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灿烂文化的产生有其独特的历史渊源

胡汉交融之源。在西汉于河西走廊“列四郡，据两关”前的漫长历史长河中，这一带并不是汉族活动的地域。据史料记载，尧、舜、禹时期征伐长江以南的三苗部落，将被俘的部分族群放逐于敦煌的三危山之地，史称“舜窜三苗于三危”。从此，“三苗”这个见于记载最早的民族，便在敦煌一带繁衍生息。夏、商、周时期，又有被称为“允戎”“羌人”的民族在敦煌一带狩猎放牧。先秦时期，河西一带为月氏、乌孙、匈奴所控，呈三足鼎立之势。后来月氏崛起称雄河西，将邻邦乌孙驱逐至西域伊犁河流域。大约在西汉初年，匈奴入侵河西，挫败月氏，迫使其迁徙至西域两河流域。强大的匈奴破月氏后独占河西，并时常掠扰汉朝边地。至汉武帝时期，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国崛起，汉朝大军出师北伐，大败匈奴。随着河西大捷，西汉帝国于河西走廊兴建长城关隘，开垦牧区，广置农田，建郡立县，将中原大量汉族军民迁徙至敦煌戍边屯垦，敦煌从此成为以汉族为主体兼有匈奴、鲜卑、氐、羌、羯等少数民族的聚居地。这也使得敦煌历史文化从此实现了胡、汉文化的交流融合，从而推动了敦煌历史文化的发展进程。胡、汉文化的碰撞、融合，形成了一个极富地域特色的重要现象，即著名的“西凉乐”的诞生。这个对后世影响深远的西凉古乐，就是秦汉音乐与河西胡乐以及西域龟兹乐互相渗透交融的结晶。与此同时，这一时期还衍生出了具有地方特色的“不减安陵调”的“敦煌乐”，这种胡汉交融的文化现象，在史料中有着鲜活的记载。

移民实边政策下的大移民之源。自汉武帝开始，为巩固北方边疆，加强丝绸之路的安全，保障中西大道的畅通，历代王朝曾多次从内地征调大批人口迁移至敦煌，以充实边境，其中汉武帝时，就曾一次移民70余万人充实河西诸郡，实行兵农结合的屯田戍边。治理天下需要发挥世家士大夫阶层的教化作用，故朝廷也把一些世家大族同时迁至敦煌。这些世家大族累世为官，饱读经史，随身带来的古章典籍，将中原文化传播到此，为敦煌文化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移民实边、屯田戍边等政策的实施，使敦煌一带从西汉开始，就具有了中原文化和西部开发区文化的交流互动，这对形成独特的敦煌历史文化创造了重要的条件。西汉屯田戍边大移民，是一次对河西走廊的全面开发，它使得包括敦煌的广大河西地区，在短短数十年之内，就完成了从狩猎、畜牧的游牧文明到农耕文明的历史性飞跃，实现了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同时实现了整个河西走廊上一连串数十个县城的壮观局面，它像一串戴在大地母亲身上、闪烁着奇异光彩的金玉项链，标志着华夏文明的进步发展。

屯垦戍边，移民实边，是增强国力、昌盛国运的必然之举，也是古丝绸之路通畅的重要保证。可以说，中国西北的历史就是屯垦戍边历史，西北的文化就是屯垦戍边文化。这种具有浓厚风土人情和地域特色的屯垦戍边文化，以其时间延续之长、影响范围之远、内涵包容之广、历史沉积之厚、现实意义之大，在中国文化的圣殿中占有着显著的一席之地。它不仅是古道边关的敦煌具有代表性的特色文化，也是华夏文明重要的组成部分。无论丝路文化，或是敦煌文化，都与屯垦戍边文化息息相关。

东西大道、两大高原总绾之源。敦煌地处中西交通枢纽，它不仅是汉地连接西域的门户，也是连接南北两大高原的绾毂要口；它不仅是经济贸易的集散地，也是四个方向文化往来的交流枢纽。它是多种文化的交汇点，也是最早对外开放的辐射四方的平台。敦煌历史文化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不仅体现在地理环境上的开阔和交融，更体现了汉民族心理上的强大与自信。今天的敦煌被誉为“艺术之都”“东方艺术博物馆”，正是它开放包容、绚丽多彩、博大精深这一特点的充分体现。

敦煌与众不同的两条大河的文化之源。在中国的版图上，几乎所有的江河，不是大江东去，便是大河东流，然而在敦煌，却有两条异乎寻常的河流，一条是反其道而行的“大河西流”的疏勒河，一条是独辟蹊径的“党水北流”的党河，这两条与众不同的大河，都是敦煌的命脉。在这两条大河的两岸，伫立着闻名遐迩的莫高窟、榆林窟、玉门关、阳关、汉长城等历史遗迹，其博大精深的历史内涵，让丝绸之路上过往的大军、僧团、商队的形象变得更加具体而真切。在这两条大河的两岸，也有已经埋藏于地下的轰动世界的悬泉置以及诸多关隘烽燧周边积淀的文化层，其“流沙坠简”的历史封存，让张骞、班超等各国往来使团的形象变得清晰而鲜活。大河两岸谱写的，那些隐藏在敦煌壁画中的历代敦煌人的市井生活、田园耕作，以及文人骚客诗卷中的那种金戈铁马、大漠秋风的荒芜萧索的边塞景象，都矗立于时间的长河中，见证着两千多年的丝路兴衰。

这两条大河，似乎是敦煌的万物之源，孕育着敦煌壮丽的历史，流淌着如诗如歌的灿烂文化。水是人类活动的前提，也是文化的命脉，丝绸之路沿水而行，长城障堡傍水而建，关隘烽燧据水而守，石窟佛洞依河道而开……在敦煌，几乎最初所有人为的工程都是因水而建，因水而兴，当然很多历史遗迹最终也因水而废。敦煌的自然条件养育了丝路文化，养育了长城文化，养育了两关文化、驿站文化，养育了中华母体文化。这些文化的集合，成就了独具特色的敦煌历史文化。

由此可见，敦煌历史文化是中国进入封建社会以来，在向西北方向开疆拓土，打通丝绸之路战略谋求的开发、开放、交流中，将中原文化与西部文化、胡汉文化、西域文化相交融而形成的，其具有鲜明的开放、包容与创新的特点。敦煌历史文化的独特性，体现在丝绸之路的沟通、形成与发展之中，体现在历代王朝对中西大道的高度重视与维护之中，当然也体现在古代中国这个多数时期大一统、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的巩固、发展之中。

丝绸之路缘于中西方文明的相互吸引，而敦煌无疑是这个引力的交点。敦煌并不只是东西大道上的一条固定的商路的节点，也是连通青藏、蒙古两大高原的节点，它是各路商品的集散地，同时也是多种文化的集散地。正是在多方往来的商品、技术以及文化、宗教在敦煌经过摩擦和磨合的交融中，不同文化之间才实现了互通有无，并学会以对话消除隔阂，最终达成“和而不同”的共识，塑造出东西方文明的交流史，形成了“丝绸之路”这个概念。因此，敦煌在欧亚大陆技术、艺术、思想交流的丝绸之路上扮演的重要角色不言而喻。

敦煌自前111年西汉武帝建郡置县至中华民国，共经历了2060年的历史。在这两千多年盛大而辉煌的历史文化形成及发展中，敦煌曾经历过22个王朝或割据政权[西汉、东汉、三国曹魏、西晋、前凉、前秦、后凉、西凉、北凉、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西汉金山国（敦煌国）、沙州回鹘、西夏、蒙元、明、清、民国]的兴亡更替。我们将这漫长的发展历程加以概括，梳理出敦煌各个历史时期的发展轨迹，从中就可发现一些历史的必然联系。历代占据敦煌的中原政权以及各少数民族政权，都把敦煌作为重要的基地经营，不仅发展农耕畜牧业和工商业，而且在文化艺术方面也不断产生出很多惊世美艳的创造，展现了敦煌文化艺术、天文地理、经学史学灿烂辉煌的成就和深厚积累。

敦煌，已经走过了近五千年的漫长里程，她同神州大地一样，具有光辉而悠久的历史，她不仅繁衍哺育过多民族的祖先，也是历代统治者轮番表演的历史舞台，她与祖国的命运休戚与共，是中华历史不可分割的部分。自西汉设敦煌郡以来，她不仅开辟疆域、捍卫祖国的前沿阵地，也是东西方国际要道上的总绾和中枢，她是连接世界四大文明古国灿烂文化的纽带，更凝结着世界各族人民深厚的友谊。尽管我们早已听不到三危山下先民们悠扬的牧歌，也看不见阳关大道上过往频繁的使节、商贾、僧侣，看不见那旌旗如潮剑戈林立开创祖国基业的浩荡大军，更看不到那数十个国家数以千计的庞大使团奔赴交易盛会的壮观场面，然而，频现于文人骚客诗句卷宗中的阳关、玉门关，矗立于时间的风蚀之中，见证了两千多年的丝路兴衰。那埋藏于地下的悬泉置，其“流沙坠简”的历史封存，让解忧公主等各国来往使团的形象变得清晰而生动。那满山遍野的文物遗迹，卷帙浩繁的典籍文献，以及丰硕而辉煌的石窟寺庙，都生动地、真实地、形象地记述和再现了那早已音尘渺茫去而不返的艰苦岁月和辉煌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