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苗远来三危山 玉石之路现倪端

甘肃位于中国西部大陆的第二级台地上，从地图上看，它环抱青藏高原，横贯古丝绸之路，同时也覆盖了大约距今4300年以前就已开通的玉石之路。甘肃的西端，是西域和田美玉进入中国腹地的必经之地和门户，至今这里还有不同时期的多处“玉门关”遗址和以“玉门”命名的市区。甘肃省的东南方，连接着古都长安，可以说甘肃是连接中原和西域的一条纽带。而在这个纽带之上有一段在中国历史上至关重要的狭长的地带，那就是河西走廊。而河西走廊的西端有一个尽人皆知的地方，那就是敦煌，因为它承载了丝绸之路几千年的文化历史。然而在更早的时候，敦煌还有一个古老的名字叫“三危”，它是史书记载中最早的敦煌地名。在我国古代文献中，保存着很多远古时代的历史传说，而这些传说中曾多次提到“三危”二字，“三危”是因为敦煌有一座“三峰耸立，如危欲堕”的“三危山”而得名，它开启了敦煌悠久灿烂的远古文明，不过那时候“三危之地”所指很广。

“舜窜三苗于三危”与敦煌

尧、舜、禹时期，家天下的王朝国家尚未建立，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华夏各部族之间相互掠夺资源和人口的现象时有发生。为适应这种社会形势的需要，各地域有一定族源关系或相近的部落，必然结成部落联盟。尧、舜、禹即是中原最强大的部落联盟的领袖，他们都对周边弱小的部族发动了征服之战，迫使其屈服，而被臣服的部族作乱反抗也时有发生。这一时期三苗族与中原不断发生冲突，其中最大的一次冲突即与敦煌密切相关的“舜窜三苗于三危”这一次重大历史事件。据《尚书·舜典》的记载和史学家研究所得，帝尧（约前2188—前2067）晚年时，将国政托付于舜（约前2128—约前2025），而舜雄才大略，在他掌权之后，东征西讨，四面出击，完成了一系列惊天伟业，比如：驱逐了三苗（东夷族）势力；打击了共工、驩兜、鲧这些华夏族的老牌贵族，史称“除四凶”。所谓“四凶”，先前都是臣服于尧的周边部族首领，因为他们发生叛乱造成天下动荡，而被舜一一剿灭。为了避免“四凶”在中原作乱，舜采取了“放驩兜于崇山”“殛鲧于羽山”“流共工于幽州”“迁三苗于三危”（见《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第一》）的一系列政策。其中“窜三苗于三危”，就是指舜曾将一大批东夷三苗部落的贱民或者战俘，发配到中国西北的苦寒之地“三危”。三苗，姜姓，黄帝至尧、舜、禹时代的古部落名，又叫“苗民”“有苗”，也称“三蛮”“三毛”。其最初领地在江淮流域，后迁徙至长江中游、江汉平原一带。三苗因在“丹水之战”中被尧、舜打败受到惩罚，其部分族人被强行西迁。他们从荆州出发，经襄阳、南阳、洛阳，然后向西迁移，溯渭河过天水，到达河西走廊西端，最后在敦煌的三危山一带落脚。三苗来到敦煌以后，都有些什么作为，留下了什么遗迹，史书没有详细记载，而从《后汉书·西羌传》中的“西羌之本出自三苗，羌姓之别也。其国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关之西羌地是也”这一史料中，基本可以还原当时的历史情景和来龙去脉。

不过“三危”到底在哪里，因传说时代去今久远，而相关的历史记载又过于简略，三危地望没有说明，这使得后世从多种角度做了很多推测，千百年来史学家争议不断，众说不一。但认为“三危”即敦煌城东南三十千米处的三危山者，从古到今占有多数。而三苗确被流放到敦煌的观点，在当代学术界也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不过学术界认为，古三危之地，是一个所指比较广阔的地域，它不局限于今天敦煌一隅，而是以三危山得名的不局限于后来所称州、郡区划范围的一个广义的地名。其范围以敦煌三危山为中心，当包括今新疆罗布泊以东、甘肃疏勒河以西一带都同属“三危”之地。因而近年提出了一个“大三危”“大敦煌”的概念，其不局限于后世的敦煌郡，更非指今敦煌市区。

三苗与玉石之路

华夏祖先之崇玉，在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这种对玉的崇尚在良渚时期达到了高峰，而三苗是良渚文明的创造者之一，那么从南方而来的敦煌先民三苗跟玉石之路就很可能存在关系。良渚文化用玉、爱玉、尊玉的风气传播久远，具有广泛的文化辐射力和对其他文化的影响力。三危一带曾盛产玉石，且又是玉石之路必经之地，那么他们是不是因“玉”而被发配到这里呢？敦煌学者李聚宝在《“舜窜三苗于三危”之“三危”在敦煌》一文中论证：“尧、舜时代的三苗文化和齐家文化与中原龙山文化关系密切，有一定齐家文化因素的火烧沟文化是江淮一带的三苗化居民来到河西走廊西部以后，受当地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及西北固有戎羌部落影响，而独立发展起来的一支高度发达的地方文化。”龙山文化和齐家文化是原始社会末期至文明初时的文化遗存，其中发现大量玉器。这种在墓葬中一次性埋葬大量玉璧的现象始见于良渚，其包含有颇多的良渚文化因素。齐家文化分布十分广阔，在河西走廊的黑河和敦煌的疏勒河等流域也有分布。齐家文化玉器使用的玉材，主要来自齐家文化圈内的甘肃东部至西部以及青海一带东西近千千米范围内的大山里，也有相当一部分质量更好的软玉（真玉），可能是途经敦煌从新疆和田输送而来，也可能是从河西走廊西部包括敦煌一带开采的。近年，在敦煌的三危山发现了不少古玉矿，而且出土了一种白玉实物，其材质不输于和田玉、昆仑玉。据鉴定，齐家文化玉器中使用这一类材料的占了30%。齐家文化玉器中的工具类如斧、锛、凿等主要选用本地的质地一般的普通玉。而礼器类的琮、璧、环、璜、钺、刀、璋等则选择玉质滋润、色泽纯美的上等玉，这些玉无论来自敦煌还是和田，都说明齐家贵族从河西走廊西部和新疆获取玉资源的历史非常悠久。敦煌地区的玉门火烧沟遗址所出土的玉斧，形制与众多的各类史前文化的玉斧大为不同，有斜切边的特征，具有很强的装饰性质，极罕见，是绝大多数玉斧所不具有的，具有史前玉礼器的特征。从昆仑山下的和田到楼兰，再从楼兰转向东南，至三危敦煌再到玉门火烧沟，这区间出土的玉标本揭示了“玉石之路”河西道的最初的痕迹。

由于考古实例的欠缺，我们并不知道和田玉是如何被当地居民选择出来，成为代表当地的特色物产，又是通过何种途径进入中原地区。但出土文物向我们证实一点：早在史前很长一段时期，和田玉逐步从今天的新疆地区扩散到河西走廊，再进入关中平原，进而推进到中原腹地。我们也尚不完全清楚先民们通过何种方式直接或间接地获得了数量可观的和田玉石，但可以肯定的是，敦煌在比后世的“丝绸之路”早一千多年的时代，就已经是中西物资流通的孔道，经济文化交流的纽带，或者说最晚形成于殷商时代的“玉石之路”其实是“丝绸之路”的滥觞。

是谁将那遥远地方的和田玉带到中原？显然，被舜流放到三危的三苗人可能性最大。关于舜的生平，《史记·五帝本纪》描述：“舜年二十以孝闻，年三十尧举之，年五十摄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尧崩，年六十一代尧践帝位……”那么舜逐三苗于三危的时间，距今不到4100年。而这一时期从内地通往新疆，“三危”是必经之地，然后沿昆仑山北麓一路西去便到达和田之地。远古时，在三危地区，三苗人很容易与从西而来的西域戎族不期而遇，也很容易发现那些游牧民族（或者鬼方人）跟他们一样热爱美玉，然而不同的是，那些西域牧人并不把美质无瑕的白玉用来制作礼器，而是用来制作工具。在敦煌西边的罗布泊发现的史前玉斧都是简朴无华的实用器，大多留有砍剁的使用痕迹。三苗人是否也青睐这种坚硬的玉斧作为生产工具？是否追随牧人西去且末、和田采寻美玉不得而知，但作为中原与西域中介地带的、自古以来就崇拜玉器的三苗族人，他们一定会用自己的物产从游牧民族手里通过贸易交换，将和田玉换来或者转卖到中原。再或者他们很可能就是新近发现的敦煌三危山古老玉矿的开掘者。无论因贸易的交换，或者就地开发，玉石在这一时期成为人们重要需求，它使得东西方的人们都感到了巨大的好处，因而这条路流动了起来，这可能就是玉石之路的一个起因。贯穿东西的“玉石之路”，是早期沟通中西交易和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它以盛产玉石的昆仑山为中心，向东西两翼运出和田玉，沿河西走廊或北部大草原向东渐进到达中原地区。“玉石之路”的历史，现有证据证实早于“丝绸之路”三千年。

“玉石之路”给中原带去了和田玉等物产，也带去了西域以及西方世界的一个侧面。可以说，在中国数千年的玉文化中，和田玉一直占据着绝对的地位。丰富的考古资料支持并证明了这条“玉石之路”的存在。在羌戎所创造的火烧沟文化中已有玉文化的存在，可以见得三苗的后代早在商周时期就已融入当地羌戎。玉文化的影响面之广印证了三苗人的活动范围之大。

商代甲骨文中曾多处提到商王为了索取玉器或玉石征伐“鬼方”和“羌方”，同时这也是一些学者认为齐家文化一直延续到了商代的依据。不过商时代，齐家文化地区的人群可能早已更迭变化了，只是古老的地名被保留延续了下来而已。但先前的虞夏之际的齐家人又是什么人呢？他们又是什么族属呢？

齐家文化遗址分布于黄河上游的甘肃临夏地区。它同众多古代文化遗址一起，共同孕育了辉煌的黄河文明。齐家文化中的玉器，以其特有的雄浑拙朴、磅礴大气、多姿多彩，向人们传递着四千多年前史前人类的历史信息。齐家文化出现玉器，不论从时间还是从文化特征上看，都可能与虞夏时期“窜三苗于三危”这一历史事件有关，而玉琮的出现，又将三苗人与良渚联系起来了。

从“玉出昆冈”到“玉出三危”

2017年，由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策划的玉帛之路考察活动，在敦煌以东约60千米的祁连山余脉三危山的一个名叫旱峡的山谷内，发现一片面积广大的古代玉矿。据初步确认，这个沉睡数千载的大地宝藏——旱峡玉矿，可能开发于距今3500年至4000年前后。如此看来，从敦煌向中原方向输送玉料的情况，很可能早在史前期就开始出现了。

打开中国西北地形图，可以看到祁连山、阿尔金山、昆仑山由东向西横向排列，与青藏高原的北侧边缘相接，是青藏地区与西北地区的分界线。这一线山脉的北麓正是古代“玉石之路”和“丝绸之路”的必经通道。汉代，沿祁连山过河西走廊，出玉门关一路西行抵达阿尔金山下（隶属东昆仑山北支），继续往西走，就能到达被誉为“玉山”的今昆仑山一带的古“于阗国”（今和田地区）。从古至今这一区域就盛产美玉，玉文化在此生根发芽，同时这里也是中国古代神话的发源地。

神话传说中的昆仑山也称“昆仑丘”或“昆仑虚”，是华夏以及很多民族心中的神山、仙山，被称为万山之祖，很多神话故事、传说都与它有关。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山海经》《禹贡》等地理著作中，就对昆仑及其地理位置做过不少描述和记载。但当时所说的昆仑究竟在何处至今仍争论不休。但自汉武帝征服河西以及新疆以后，昆仑这个山名才得以实定。因为汉朝之前的地理认知是，黄河源出昆仑山，而这个地理认识是从远古祖先的神话传说中流传下来的，具体地点在哪里并不清楚，于是汉武帝根据张骞的见闻，就把和田河的源头山脉命名昆仑山。在《史记·大宛列传》中有记载：“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阗，其山多玉石，采来，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云。”然而，今天地图上标注的“昆仑山脉”，并非古代所指的那座“昆仑仙山”。昆仑山脉一词，最早出现于民国之初。山脉这一概念也当源自西方现代地理学知识，它是指沿一定方向延伸，包括若干条山岭和山谷组成的山体。当代中国人说起昆仑，无不依据中国现今版图上的位于新疆的昆仑山脉，殊不知这个昆仑山脉为德国博物学家、地质学家洪博德（Avon Humboladt，1769—1859）根据中国旧说敷衍而成。洪博德分亚洲山脉为四大山系：阿尔泰山系、天山系、昆仑山系和喜马拉雅山系。20世纪30年代那林（E.Norin）在对位于新疆境内的昆仑山进行考察之后，昆仑山脉的名字才逐渐为国际和我国地理学界所熟悉。那么今天的昆仑山脉和阿尔金山脉流传的有关穆天子西巡至昆仑山拜见西王母的神话传说等可能就是自这以后附会的。

敦煌境内的三危山是祁连山余脉，属于古昆仑之地，在这里发现古玉矿之前，没有人知道它居然隐藏着一座玉山，而且出土了实实在在的优质透闪石的实物证据，它表明汉武帝命名于阗南山为昆仑之前，《穆天子传》中的“昆仑之丘”，很可能就包括敦煌的三危山在内，这也就可以间接证明祁连山即昆仑的古代观点并非空穴来风。

北宋司马光提出《穆天子传》中的周穆王所到的昆仑就是瓜州（安西）的“昆仑塞[1]”。《后汉书·明帝纪》载：“冬十一月，遣奉车都尉窦固、驸马都尉耿秉、骑都尉刘张出敦煌昆仑塞，击破白山虏于蒲类海上，遂入车师。”《后汉书·明帝纪》并没有明确记载昆仑塞的具体位置，但毫无疑问，这里的“出敦煌昆仑塞”，即指汉敦煌郡所属的今瓜州的昆仑塞。这就更进一步说明，敦煌三危山就是古昆仑的一部分，同为神话中的西王母所在地的“玉山”。

三危山是中国早期文化史上的西部名山，它的名字最早出现在《尚书》的《尧典》和《禹贡》里，在《山海经》中就已经初露锋芒。可以说三危这座名山，是上古时代的中原人对“西地”“西极”“西域”幻想、认知的一个标配的内容之一：流沙，黑水，弱水，三危。如《禹贡》篇所记：“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至于猪野。三危既宅，三苗丕叙。厥土惟黄壤，厥田惟上上，厥赋中下。厥贡惟球琳琅玕。”《禹贡》里的这个记载，让后世对雍州最西端的三危山有了认识和了解，同时也对当地的特产——真玉充满了羡慕和向往。何谓“球琳琅玕”？《辞海》上是这样解释的：球、琳，皆美玉名；琅玕，似珠玉的美石。球琳琅玕就是指这里盛产的美玉的名称。又如《尔雅·释地》云：“西北之美者，有昆仑虚之球琳琅玕焉。”郭璞据《说文解字》为词句注解说：“球琳，美玉名。”“琅玕，状似珠也。”这更加说明三危山一带就是古代的昆仑虚所在之地，当地盛产两种美玉：美玉原料和珠状的玉石。三危山旱峡山谷中发现的优质透闪石证明，《禹贡》篇中的历史记载并非虚构，这让我们更加相信：早在张骞通西域和西汉王朝“列四郡，据两关”之前的远古时代，中原华夏人已经对敦煌三危山一带的山川地貌和风物特产了然于胸了，不然如此记录就不可能同时出现于《尚书》和《山海经》中了。

面对从敦煌三危山旱峡玉矿中采集来的透闪石和蛇纹石玉料标本，《尚书·禹贡》所记河西地区三危山一带盛产的特殊产物“球琳琅玕”，或将得到有史以来第一次的实证。而以往的玉文化研究者大都以为“球琳琅玕”是指新疆的和田玉石。

三危山旱峡玉矿发现透闪石玉料，使中原渴望得到的河西走廊西端的最重要的资源物产的古老传闻由虚变实，也使非信史的缥缈的昆仑神话显露真容。三危山旱峡玉矿分布在一个相当大的山地之间，既有向下挖掘的深井遗迹，也有沿山体开采的遗迹，遗迹旁散落着遍地的碎玉石。这两种开采的迹象都十分明晰，毫无疑问是古人采玉留下的现场。对石器时代的考古学研究经验表明，“对石料最初的研究集中于采石场和矿井这两种遗址，因为这两类遗址最为直观”。考察团还在现场很容易地采集到古人加工玉矿石所用的石质工具，如石斧、石球等。

特别是在旱峡玉矿现场发现史前文化陶片，其中既有粗颗粒的红色夹砂陶，也有较为光滑的红陶，诸多专家认为，这些陶片显然是齐家文化陶片或近似齐家文化的陶片，其说明三危山旱峡玉矿的开启当于距今3500年至4000年，而这期间正是齐家文化玉礼器生产的活跃时期。敦煌古玉矿的发现，解决了一个困扰国人多年的历史遗留难题，这个难题是：为什么自汉代以来在河西走廊的西段不断出现以玉为名的地名，如玉酒泉、玉门、玉门县、玉石障、玉门关、玉门军……与此相关的问题还有：为什么玉门县在敦煌以东而玉门关却在敦煌以西，两个玉门相去300千米？过去的学界对这两个一东一西都以玉门为地名的情况不甚明晰，现在终于真相大白。原来，敦煌以西的玉门关是新疆和田玉向中原输入的门户，而敦煌以东的玉门县、玉石障等是要迎接敦煌本地产玉的向东运输线路，也就是说敦煌以东的玉门是马鬃山玉矿和敦煌三危山玉矿所产的玉料东输的第一站。这个结论是以文学人类学派通过践行其特有的新方——四重法（第四重，专指文献记录之外的实据），更新传统知识和观念的所做出的一份努力，也是以艰苦踏实的科研调查实践所取得的一个重要学术成果。

另据学人分析，敦煌玉矿的开启时间，应该是在马鬃山玉矿和新疆若羌、于阗的和田玉矿之前。三千多年前，河西走廊西段的250千米通道地区，曾是西部玉矿资源向中原输送的枢纽。敦煌古代玉矿的发现，揭示了“玉出三危”的古老历史真相。同时进一步说明，“西玉东输”促使敦煌成为东西文化交汇的枢纽，这远早于张骞出使西域的年代。

根据先秦文献记载，在距今4100多年以前的原始社会末期，西戎族在古三危一带居牧。西戎，先秦时期对西方各部落的泛指。西戎的称谓最早来自周代（夏朝时称西方人为昆仑、析支、渠搜等，商代称“羌人”），古代居住于广义中原地区的人群自称华夏，把四方的各部落，称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古代华夏部落对西方与自己敌对的诸部落统称为西戎，即以戎作为对西方所有非华夏部落的泛称。“五帝时代”的舜时期“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即指自长江、淮河流域一带流放到三危之地的“三苗族”，被融入“西戎”。之后，这一部分被变成西戎的三苗族，在三危之地与原有的当地各民族逐渐融合，并因地而异分别成为西戎、畎戎、氐、羌、犬戎等民族。《后汉书·西羌传》载：“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其国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这一段叙述明确表示迁到三危的三苗融入当地土著，成为西羌。据学者研究，“畎戎”在敦煌一带驻牧的时间，大约在距今3600—4100年的夏朝时期。而氐、羌民族居牧的时间大约在距今3000—3600年以前的商朝时期。《诗经·商颂》曰：“自彼（指当时中国的西部地方）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这里当指西部地区的氐羌族都向商王朝进贡和祭祀商王的祖先。在距今约2500—3000年的周朝时期，河西走廊及敦煌地区是被称为“犬戎”族的居住游牧地，传说西周穆王发兵征伐过这里的犬戎族。在这期间，中原和三危之地各民族之间频繁往来，曾有过经久不息的大规模交流，也有过断断续续的争斗。

其实，不论西戎、畎戎、氐、羌、犬戎，都是古代的西羌族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的不同称呼，有的则是对西羌族的一种歧视的称谓。西羌族是逐水草而迁徙的游牧民族，据史书记载，敦煌在尧、舜、禹时期属雍州之地，生活在这里的主要是羌族人。《说文·羊部》云：“羌，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羊亦声。”我们把“羌”字拆解解读，上面一个“羊”字，下面一个“人”字，所以古代也称羌族为“西方的牧羊人”。羌，属西戎之他称，即当时中原部落对西部（陕西、甘肃、宁夏、新疆、青海、西藏、四川）游牧民族的泛称。甲骨文中有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关于民族（或氏族、部落）称号的文字，即“羌”，是中国人类族号最早的记载。而这个“羌”，与敦煌地区发现的“火烧沟文化”密切相关。火烧沟出土的羊首权杖和大量的祭祀羊头，说明火烧沟人的羊崇拜文化特征。4000多年前，一部分三苗人被流放到了西北的三危，就再也没有下文了。如今人们只记得南方的苗，而不知道西北的苗。但这也难怪，因为三苗人去了西北，就不再是苗了，他们再也没有苗（稻谷）可以种，改种小麦或者青稞了。很有可能，这些三苗人与同样使用玉琮的有虞氏，为了区别他们的族源，于是被称作“羌”，这也是三苗融入羌的一个过程。

注释：

[1]昆仑塞，古障塞名。一名昆仑障。西汉置。在今甘肃安西县南。为宜禾都尉治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