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密动力和大分流

中国的经济复兴——不管它最终的社会后果如何——使越来越多的学者产生了一个新的认识，即在世界历史上，市场形成过程和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之间存在着根本差异。这种新认识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人们发现（或重新发现），在整个18世纪，贸易和市场在东亚特别是中国比在欧洲更发达。在如何解释这种更发达状况的问题上，王国斌（R.Bin Wong）对黄宗智（Philip Huang）的观点发起了挑战。黄宗智认为，在工业革命之前，欧洲的增长因循的是一条通向经济无限改善的进化轨迹，而中国的增长因循的则是一条“没有发展的增长”这种“内卷式”轨迹，其特点是每年投入的工作日增加而报酬递减。[26]王国斌反对这种观点，认为欧洲和中国的轨迹具有重要的共同特征，即它们“都是以市场为基础的斯密增长动力的一部分，是由工业革命之前几个世纪内中国和欧洲发达地区的劳动集约化所支撑的”。[27]

前面已经指出，第2章还将进一步阐述，这种动力的实质是一种经济改善的过程，它由建立在分工扩大和深化基础上的生产力提高所推动，它只受市场广度的限制。经济改善提高了收入和有效需求，扩大了市场的广度，从而为新一轮分工和经济改善创造了条件。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良性循环遇到了该过程的地域规模和体制环境对市场广度的限制。遇到这些限制后，这个过程就落入了一个高水平均衡陷阱。由此可以说，如果认为欧洲和中国都出现了同样的斯密动力，那么，真正的难题并不是为什么中国陷入了高水平均衡陷阱，而是为什么欧洲通过工业革命逃脱了这个陷阱。

弗兰克和彭慕兰甚至更明确地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弗兰克指出，斯密本人认为中国沿着与欧洲同样的发展轨迹走在了欧洲前头，而且他并没有预见欧洲会出现突破。

斯密……是（西方）最后一位认识到欧洲在各国财富发展中是一个姗姗来迟者的重要社会理论家。他在1776年评论道：“中国是一个比欧洲任何地方都远为富裕的国家。”斯密没有预见到这种对比会有任何变化，也完全没有意识到，此刻正是后来所说的“工业革命”发端之时。[28]

彭慕兰则在经验基础上对如下观点提出了挑战，即西欧比中国增长更快，原因是它的产品和生产要素市场更有效。他认为，甚至直到1789年，“西欧的土地、劳动力和产品市场……整体上可能比中国大多数地方离完善的竞争更远——这就是说，它更不像是由能够自由选择贸易对象的众多买卖人所组成，因此更不符合亚当·斯密所预见的增长过程”。[29]

综合来看，这些观点与特朗梯发现马克思的理论在底特律更体现出其实践价值有某些共同之处。特朗梯发现，欧洲在思想上信奉马克思主义，而美国工人阶级的历史则具有更强的实践相关性，这对准确诠释马克思的《资本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鸿沟。同样，王国斌、弗兰克和彭慕兰发现，西方在思想上信奉自由市场，而中华帝国晚期则具有更强的实践相关性，这对准确诠释斯密的《国富论》同样是一个巨大的鸿沟。借用特朗梯的表述，那就是，他们发现了斯密在北京。

这个新发现，如同早期那个发现一样，引起的兴趣远不限于历史学领域。它提出的问题具有极大的理论和实践重要性。第一，如果欧洲和中国经济都拥有斯密动力这一点，不能说明为什么交通和工业中大规模使用矿物能源推动西方崛起为全球霸主，那么，什么能够说明？第二，为什么19世纪英国主导的工业资本主义全球化，与至少一个世纪内（姑且认为，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东亚地区，特别是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地区的经济急剧衰落联系在一起？为什么这种长期衰落之后，同一个地区随后在20世纪下半叶出现了甚至更急剧的经济复兴？在中国市场经济早先拥有的地区和全球优势与它当前的复兴之间是否存在着联系？如果存在的话，它如何帮助人们理解复兴的性质、原因和未来的后果？

王国斌、弗兰克和彭慕兰集中探讨第一个问题，并提供了不同而又互补的答案。与安东尼·E.里格利（E.Anthony Wrigley）一样，王国斌认为英国工业革命是历史的偶然，它与前期的发展基本没有什么联系。它的主要特征是，在煤炭作为新热量来源和蒸汽作为新机械动力来源的基础上，生产力得到了提高，远远超过了依靠斯密动力能够达到的水平。“这种根本性突破一旦出现，欧洲就转上了一条新的经济轨迹。”但突破本身并没有得到解释。我们被告知说，“生产技术并不按照任何简单直接的经济逻辑发生变化”。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生产力”一样，它们“是推动其他经济变革的外生变量”。[30]

与王国斌相反，弗兰克把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欧洲而不是在中国/亚洲归因于共同的斯密动力产生了相反的后果。在整个亚洲特别是中国，经济扩张造成了劳动力剩余和资本短缺，这正是斯密高水平均衡陷阱的基本特征。相反，在欧洲，经济扩张造成了劳动力短缺和资本剩余。根据弗兰克的观点，正是这种相反的后果在1750年之后导致了工业革命的产生。[31]在王国斌重新构建的欧洲和中国的动力中，技术发明的密集爆炸是外生的（不能解释的），而在弗兰克的重新构建中则变成了内生的。但是，这种对工业革命的内生因素的解释并没有说明为什么共同的斯密动力在西方和东方产生了相反的后果。

彭慕兰对此提供了一个解释，他把自己所说的大分流归结为资源禀赋和核心—边缘关系的差异上，即美洲向西北欧核心地区供应的初级产品和对制造业的需求，要比东亚核心地区从自身边缘地区能够获得的丰富得多。与王国斌一样，他也同意里格利早期的论点，认为丰富的国内廉价矿物燃料禀赋是英国工业革命起飞的基本条件。但在他看来，如果没有美洲的初级产品供应，欧洲的技术和投资要朝着劳动力节约、土地和能源耗费的方向发展是不可能的，尤其在当时资源压力加剧的情况下，这种压力原先由全球经济所有（核心？）地区共同承受，而此时则迫使东亚的发展走上了更加倚重资源节约、劳动力吸纳型的道路。这种生态压力的缓解，

不仅依赖新大陆富饶的自然资源，而且也依赖奴隶贸易和欧洲殖民体系其他特征开辟新型边缘地区的方式，这使欧洲能够输出数量不断增长的制成品，用来交换数量不断增长的土地密集型产品。[32]

彭慕兰的论点促使布伦纳进一步重申他早些时候对新斯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在与克里斯托弗·伊赛特（Christopher Isett）合写的一篇文章中，他对彭慕兰把工业革命之前长江三角洲的发展与英国的发展等量齐观提出了质疑。

在长江三角洲，主要的经济代理人能够不经过市场而直接获得他们再生产的资料。因此，他们得以回避竞争对更有效配置他们的资源所提出的要求。结果，这就使他们能够这样来配置自己的资源，即对个人而言是合理的，但与经济发展的总体要求背道而驰，造成的后果是，这个地区出现了马尔萨斯式的经济演化，最终，在18～19世纪，导致了人口和生态危机。与长江三角洲相反，在英格兰，主要的经济代理人已经丧失了保证他们经济再生产的能力，无论是通过对直接生产者的超经济强制，还是通过自己掌握全部生活资料。因此，他们在配置自己的资源以便实现自己的回报率（贸易收益）最大化上既是自由的，又受到竞争的驱使。结果，这个地区出现了斯密式的经济演化，或者说自我维持的增长，把该地区在18～19世纪推到了工业革命的边缘，而不是人口危机或生态危机的边缘。[33]

如同早先对新斯密马克思主义提出的批评一样，布伦纳再次强调，经济代理人对市场的依赖是他们相互竞争的一个条件，迫使他们所有的人实行专业化，进行投资，从事发明。而且，他还再次强调，在决定发展轨迹的问题上，国家和地区内部社会结构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一些国家和地区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关系。然而，斯密式增长，在对新斯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中被认为是“自我限制的”，在对彭慕兰的批评中却不知何故变成了“自我维持的”和工业革命的前奏。在布伦纳的新观点中，自我限制的增长不是斯密式的，而成了马尔萨斯式的。

暂且不论布伦纳把斯密式增长一会儿说成是自我限制的增长，一会儿又说成是自我维持的增长——这个矛盾他没有给予解释，我们需要指出的是，即使黄宗智（他像布伦纳一样，不同意彭慕兰把长江三角洲的发展与工业革命之前英国的发展等同起来）也没有认为，“单用马尔萨斯关于纯粹由人口压力造成生存危机的概念”就能充分描述18世纪长江三角洲的发展趋势。在黄宗智看来，迫近的危机主要由商业化导致，即经济代理人越来越依赖于市场。

在华北，商业化给某些人提供了致富机会，同时给许多其他人带来了贫困，后者接受了市场风险但没能成功。在长江三角洲，以棉花和桑树种植为代表的内卷式商业化使农业经济能够吸纳更多的人口，但它没有根本改变先前存在的社会不平等环境。人口压力和不平等并存的结果是形成了一个越来越大的贫农阶级（在绝对数量上，即使并不必然在人口比例上），包括无地的农业工人和佃农，后者也受雇打短工。[34]

从而，无论欧洲和中国发展的轨迹在工业革命之前如何不同——我们将会看到，不同之处颇多——人们基本上都同意（包括黄宗智），商业化程度并不是这些不同之一。因此，王国斌、弗兰克和彭慕兰发现斯密在北京并非是海市蜃楼。但是，他们对19世纪欧洲和东亚发展道路分流的解释或者没有考虑到分流的相关历史，或者在他们自己提出的许多问题上还有待论证。

首先，英国的廉价矿物燃料禀赋作为解释为什么英国通过工业革命比欧洲其他国家更早逃脱了斯密陷阱的原因之一可能有某些合理性，但它不能解释，为什么中国——作为世界煤炭储量禀赋最优良的国家之一，没有同样逃脱斯密陷阱。更重要的是，开矿、运输和煤炭利用带来的连锁反应，以及美洲初级产品的供应，对英国/欧洲在19世纪晚期而不是早期出现了突破至关重要，这就是说，当时工业革命早已经开始了。帕特里克·奥布赖恩（Patrick O’Brien）评论说，

大分流和工业革命是相互联系的叙事的一部分；欧洲和中国在劳动生产率和实际收入上的分化程度——到1914年已经如此清晰地展现出来——如果没有从美洲和其他初级产品生产国大量进口基本食品和原料是不可想象的。但是，由于这些供应在19世纪下半叶已经大量流入，什么开始了工业革命和什么维持了工业革命的问题就不应混为一谈。[35]

其次，正如弗兰克所主张的，根据所有现存证据（包括亚当·斯密本人的评估），在大分流之前，欧洲的工资和需求比亚洲更高，资本比亚洲更丰富，这种差别十有八九使节约劳动力、耗费能源的技术在欧洲是经济的，在亚洲则不然。不过，弗兰克并没有解释，为什么市场形成过程——它在东方更先进——与西方更高的工资和需求以及更丰富的资本联系在一起。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工业革命之前，欧洲人对东方的唯一竞争优势建立在开采和运输美洲白银的基础上，以及投资于各种贸易活动，包括亚洲内部的贸易。但在他看来，这个唯一的竞争优势让欧洲人能在亚洲坚持三个世纪之久，却没能获得全球经济的制高点，其中心仍然位于亚洲，因为美洲白银的流动对亚洲经济比对欧洲经济更为有利。在整个18世纪，欧洲的制成品在亚洲没有竞争力，而中国仍然是世界金钱的“最终归宿”。[36]但是，假如情况如此，为什么中国受到资本短缺的影响而欧洲受到资本剩余的影响？为什么欧洲存在着比中国更大的劳动力需求和更高的工资？

最后，欧洲通过工业革命逃脱了斯密高水平均衡陷阱的问题，必须与为什么那场革命的全球化与东亚地区大约一个世纪的经济衰落以及随后的经济迅速复兴的问题通盘考虑才能找到谜底。在总结对彭慕兰论点的批评性评价中，奥布赖恩问道：

如果英国经济本来很可能（但由于煤炭和它与美洲的密切关系而未能）走长江三角洲的道路，那么，为什么甚至清帝国那些实现了商业化的先进地区花费了如此之长的时间来重新获得它在18世纪中期世界经济中曾经拥有的经济名次和地位？[37]

我们将看到，真正有趣和困难的问题并不是为什么长江三角洲、中国和东亚花了那么长时间重新获得它们在18世纪中期之后相对西方所丧失的经济地位，而在于，中国如何以及为什么在一个多世纪政治经济衰落之后，能够如此迅速地重新获得如此之大的进展。无论怎样，一个大分流模式必定告诉我们一些东西，不仅关于其起源，而且关于其长期发展、其局限性以及其前景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