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中国资本化过程的扩张效应与TFP变动

上述资本积累型技术进步驱动的经济增长与经济资本化过程到底体现何种关系，需要进一步从经济发展事实及实证检验中寻找答案。

中国的资本化过程是在改革的基础上实现的。早期的大量研究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初始性质为增量改革，即在不触动体制内产权的基础上，对经营或投资所实现的净收益（增量）的分配结构进行调整，以达到调动经济主体积极性的目的。我们的估算表明，1978～2008年，中国经济的实物资本存量年平均增长10%，而劳动人数增长仅为2%，实物资本增长与经济增长保持了同步。30年来资本存量高速增长的背后，是机器设备、建筑物、土地使用权、矿山乃至文物资源等有形资本源源不断地通过经济资本化过程“浮出水面”，并被重新估值，进入了生产函数。粗线条看，这种资本化扩张引致的技术进步过程大致上经历了三个阶段：（1）20世纪80年代是农业和乡镇工业发展带动下的经济增长。在这10年的前半期，农村制度创新激励下农业经济效率的一次性提高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较明显，后半期随着TFP下降，农业剩余资本配合金融多元化激励下的工业资本积累开始主导经济流程。（2）20世纪90年代开始转向制造业发展。这一时期资本化与资本形成之间的关系，更多地表现为实物资产重估推动下的规模扩张逐年升级，相应地TFP的作用却逐年减弱。（3）21世纪后，中国经济资本化进入城市化加速带来的土地价值重估与溢价双重主导的发展阶段，尤其在2005年之后，伴随着汇率改革，越来越多地表现为国际资本参与下的实物资产甚至虚拟资产升值推动的急速资本形成，而经济创新被抑制，全要素生产率维持在低位增长。

分阶段看，改革开放首先始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质，是国家让渡土地资源的使用权（租借土地，以公粮为对价），与从集体农庄中获得人身自由的农民相结合，形成一个基于家庭的“小规模农户企业”和新生产函数。这可视为中国第一轮的经济存量资本化过程，即农村土地使用权的资本化。对农民来说，由于人身可支配、土地可使用、收益可分享，因此大大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快速提高，带来了人均产出的增长。农业产出的增长，使农民在交纳公粮后有了一定的农业剩余，在相对确定、家庭拥有决策权和收益权的新生产函数条件下，农户就可能加大对附着于土地的固定资产进行投资和技术革新，这对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技术进步形成了正面影响。同时，乡镇企业（社队企业）、农村个体、联户办企业开始迅速发展，为改革后不断扩大的农村剩余再投资和劳动力析出创造了资本化的条件，带动了农村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变革和小城镇发展。据估计，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约为40%。土地使用权隐性资本化与解除束缚后的自由民所释放的巨大能量相结合，使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迎来了经济效率改进和规模扩张的“黄金发展时期”。正是农业的发展为未来资本化带来了经济剩余。

进入20世纪90年代，农业剩余减少，中国的资本化主要围绕工业部门，由国企、外资和民企三条路线并行展开。首先，20世纪90年代初，国有企业开始实行现代企业制度改革，通过企业改制、下岗分流、兼并重组等手段，对资本存量进行再评估，重构企业生产函数，允许符合条件的企业上市。1990年底沪深两个股票市场（以及这期间各类产权交易市场）的正式建立，推动了此后经济资本化的加速进行。统计数据表明，1993～2000年，新上市企业有1104家，年平均上市达138家，其中1997年最多，达到222家（当年筹资额达到近1300亿元）。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的资本形成在此背景下得到了明显的扩张。其次，1984年新的外商投资法实行，中央和地方都采取了大量优惠措施吸引外资。伴随着1992年中国市场化改革和开放力度的加大，FDI流入加速。20世纪90年代，各地区都把招商引资放在重要位置，纷纷通过土地、税收等优惠政策吸引外资。1985～1991年，FDI流入的年增长率仅为14%，年流入量为45亿美元；1992年迅速增长至110亿美元，1993年为280亿美元，这两年的增长率均超过150%；到1997年，FDI流入达到490亿美元。经济开放带来的生产函数重构、“干中学”和市场范围扩展的分工深化，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促进了经济效率的提高。最后，民营企业在此期间也迅速发展壮大。随着党的十四大、十五大对民营经济的肯定，民营企业从体制外进入体制内。到1999年时，民营企业户数达到151万户左右，从业人员增至2021万人。民间投资的发展，推动了资本形成、就业扩大和经济效率的大幅度提高。

总的看来，20世纪90年代开始了中国企业从计划体制转向市场体制的过程，进入经济存量急速资本化扩张阶段。原先处于“冷冻”状态的机器设备、建筑物及土地使用权被激活、重新评估、组合及资本化，同时带动国民储蓄进入资本市场，最终形成了国家、私人及外资三方合资的总量生产函数，机器设备投资主导的资本形成在20世纪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得到了迅速扩张，在开放条件下实现了分工、市场扩大和效率提高的“斯密式增长”。然而，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由于经济重组及亚洲金融危机带来的不稳定，加上资本化中的高资产溢价和投机泡沫等原因，实物产出受到较大影响，技术进步在此期间也出现了下降。

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资本化进入了第三个阶段，即城市化加速带来的以土地价值重估为主导的资本化。无论是国有还是集体土地，其参与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表现为土地的交易或流转，通过土地产权的交易与价值重估，在进行土地资本化的同时实现土地价值的增值。土地作为一份国家固定资产，其使用权作为可交易的契约具有单独的资本价值。土地使用权由政府出售之后，在二级市场上可以交易，使之具备了资本的属性，而且是相对独立于土地之外的资本，全社会的资本供给也因此增加。在经营性、行政事业性和资源性三大类国有资产中，以土地为载体的资源增值最快最大，可以说主导了经济流程，并带动了地面建筑物价格的快速上扬。从1998年开始（尤其是2003年以后），国有企业占用的土地须按土地市价估值计为国有资本或国有净资产。可以说，2003年以后的国有资本形成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国有土地使用权资本化的结果。此外，随着FDI加速流入，新一轮国企上市、海外上市潮，中国资本市场进行了股权分置改革，原来非流通的股权开始贴现，资本化扩张在近年更呈现突飞猛进之势。

改革开放以来，以土地资本化、股票资本化与FDI流入三方面为主要特征的资本化进程，究竟与中国资本形成、经济增长之间构成何种关系，我们在此做一个计量检验。时间范围为1992～2008年。其中，土地资本化以土地出让收入度量，数据主要来自《中国国土资源公报》和付敏杰（2010）；股票资本化数据以年度国内外上市筹资额度量，数据来自中国统计信息服务系统；FDI流入为年度实际合同金额，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并按当年年内平均汇率折算成人民币。以上三者为解释变量。建立双对数线性模型，第一个方程的被解释变量为年度全国固定资产投资（Investment），第二个方程的被解释变量为国内生产总值（GDP），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估计结果分别为：

ln（Investment）=3.4017+0.2157*ln（land）+0.1994*ln（equity）+0.2938*ln（fdi）

s.e.=（0.7724）　　（0.0511）　　（0.0739）　　（0.1310）

　t=（4.4037）　　（4.2212）　　（2.6988）　　（2.2419）

R2=0.94　　F=67.8　　DW=1.76

方程拟合良好，DW值显示无自相关。方程中，土地出让收入（land）、股票上市筹资（equity）、FDI流入三者的固定资产投资弹性分别为0.2157、0.1994、0.2938，说明随着与资本化有关的相关解释变量每提高1%，固定资本形成（Investment）可分别提高0.2157%、0.1994%、0.2938%。这证实，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资本化促进了资本形成。

ln（gdp）=4.7848+0.1950*ln（land）+0.1515*ln（equity）+0.5197*ln（fdi）

s.e.=（0.6917）　　（0.0457）　　（0.0662）　　（0.1173）

　t=（6.9171）　　（4.2630）　　（2.2905）　　（4.4293）

R2=0.96　　F=94.2　　DW=1.73

方程同样拟合良好，DW值显示无自相关。方程中，土地出让收入（land）、股票上市筹资（equity）、FDI流入的产出弹性分别为0.1950、0.1515、0.5197，说明随着与资本化有关的相关解释变量每提高1%，国内生产总值（GDP）可分别提高0.1950%、0.1515%、0.5197%。这就证实，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资本化促进了经济增长。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就国家宏观层面而言，经济发展也是一个经济存量资本化过程。如何把固化形态甚至无形的“隐蔽资产”适时且合理地转变为可流动的、经济学意义上的资本，并由此促进有效的资本形成和提高经济效率，对后发国家的发展具有关键意义。第二，从经济资本化顺序来看，一般按照通用设备、建筑物、土地等固定资产以及商标资产和技术资产、企业家才能等顺次展开——这是由它们的资产专用性决定的，专用性越低，越容易定价和交易。中国目前还处于实物资产资本化阶段。第三，从区域发展来看，资本化程度越高的区域，资本化溢价越大，由此所衍生的财富放大效应越强，带动的资本形成也越大。在某种意义上，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发展不平衡或许正是由资本化程度不同而带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