的经济资源存量快速资本化过程。通过相对价格体系动态调整而顺次实现的经济资本化，在20世纪80、90年代表现为实体经济中的资本形成，21世纪以来则伴随着人民币升值、资本市场与国际接轨以及土地、矿产品要素价格重估。经济资本化对经济的规模扩张和效率改进有正面激励效应，但对内生的技术创新则可能有一定的抑制作用。随着机器设备、土地等不断进入资本化流程，中国经济面临的约束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当前，经济资本化出现偏移，资源向资产部门过快集中，出现了资产价格快速上涨、过度贴现未来现金流、产能过剩和实体经济创新不足等问题，使实现内生的技术创新，转变发展方式成为未来的必然选择。

本文第一部分提出一般性的理论框架，分析发展中国家资本化过程对投资、技术进步的影响机制；第二部分通过对中国资本存量和TFP的测算，分析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源泉的性质；第三部分分析中国资本化过程及特征，对资本化与投资、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第四部分探讨资本化扩张的可持续性问题；第五部分是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