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一九五一年春间，顾颉刚先生拿来吕叔达先生的《中国通史演义》稿子，嘱我把它改写。当时我以为这种工作和我的兴趣很相合，便不加考虑地答应了。可是吕先生原稿，上古部分只有一万多字，改写是不可能的，便和顾先生商量，需要另外写过，尽可能利用新旧史料和新的历史观点结合起来，扩充范围，适当地加以夸张，才可以符合演义体裁；但是字数可能增加好几倍。顾先生说：“那么，就先写一部上古史演义，其余再分册来写。”事情就这样决定了。

拿起笔来，才感到这本书虽然是一种小说性质，却并不省事，因为除了要有正确的观点之外，还得注重趣味化；在不违背历史事实的原则下，予以形象化的描绘。已往我国历史小说不算太少，可是除了几部杰出的如《三国演义》等以外，一般说来，大都不够趣味化。因为它们差不多都是依照官书所载的历史事迹加以编写，注重的只是一姓兴亡，宫廷琐事，或者个人成败，局势分合；而对于劳动人民的创造，社会文化的发展，以及中华民族英勇斗争的精神和优秀的传统，则很少谈到，更不能要求它们有新的正确的历史观点了。

至于上古史阶段的演义那就更少了。有的完全用神话组成，例如《上古神话演义》。有的带着浓厚的迷信色彩，例如《封神演义》。根据正确史料来写成的上古史演义，似乎还不曾有过。（《廿四史演义》里有过很短的一部分，也是照抄古书。）最大的原因恐怕还是因为中国上古史料虽然不少，但是写起长篇小说来，还嫌不够，就只好避而不谈，去描写渺茫的神话。古人说：“画牛马难，画鬼魅易。”这大约就是上古史演义所以很少有人根据历史事迹来写的原因吧！

当然，古代人民传说的神话，不是不可描写的。这些神话的来源，可能是古代人民对于劳动创造的热爱，或对于自然现象的幻想，还是有它一定的意义的。

近代考古学大兴，由于地下发掘，丰富了研究上古的史料；还有天文、地质、生物、甲骨、金石等科学家探索出上古的实在情形；尤其社会科学家阐明了社会发展史。这一切都使研究上古史的人们增加了许多便利。条件既然比较好，按理似乎可以依据关于上古的新旧史料，来写一部比较可看的上古史演义了。

但是真要写起来，问题可就多了。因为这些史料大半散见于各种书刊，必需多方搜罗。而且它们中间还存在着各执一词、彼此矛盾的情况；有些问题是历史学家们聚讼纷纭、迄今还没有得到结论的。选择去取之间，煞费斟酌。甚至若干年内仅有一片空白，毫无史实；或只剩一鳞片羽，真有“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之感。

有些地方，中国史料不足似乎可以采用外国历史学家研究的成果，可是它们往往又不一定适合于中国情况。例如外国历史学家说：苏联是农业早于狩猎的；可是中国史上，伏羲神农的次序，已经成为几千年固定的传说。又如外国史肯定猿人最早是吃葡萄的，可是中国上古似乎没有葡萄。外国史认为最早的陶器是由篮子敷泥烧成的，可是中国最早的陶器记载是《周礼》的裹烧。其他如上古的动物植物，也未必中外尽同。为了慎重起见，除中国地下已经发现的之外，一概舍弃。有些地方，上古史料不足，又似可把中古以下的史料来类推，可是中国上古的生活和中古以下大不相同，许多文物名词都不是上古所有的。例如佛教在汉时始入中国，汉以前书籍无“僧”字。本书于上古巫祝，一概不用“僧侣”字样。“酋长”二字始见于《汉书·张敞传》，原文意义乃指窃盗的魁帅，与后人引申为部落首领的意义迥不相同（“部落”二字亦始见于《后汉书》，上古无此名词）。本书于上古氏族首领，一概不用“部落酋长”字样，其他一切词语，也都依照时代背景，极力避免杂用。

这样选择起来，时代越古，可以运用的词语就越少，何况还有许多应该删除的不正确史料和唯心派的见解呢！写的时候，真好比“衣败絮，行荆棘中”，随时随地都发生挂碍，兢兢业业，只怕摔倒，哪里还谈得到文字的好丑呢！可是在筚路蓝缕之中，坚持到底，也自有一种愉快的滋味。

现在总算把它写完了，不知不觉已经写了三十万字。自己看了几遍，还是很不满意，而且由于个人才力所限，一定有许多见不到的地方，现在也只得算了。还请读者多多批评指正，使这本不成熟的作品得以陆续修正，减少错误。

最后，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及印成样本后，曾蒙各方师友提出许多宝贵的意见，帮助很大，特别在此附笔志谢。

陈穉常

一九五四年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