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诗史”观与清初叙事诗的繁荣
中国传统文化一向以史官文化为本位，诗歌这一最早的文学样式作为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之一，从诞生的那天起就与“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明清之际的“诗史”观，又独具时代特色。它十分深刻地折射出时代所特有的文化心境与重建思路，其内涵绝非通常移用宋人分析杜诗的叙事学特征和伦理价值而来的诗史模型所能括尽。也就是说，清初“诗史”论的再度高扬不仅受广阔的理论背景所启发，同时还受到了时代背景的深刻影响。此前没有哪个朝代的诗人像清初诗人那样具有如此深广的历史情怀，他们以叙事诗的形式反映历史、记录历史、书写历史，他们展现着清初诗人对于历史的痴心与眷恋，而读者正是从这些诗歌中，感受到那段历史以及诗人们深厚的历史情怀。
明清易代是一个绵亘数十年的历史过程，具体时间段从崇祯元年（1628）至顺治十八年（1661）三十多年的时间。这期间经历了1644年农历三月十九日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攻入北京，崇祯帝自缢殉国，随即清军入关，消灭了李自成大顺政权，迅速取代明王朝，接着又相继消灭了在南方建立的弘光、隆武、永历政权，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一统天下。康熙元年（1662）吴三桂率领清军攻入缅甸，俘获了南明的最后一个皇帝永历帝朱由榔，并于同年六月将其绞杀于昆明，南明最后一个抗清政权就此偃旗息鼓，也意味着明清易代已彻底完成。从康熙元年始，历史正式进入中国大地上的一统时代。明清易代的时间虽说只有短短的三十多年，却是一个诸多社会矛盾和政治力量交织角逐的时代，是一个天翻地覆、海飞山立的大动荡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复杂、最为曲折，也最为震撼人心的一个历史时期。这一时期，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给广大百姓带来了深重灾难，而国破家亡、进退失据带给文人士子的精神痛苦，超越了此前任何一个朝代，“亡天下”（清顾炎武《日知录》）的悲怆感也使他们较前代文人有着更为深沉的历史情怀。于是，在文学领域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诗史”精神的再度唤醒与高扬，这促进了清初叙事诗的空前高涨，可以说这是清初特定历史环境中的产物。历代学者对“诗史”之说的评论虽各有侧重，但是核心内涵却始终没有改变，即诗歌具有反映现实、记载历史的“实录”精神。
这一时期的士人历经丧乱动荡，国破家亡、哀鸿遍野的残酷现实促使他们自觉地将这段鲜活的痛史载入诗册，传诸后世。他们怀着高度的责任感创作叙事诗，把诗歌创作当作反映时代、保存历史的一种自觉方式，因而“以诗存史”便成为易代诗风演变中的重要特征。相比前代叙事诗中“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生活叙事传统及杜甫叙事诗中单纯的民生疾苦内容，清初文人叙事诗的时代主题更为丰富深广。他们在诗中自觉记录朝野大事，深入揭露战争暴行，广泛反映民生疾苦，冷静反省政权兴亡，真实记载历史人物，是明清易代之际风云变幻的历史见证。明清之际出现“诗史”观念大规模复兴的现象，颇可玩味。其中既有国事之艰难激起文人的现实知觉与历史责任感，也有遗民诗人忧虑于新朝官史之权力话语的遮蔽，倡言“以诗补史之阙”(6)、诗“为史外传心之史”(7)，将亡国之诗提升到保存本民族的历史记忆、传承民族文化精神命脉的高度。此前杜甫的诗歌虽然被冠以“诗史”称号，但那是后人在杜甫去世百年之后的概括，而非杜甫本人的自觉创作思想。并且后人在阐述杜甫的“诗史”作品时，只是对其内容风格作出的一种评价，而不是指杜甫诗歌的创作理念。清初的诗人们则不同，他们自觉地以“诗史”为创作思想，将诗歌作为保存历史的一种重要方式，有意识地创作了大批具有“诗史”性质的叙事作品，这也使清初叙事诗具有与前代叙事诗不同的历史风貌与内涵。此期的文学创作，无论是本来以叙事见长的小说、戏剧，还是以抒情言志见长的诗歌，都以叙述时事、保存历史为己任。钱仲联先生主编的《清诗纪事》就收录了五千余家清初诗人的叙事诗作，其中被誉为“诗史”的诗人多达十几位，如顾炎武、吴伟业、钱谦益、陈子龙、钱澄之、吴嘉纪、方文等。众多诗人的诗歌反映了社会变革和民生疾苦，而这一时期一些历史事件的变化过程和历史人物一生的行迹在诗中也得到真实可靠的记载，历史学家也往往把它们当作可信的史料。
被尊为清初“江左三大家”之一、“四海宗盟”的钱谦益，是明清易代的亲历者与见证者，他在诗中就隐晦地反映了不少当时重大的历史事件，这类作品主要集中于他晚年所著的《投笔集》中。陈寅恪先生在《柳如是别传》中曾说：
《投笔集》诸诗摹拟少陵，入其堂奥，自不待言。且此集牧斋诸诗中颇多军国之关键，为其所身预者，与少陵之诗仅为得诸远道传闻及追忆故国平居者有异。故就此点而论，《投笔》一集实为明清之诗史，较杜陵尤胜一筹，乃三百年来之绝大著作也。(8)
钱谦益《投笔集》中反映的军国大事，很多是其亲身经历之事，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对时政变化的敏感性是明清之际诗人的共同特征，在国家危急存亡的时刻，几乎每一次重大的历史事件都可以在钱谦益的诗集中找到相应的作品，是名副其实的诗史之作。与钱谦益齐名的清初大诗人吴伟业也认为：“古者诗与史通，故天子采诗，其有关于世运升降、时政得失者，虽野夫游女之诗，必宣付史馆，不必其为士大夫之诗也；太史陈诗，其有关于世运升降、时政得失者，虽野夫游女之诗，必入贡天子，不必其为朝廷邦国之史也。”(9)（《且朴斋诗稿序》）吴伟业的这段话阐明了诗的作用：既可以反映世运升降、时政得失，也具有史料价值，诗与史都具有记载社会政治状况的功能。就诗歌与历史的关系而言，诗史互通的观点是时人的共识。广东诗人屈大均在《二史草堂记》中也谈道：“予也少遭变乱，屏绝宦情，隐于山中者十年矣，游于天下又二十余年，所见所闻，思以诗文一一载而传之，诗法少陵，文法所南……盖谓少陵以诗为史，所南以心为史。”(10)“少陵”即杜甫，“所南”即南宋诗人郑思肖，南宋亡后誓不仕元，以遗民终老。黄宗羲补充了吴伟业等人的诗史观念，认为诗与史互为表里，诗不仅能够记史续史，而且还能补史之阙、正史之误，突出了诗在“诗史”论中的本体论地位与意义。他在《万履安先生诗序》中云：
今之称杜诗者，以为诗史，亦信然矣。然注杜者，但见以史证诗，未闻以诗补史之阙，虽曰诗史，史固无藉乎诗也。逮夫流极之运，东观兰台，但记事功，而天地之所以不毁，名教之所以仅存者，多在亡国之人物。(11)
黄宗羲认为，人们所言及的杜甫的“诗史”诗歌，多从以史证诗的角度来看，而忽略了“以诗补史之阙”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在“流极之运”的动荡年代，一些史书只是记载事功，而保存文化、以诗续史的重担就落到了诗歌创作者的肩上，这不仅强调了诗歌的重要作用，也要求诗歌创作者具有使命意识与责任担当。
最能代表清初“诗史”特色的当属吴伟业的叙事诗。吴伟业曾在崇祯、弘光、顺治三朝为官，相比于清初其他诗人，他的诗歌内容更为丰富，视野更为宽广。吴伟业有意识地把明清之际重大事件的发生发展及其结局都记录到叙事诗中，表现出自觉的“诗史”意识。如《松山哀》记载了松山之战，这是一场决定了明亡清兴的大战役；《雁门尚书行》记载了决定崇祯与李自成胜负关键的潼关之战；《圆圆曲》记载了吴三桂降清的山海关之变。这些都是明清之际影响历史走向的重大事件。吴伟业在创作中采用了史家“实录”的手法，这使他诗中描述的无论是历史事件还是历史人物都真实可信，具有历史文献价值。如《临江参军》诗叙述了崇祯十一年（1638）明军与清军巨鹿之战的情形，记录了主将卢象升兵败殉国的历史事件。这首诗是听作者好友杨廷麟（字伯祥，别字机部）讲述而写成。吴伟业在《梅村诗话》中称：
余与机部相知最深，于其为参军周旋最久，故于诗最真，论其事最当，即谓之诗史可勿愧。(12)
杨廷麟当时在宣大总督卢象升军中任兵部职方主事，与卢象升一起组织了明军对清军的作战。不久，卢象升战死，杨廷麟因奉使在外，幸免于难。作为这次战役的亲历者、幸存者，杨廷麟对整个事件的过程非常清楚，因此他“论其事最当”，而吴伟业“与机部相知最深”，所以诗中记述的这段史实，可信度是非常高的。
吴伟业诗歌中可称“诗史”的作品还有很多。清初著名学者尤侗评价吴伟业的诗：“其所作《永和宫词》《琵琶行》《松山哀》《鸳湖曲》《雁门尚书》《临淮老妓》，皆可备一代诗史。”(13)
再如钱澄之以自己亲身经历为内容创作的诗歌，直叙事实，不加粉饰，最大限度地保存了历史原貌。钱谦益评价钱澄之在任职南明政权时所写的诗歌“闽山桂海饱炎霜，诗史酸辛钱幼光”(14)，将他的诗作看成是关涉南明往事的诗史。钱澄之自己也以“诗史”自居，他在《生还集》自序中写道：“其间遭遇之坎壈，行役之崎岖，以至山川之胜概，风俗之殊态，天时人事之变移，一览可见。披斯集者，以作予年谱可也。诗史云乎哉！”(15)
顾炎武的诗歌在当时也有“诗史”之称，他的很多叙事诗作都表现了清初的社会政治状况，如他的《京口即事》《江上》诸诗，无一不与抗清时事有关。像弘光朝廷马士英专权、排挤史可法赴扬州、郑成功攻打长江等史事都能从他的诗中得到反映。再如著名的抗清英雄张煌言作品也被誉为“诗史”，南明抗清的许多历史事件都在他诗歌中得到反映。除了以上诸人，方文、魏禧等也都以“诗史”闻名。
“诗史”观促进了清初叙事纪史类诗歌的兴盛，因为“纪史”必然要叙事，叙事必然要记人，诗歌与历史就这样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涌现了许多著名的叙事诗大家，拓宽了古典诗歌的题材，升华了古典诗歌的境界，沉淀了古典诗歌的底蕴。相比较前代叙事诗，清初的叙事作品在内容上地负海涵，在艺术上悲凉浑厚。他们的诗中既有对明末农民起义的起因、发展的客观描述，也有对崇祯一朝在内忧外患中走向灭亡的真实记载，还全面记载了南明政权的建立与覆灭及清兵入关到政权稳定的历史发展过程。总之，明清易代三十多年间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在清初叙事诗中几乎都得到了反映，正如钱仲联先生所指出的那样：
以诗歌叙说时政、反映现实成为有清诗坛总的风气，十朝大事往往在诗中得到表现，长篇大作动辄百韵以上。作品之多，题材之广，篇制之巨，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16)
此前，没有哪个时代像明清之际的诗人们这样有如此深广的历史情怀。他们以诗歌反映社会现实，记叙一代史事，从而促进了清初叙事诗的繁荣，形成了清初诗歌的叙事特色，对整个清代诗歌的发展影响深远。
(1)［明］杨慎撰，王大厚笺证：《升庵诗话新笺证》卷四，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13页。
(2)［清］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72页。
(3)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5页。
(4)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47页。
(5)钱仲联主编：《清诗纪事》前言，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6)［清］黄宗羲撰：《南雷文定》卷一，《清代诗文集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0页。
(7)［清］吴伟业著，李学颖集评标校：《吴梅村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206页。
(8)陈寅恪著：《柳如是别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193页。
(9)［清］吴伟业著，李学颖集评标校：《吴梅村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205页。
(10)［清］屈大均撰：《翁山文钞》卷二，《清代诗文集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42页。
(11)［清］黄宗羲撰：《南雷文定》卷一，《清代诗文集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0页。
(12)［清］吴伟业著，李学颖集评标校：《吴梅村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138页。
(13)［清］尤侗撰：《艮斋杂说》卷五，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99页。
(14)［清］钱谦益著，［清］钱曾笺注，钱仲联标校：《牧斋有学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419页。
(15)［清］钱澄之撰，汤华泉校点：《藏山阁集》，黄山书社2004年版，第400页。
(16)钱仲联主编：《清诗纪事》前言，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