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斯密马克思主义

观念领域的发展不是衡量社会现实的可靠指标。在描述现实方面，发展能够说明的问题可能与它无法说明的问题一样多。因此，在1968年马克思主义影响力复兴高潮时刻发表的题为《马克思在底特律》的短文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马里奥·特朗梯（Mario Tronti）反对这样的观点，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形成使欧洲变成了阶级斗争的中心。[12]他认为，真正的中心是美国，在那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最小，但工人在迫使资本进行自身结构调整以满足他们提高工资的要求上却做得最成功。在欧洲，马克思活在意识形态中；而在美国，劳资关系“客观上是马克思主义的”。

在至少半个世纪，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们能够在（美国的）斗争实践以及这些斗争的要求所引发的反应中读到马克思。这并不是说，马克思的著作为我们解释了美国的劳工斗争。而是说，它意味着这些斗争为我们提供了一把钥匙，来准确解释马克思最重要的文本……即《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13]

特朗梯的论证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在资本主义西方重获影响力时所经历的身份危机。自从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理论和社会主义过渡学说建立以来，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就从世界资本主义的中心不停地向其日益扩大的边缘地区转移。到1960年代后期，它的传播中心已经变为贫穷的第三世界国家，如：中国、越南、古巴和葡属非洲殖民地，这些国家的社会现实与《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提出的理论很少有共同之处。这时，在美国陷入越战困境和学生造反的共同冲击下，马克思主义返回了第一世界。但当西方激进人士开始阅读《资本论》的时候，他们却很难找到它与他们关心的政治问题有什么关联。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回忆说，

在1970年代早期，人们很难发现《资本论》第1卷与当前主要的政治问题有直接联系。我们需要列宁，才能从马克思的角度理解在越南发生的那场如此惊心动魄的帝国主义战争……要相信马克思的《资本论》与我们关心的各种问题之间存在内在联系，往往需要对马克思主义运动的整个历史（或某些魅力人物，如毛泽东或卡斯特罗）树立起信仰才行。这并不是说文本中没有引人入胜的内容，例如从考察商品拜物教中产生的非凡洞见，阶级斗争如何从马克思描述的资本积累原始形态下改变了世界的卓越眼光……但是，一个简单的事实是，《资本论》与日常生活之间没有多少直接关联。[14]

没有疑问的是，在马克思的资本理论与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阿米尔卡·卡布拉尔（Amilcar Cabral）、胡志明或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之间存在着巨大鸿沟，这条鸿沟只有依靠对马克思主义整体历史的信仰行动才能填平。但是，认为1960年代后期和1970年代早期马克思的资本理论与第一世界的日常生活之间没有某种直接联系并不完全正确。这是一个欧洲和其他地方阶级斗争加剧的时代，认为这些斗争——如同美国早期的斗争一样——给理解马克思《资本论》带来新线索的并非只有特朗梯一人。[15]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大西洋两岸越来越多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重新发现了生产场所的劳动过程和阶级冲突，它们在《资本论》第1卷中占有非常突出的位置。直到1960年代之前，没有任何一个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接受过马克思的邀请，“离开这个嘈杂的、表面的、有目共睹的（市场）领域，跟随（货币所有者和劳动力所有者）进入……隐蔽的生产场所”，在那里，他许诺说，“赚钱的秘密最后一定会暴露出来”。[16]由于遭到马克思主义者们的遗弃，隐蔽的生产场所曾经只是美国产业社会学和劳动史研究的保留领域，这激励着特朗梯去发现马克思在底特律。但在1970年代，马克思主义者们最后重新发现的劳动过程却是管理者特权与工人抵抗剥削进行争夺的地方。[17]

这种重新发现并没有像马克思许诺的那样揭示出利润产生的秘密，相反，它加深了两部分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分歧，一部分人主要关心把第三世界从殖民帝国主义遗产中解放出来，另一部分人则主要关心工人阶级的解放。问题在于，《资本论》确实提供了考察阶级冲突的基本理论，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发展的假设并没有经得住经验的检验。

马克思的假设与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近年来鼓吹的“平面世界”的论点很相似。在阅读（或再次阅读）了《共产党宣言》之后，托马斯·弗里德曼坦白说，自己“敬畏于马克思如此敏锐地详细描述了产业革命兴起过程中那些使世界变平的力量，如此预见性地看到了这些同样的力量直到目前仍在继续让世界变平”[18]。他随后援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著名段落，例如“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新的工业取代了古老的民族工业，“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结果，“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全世界的相互依赖用自己的火车运来了普遍化的资本主义发展。

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19]

哈维早在弗里德曼之前很久就指出，很难想象，对于今天我们所知的“全球化”的任何描述能够比马克思和恩格斯150年前所做的更准确。[20]但是，弗里德曼没有察觉、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没有预见到的是，在这150年里，各民族之间日益增加的相互依赖并没有通过资本主义发展的普及把世界“变平”。目前全球经济中心重新移到亚洲能不能最终产生一个更加扁平的某种世界，这是我们暂时必须留待后面回答的问题。能够确定的是，在过去两个世纪，西方世界和非西方世界日益增长的相互依赖与《共产党宣言》假设的趋同没有关系，而与一个巨大的分流联系在一起。

正当特朗梯和其他人在隐蔽的福特主义生产场所重新发现马克思的时候，安德烈·贡德·弗兰克开始启用“欠发达的发展”这个比喻，来描述和解释这种巨大的分流。他认为，分流只不过是全球资本主义扩张过程的表现，它导致核心地区（西欧以及后来的北美和日本）的发展（财富），同时导致所有其他地区的欠发达（贫困）。这个过程体现在一系列大都市与周边卫星地带关系的形成上，其中大都市从周边卫星地带榨取经济剩余用于自己的经济发展，而“卫星地带则处于欠发达状态，因为它们得不到自己本地的剩余，同时也是大都市在卫星地带的国内结构中引入并维持的两极分化和剥削矛盾的后果”。占有和剥夺剩余的机制依时间和空间不同；但资本主义扩张过程的大都市与卫星地带或核心—边缘结构维持不变，导致国家之间的财富和贫困不断两极分化，而不是平等化。[21]

弗兰克关于欠发达的发展概念遭到了广泛批评，认为他把阶级关系降低到作为次生现象的核心—边缘关系上。在其中一个批评中，罗伯特·布伦纳（Robert Brenner）指出，“贸易和投资的资本主义扩张并不自动导致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预测的那种资本主义经济发展”。

在世界市场增长的过程中，对生产力的进步而言，中国长城既可以矗立起来，也可以被摧毁。当这种“欠发达的发展”出现时，弗兰克（正确地）指出，“民族资产阶级”并不是从……发展中获得利益，而恰恰是从支持束缚经济进步的那种生产和榨取剩余的阶级体系中获得利益……弗兰克宣称，在这种情况下，指望资本主义的侵入能带来国家的发展基本上是一厢情愿。[22]

不过，布伦纳认为弗兰克对事物的解释存在着根本性错误，因为他把阶级看做“一种次生现象，它直接起源于利润最大化的需要”。更具体地，弗兰克观点的问题是，“市场和利润需求决定了阶级结构，而这只不过受到地理和人口的限制——好像这些因素的意义并非在很大程度上同样由社会历史决定，也好像获得利润的潜力并非其本身有赖于阶级结构似的”[23]。换言之，对布伦纳而言，为什么《共产党宣言》关于资本主义发展普遍化的预言没有成为现实的主要原因并不是世界市场形成过程的两极分化的天然倾向，而是世界市场的形成天然没有能力产生资本主义发展，除非在地方水平上预先存在着适当的社会条件。

布伦纳列出了两个最重要的条件。第一，那些组织生产的人必须丧失了再生产他们自身的能力以及他们在市场经济之外原有的阶级地位。第二，直接生产者必须丧失了对生产资料的控制。第一个条件对活跃和维持竞争是必须的，它会迫使生产的组织者削减成本，以便通过专业化和创新使利润最大化。第二个条件对活跃和维持竞争也是必需的，它会迫使直接生产者把他们的劳动力出售给生产的组织者，并让他们自己服从后者强加给他们的纪律。布伦纳宣称，这两个条件并不是通过追逐利润的市场交换在全球的蔓延而自动产生的。相反，它们是那些处于世界市场支配下的国家独特的社会历史条件创造出来的。因此，为什么《共产党宣言》关于资本主义发展普遍化的预见未能实现的主要原因是，只是在某些国家，阶级斗争的历史才产生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这两个必要条件。[24]

布伦纳把他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对《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理论的重述——与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的理论进行对照。在斯密的模式中，一国的财富是生产任务专业化的结果，它来自生产单位之间的分工，其程度又由市场程度决定。布伦纳认为，在这个模式中，经济发展过程由市场的扩张推动，不管那些生产组织者是否丧失了在市场经济之外再生产他们自身阶级地位的能力，也不管直接生产者是否丧失了对生产资料的控制。在这个问题上，斯密的模式是资本主义发展大量不同模式的矩阵，其中包括弗兰克的模式，布伦纳把这个模式描述为“新斯密马克思主义”的范本。[25]

这种说法的局限性和其中的矛盾随着我们的继续讨论会变得很清楚。但就眼下讨论的问题而言，它的优势在于区分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虽然这个区分主要依据起源于欧洲的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但它与阿明的评估是一致的，即：在当代中国，只要仍然承认平等拥有土地的原则并加以贯彻，通过社会运动使之向非资本主义方向演变尚为时不晚。因为只要这个原则在实践中得到维护，布伦纳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二个条件（直接生产者必须丧失对生产资料的控制）就远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因此，不管追逐利润的市场交换如何扩张，中国发展的性质并非必然是资本主义的。

当然，这种说法并不意味着共产党中国依然是传统上所说的社会主义，也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是社会运动最有希望产生的后果。这不过是说，即使传统上所说的社会主义在中国已经失败，如此定义的资本主义也还没有胜利。中国巨大规模现代化努力的社会后果仍然是不确定的，而在我们看来，按照以往经验认定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或许并不是观察和理解形势演变的最有用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