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萌史五千年 上古蛮荒有渊源

位于黄河中上游的甘肃，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其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地形南北扁平，东西狭长，版图辽阔。考古资料证明，甘肃，自远古开始，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衍在这块广袤的土地上，创造了灿烂辉煌的陇右文化。在黄河甘肃段以西，有一条狭长的通道，它是古代丝绸之路的必经之道，这就是河西走廊。河西走廊地接四境，控扼三边，东连陇中黄土高原，南通河湟谷地和青藏高原，西接塔里木盆地和哈密盆地，北达蒙古高原和巴丹吉林大漠。这里的地貌和气候异质多样，雪山、草原、平川、河谷、戈壁、沙漠、湿地、绿洲共同构成了河西走廊奇异的风光。它的民族成分多元，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在这里冲突与交融，各种类型的文化在这里生成衍变、碰撞融合。特殊的地理环境直接影响了物质生产的构成，继而影响了文化的创造。河西的异质元素，不仅丰富着中原文化的生长，而且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形态。河西走廊被誉为“天下要冲、国家藩卫”，历代中央王朝都将其视为国家的西北门户，其“安危关乎天下之治乱”，既是战略上的要冲之地，又是经济、文化交流的最早也是最重要的孔道。然而河西走廊最初不只是作为交通要冲、孔道和文化传播的载体存在，而是作为孕育中华文明曙光的文化母体而存在的地区之一。河西走廊不断地吸附东迁中原农耕文化和南下山戎的游牧文化，进而融合成一种新的文化——以农耕文化为主，同时带有游牧色彩的文化，创造了河西走廊文化的初始形态。

本篇所说的敦煌上古文化，是指汉王朝控制河西以前活动于敦煌地区的各种民族创造的历史文化。敦煌自西汉建郡立县，距今已有两千余年，然而它历史的童年却更加遥远。早在四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这里就留下了人类的雪泥鸿爪。虽然河西走廊在西汉武帝时期，才正式纳入中原王朝的控制和管辖，但早在先秦乃至史前时期，这里便已经成为东西方文化发生摩擦、融汇与交流的重要区域。河西走廊自古就是一个人类角逐频繁、多民族交汇之处，其居民经常处于流徙移动的状态。地处走廊西端的敦煌地区，其上古居民就具有了这种流徙移动的特点。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独特的地形地貌特征促使河西走廊较早就进入了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产生了比较兴盛发达的彩陶文化和农牧业文明。就目前的考古发掘情况来看，河西走廊的史前文化遗址绝大多数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和青铜时代，也有少部分属于铁器时代。涉及的考古学文化（类型）包括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半山类型、马厂类型）、“过渡类型”遗存文化、齐家文化、四坝文化、董家台类型遗存文化、沙井文化、骟马文化等。

每当提到敦煌的历史，人们就会想起《尚书》记载的“舜窜三苗于三危”。很多学者认为《尚书》中的“三危”，即今天与敦煌莫高窟隔沟相望的三危山，这说明早在尧、舜、禹时期，中原地区就与敦煌地区有了联系，并迁徙来了一批三苗族群。据文献记载，汉王朝控制河西并建郡立县以前，敦煌的上古居民，主要有三苗、氐、羌、允姓之奸（瓜州之戎）、乌孙、月氏和匈奴等族群。而敦煌的史前诸文化，也是由他们经过长期的创造、传承、相互吸收并加以改进而得以发展变化的。

从总体上说，除三苗族是从中原迁来的南方族群外，我国古文献对古代西部地区的居民有一种传统的称谓，即氐羌、羌戎和西戎。例如，《诗·商颂·殷武》说“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不敢来享，莫不敢来王”；《郑笺》说“氐羌，夷狄国在西方者也”；《孔疏》说“氐羌之种，汉世仍存其居在秦陇之西，故知在西方者也”；《说文解字》说“羌、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羊亦声”；《风俗通》说“羌本西戎卑贱者也，主牧羊，故羌字从羊、人，因以为号”。从以上记载可知，地处西部地区的敦煌，其上古时代世居本地原始居民，应属于氐羌或羌戎、西戎这个大族群。而外来的三苗必然很快就融入其中。

敦煌地区的人类活动，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它的史前文化包括新石器时代文化、过渡类型、四坝文化、骟马文化等。敦煌地区史前时期的生业经济较为复杂，既有相对稳定的农业，也有灵活且适应环境的畜牧业；四坝文化之前时期以农业为主，生产方式较为粗放；骟马文化时期以畜牧业为主，农业比重降低。敦煌位于河西走廊西端，从这里向东通过河西走廊与中原沟通；向西可以与新疆以及中亚、西亚、南亚直至欧洲地区联系起来。很久以来，这一地区就是东西方文明的交汇和缓冲地带，也是农业文明与牧业文明不断碰撞的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