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国古代叙事诗的起源与发展
中国古典叙事诗按照作者的身份，可分为民间叙事诗与文人叙事诗。民间叙事诗起步很早，大多为口头创作，但由于年代久远，流传下来的作品寥寥无几。相传为上古时传下来的民谣《弹歌》，就是一首反映原始社会狩猎生活的叙事短诗，全诗只有八个字：“断竹续竹，飞土逐宍。”（后汉赵晔《吴越春秋》）此诗描绘了初民用砍伐的山竹连接起来制成弓，然后打出泥弹追捕猎物的情景。这首短诗语言质朴，节奏明快，是上古时代狩猎生活的真实反映。其后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也保存了一定数量的叙事诗。《诗经》中的叙事诗主要采自民间，也有少量的文人叙事作品。从思想性和艺术性来看，文人叙事诗的成就要远逊色于民间叙事诗，如《诗经》中的叙事名篇《七月》《氓》和《伐檀》等均出自民间。《诗经》中的民间叙事诗作者大多数是不知名的民间劳动者，他们的诗歌多是咏唱自己的日常生活，后人概括为“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东汉何休《春秋公羊解诂》），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诗经》中文人叙事诗的创作者大多是上古时代掌握文化、操纵祭祀、左右生产生活的巫祝卜史之流，也有一些是中下层贵族，远不是今天文学意义上的诗人。这些人的创作多用于祭祀场合，重在颂扬祖先功德，其中一些诗篇可视为王朝的史诗，如收在《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五篇叙事诗，它们按照时间顺序完整记述了周部族从始祖后稷诞生一直到武王建立周王朝的整个历史过程。这组诗结构严谨，首尾呼应，篇幅宏大，完全符合史诗的要件。总的来说，《诗经》中的文人叙事诗大都语言晦涩艰深，叙述平板呆滞，文学的意义不是太大，更多的是文献的价值。相比较而言，《诗经》中的民间叙事诗则语言清新活泼、生动形象，再加上采用的多是主人公独立的口吻叙事，具有较强的真实性，只是重点多在于抒情，即使如《卫风·氓》这类偏于故事性的诗篇，叙事也是为抒情服务的，其叙事成分只占全诗很小的一部分。
及至汉魏六朝，随着乐府诗时代的到来，叙事诗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主要体现在民间叙事诗方面。“乐府”本是汉武帝设立的音乐机构，用来训练乐工、制定乐谱和采集歌词，后来演变成一种独立的诗体，被称为“乐府诗”。“乐府诗”来源有二种：一部分由文人专门创作，一部分从民间收集而来。汉高祖的唐山夫人所作的《安世房中歌》就是一首乐府诗，武帝时期的司马相如也创作过乐府诗。一般而言，文人乐府诗主要用于宫廷祭祀场合，所以写得富丽堂皇，但多流于堆砌呆板；比较而言，民间乐府诗的成就要远远大于文人乐府诗，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民间乐府诗的作者具有真实的生活体验，语言生动朴素，感情真挚动人，具有强烈的感染力量。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指出，汉乐府诗乃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这就表明，汉乐府诗具有较强的叙事色彩，其抒发的感情都是源自生活中具体的事件。乐府诗中现在流传下来的篇章有《东门行》《妇病行》《十五从军征》《上山采蘼芜》《羽林郎》《陌上桑》等，从各个角度对汉代的社会生活进行了描述与刻画。比较《诗经》时期的叙事诗，汉代的乐府叙事诗在艺术上有了较大的提高，其中一个主要特色是诗中大量采用第三人称的口吻叙事，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以前叙事诗中的抒情意味，使诗歌叙事性、客观性极大地增强了。乐府诗以一种写实的方式再现了汉代的社会现实、人生百态，具有平民化、世俗化、生活化的特色，为民间叙事诗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民间乐府叙事诗也存在着先天的不足，即没有反映家国大事等史诗性内容的作品，只有反映社会各阶层日常生活和情感的作品，这是乐府诗民间作者身份造成的局限。另外，与《诗经》中的民间叙事诗一样，汉乐府中的民间叙事诗也存在着抒情性较强的特点。
与汉乐府民间叙事诗的蓬勃发展相比，汉代文人叙事诗的创作几乎处于停滞的状态，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东汉末年的建安时期，文人叙事诗的创作才开始有了起色。以“三曹七子”为代表的汉末文人，生逢乱世，目睹了生灵涂炭、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自觉地以诗为史，记录了时代的风云变幻，形成了慷慨悲凉的“建安风骨”。他们以真挚的笔触创作出一批反映时代的优秀叙事诗，如王粲的《七哀诗》、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都是这一时期叙事诗的优秀之作。其中，曹操的叙事诗《蒿里行》以亲历者的身份真实地描写了东汉末年的乱世景象。诗从董卓之乱写起，袁绍、曹操等诸将起兵讨伐董卓，但由于内部互相倾轧，结果造成自相残杀的军阀混战局面，使富饶的北方变得满目疮痍、哀鸿遍野，表现了作者对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人民的深切同情。由于此诗真实地再现了东汉末年的时代背景，曹操也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获得“诗史”称号的诗人。从此，文人叙事诗与民间叙事诗开始有了内容与格局上的分野。当然，曹操及汉魏时代诗人的叙事作品大都篇幅短小、情节单一，并且在形式上多用旧题写时事，多是“拟乐府”之作，这使作品的内容及题材的选择都受到一定的局限。此外，与汉代乐府诗相似，建安诗人的叙事作品中也包含较多的抒情成分，还称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叙事诗，但开创了写时事、写大事的叙事诗传统。
建安时期最优秀的文人叙事诗当推女诗人蔡琰的长诗《悲愤诗》。《悲愤诗》是我国诗歌史上文人创作的第一首自传体五言长篇叙事诗。全诗一百零八句，计五百四十字，作者以亲身的经历为基础，真实而生动地记录了在汉末大动乱中百姓的悲惨遭遇，将个人苦难与时代苦难紧密结合起来，可以说是汉末社会和人民生活的实录，是真正堪称“诗史”的作品。《悲愤诗》的出现，把文人叙事诗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建安之后的两晋，虽然模拟汉乐府的“拟乐府”在文人间成为一时风气，但没有出现有影响的叙事诗作品。时代的巨变使晋代诗人失去了建安诗人慷慨悲凉诗风的土壤，诗风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华丽雕琢的语言取代了乐府诗的质朴无华，骈偶的追求遮蔽了叙事的自由句式，这对抒情诗是一大幸事，却扼杀了叙事诗存在的形式要件；而玄学的兴起，更成为叙事诗发展的巨大阻碍。因为玄学的特质在于空谈玄理，或者借山水谈玄理，特点在于“虚”，这与崇实纪事的叙事诗大相径庭。此时在诗坛上，虽有少数“拟乐府”作品，如张华的《轻薄篇》、潘岳的《关中诗》、左思的《娇女诗》等，但在内容与艺术上都乏善可陈，对后代叙事诗没有产生什么影响。这一时期叙事诗人中稍有成就的是傅玄，他的拟乐府《秋胡行》在两晋叙事诗中较有特色。此诗表现了秋胡妻的贞烈，鞭挞了秋胡的轻薄行径，但在内容与艺术上都不脱汉乐府的窠臼，模仿色彩浓厚。
南北朝时期，民间叙事诗再一次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标志是表现婚姻悲剧的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的出现。《孔雀东南飞》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叙事诗，全诗共三百五十六句，算上小序有一千八百多字，主要讲述了焦仲卿、刘兰芝夫妇被迫分离并双双自杀的故事，控诉了封建礼教的残酷无情，歌颂了焦、刘夫妇的真挚感情和反抗精神，后人将它与北朝的《木兰诗》一起合称为“乐府双璧”，是中国叙事诗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
唐代是我国古典诗歌的鼎盛时期，唐代诗人的叙事意识得到空前发展。唐代不仅出现了“诗史”理论、“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创作思想，而且出现了“诗本事”的研究理念和“以文为诗”的创作倾向，这些都推动了叙事诗的发展。如前文所述，《诗经》中的一些诗歌已经具有以诗纪史的性质，但“诗史”理论的提出却是在中唐以后。唐代叙事诗发展的高潮也是出现在中唐，契机是“安史之乱”的爆发。“安史之乱”使唐代社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成为盛唐与中唐的分水岭。“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所开创的气象已不复存在，军阀割据，宦官专权，民不聊生，唐王朝已是气息奄奄、日薄西山，如李商隐诗中所言“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唐代杰出的大诗人杜甫亲身经历了“安史之乱”这一空前浩劫，以诗歌的形式记录了这个时期的社会生活与时代变迁。他的《哀江头》《北征》及“三吏”“三别”等一批杰出的叙事之作被后人称作“诗史”。以“三吏”“三别”为代表的文人叙事诗，也达到了唐代叙事诗的高峰，从此，“诗史”成为后代文人叙事诗创作的典范。但在整个唐代，叙事诗的创作队伍比较单薄，从事叙事诗创作的诗人不多，如与杜甫同时代的大诗人李白、王维、孟浩然等都鲜有叙事诗作传世。之后，中唐的白居易、元稹等人倡导诗歌“新乐府”运动，主张诗人创作应该学习“汉乐府”的现实主义精神，关心民生疾苦。元白的诗歌主张得到不少诗人的响应，但表现在创作上成就不大。虽然白居易写出过《秦中吟》《琵琶行》《长恨歌》等优秀的叙事诗作，但内容题材多限于日常生活及男女情事，缺少关注重大历史事件的视野，总的来看，所取得的成就没有超出汉代乐府诗。
宋代的叙事诗作品乏善可陈，两宋文坛成就最大的文体是词和议论文。这两种文体，一种长于言情，一种长于说理，与叙事都有隔膜。宋诗最大的成就是以理趣入诗，开辟了一条与以情韵见长的唐诗不同的新路径，即理趣诗。在宋代，记人说事的叙事诗并没有引起文人的重视，这可能与宋代盛行的文体有关，宋代最流行的文体是长于抒情的词。词是诗的别体，它最初是配音乐唱的，句子有长有短，都是为了便于歌唱，内容基本以言情为主，后来苏轼、辛弃疾等人在词中注入了言志的因素，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词的品格，但与叙事无关。
元代流行的文体是杂剧与元曲。杂剧虽然有叙事的成分，内容以揭露社会黑暗、反映婚姻爱情为主，但元杂剧通俗性的特点决定了其内容缺少深厚宏大的主题。元曲作为抒情小曲就更不用说了，它原本是民间流传的“街市小令”或“村坊小调”，其内容大都是写男女之情及下层文人对社会现实的不满，笔调或清新秀丽，或幽默诙谐，与杂剧一样，都是民众喜闻乐见的通俗文学形式。
在明代，由唐代形成的“诗史”观念受到了当时文人的质疑和解构。明人往往通过辨体来强调诗歌独特的审美特质，以恢复诗歌的美学传统。如杨慎就对传统的“诗史”观提出了批评，提出了“诗不可以兼史”“诗史误人”(1)的观点，杨慎认为诗歌作为文类的一种，要保持自己的属性与特点，要做到含蓄蕴藉，而不是与史书一样的平铺直叙。
总的来说，叙事诗在宋之前一直处于受冷落的地位，直到明清之际，叙事诗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与传统“诗史”精神的再度高扬有密切关系。“诗史”一词最早见于《孟子》，但还没有明确提出“诗史”的概念，而是把“诗”与“史”联系起来，认为诗歌具有史书的功能：“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2)孟子认为，当周王朝的礼乐教化思想随着乱世的到来而日趋消亡的时候，诗歌的讽咏教化作用也随之而消亡，当诗歌消亡后，《春秋》等记事褒贬类史书开始产生。孟子的这种认识与文学关系不大，也并没有用来具体指诗歌或诗人的创作特色。最早提出“诗史”概念并用来标志诗人创作风格的是唐代孟棨。孟棨所撰《本事诗》中称杜甫“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3)。杜甫以诗歌的形式记载了安史之乱之际动荡的社会现实，如《悲陈陶》《悲青坂》《洗兵马》等。孟棨认为，杜甫流离陇蜀期间的诗歌真实全面地记载了当时的社会及个人的情况，完全可以当作历史书来看。至北宋，宋人对杜甫“诗史”类作品较孟棨又有新阐述，他们在不同程度上把杜甫叙事类作品等同于史籍、史料，即对社会生活的“实录”，以诗存史。到了南宋，时代社会背景较北宋又有了新的变化，“诗史”也被赋予新的内涵，除了“存史”实录要求之外，还要有“补史”的功能。南宋文人黄彻就认为杜诗之所以能够被誉为“诗史”，核心问题就在于杜诗能够起到“补官迁陟，历历可考”(4)的作用，使“诗史”概念在叙事纪史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演绎与发展，其内涵变得更加丰富与细致。
“诗史”从本质上说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一种现象，是一种乱世文学，但奇怪的是，“诗史”作品的创作在唐代以后又归于沉寂，即使是在宋元易代这样大的时代动荡之际，也少有叙事力作出现。尽管南宋末年汪元量的部分诗歌因为记录了宋元易代一些事件而被称为“诗史”，如《湖州歌》《越州歌》等，但体裁都是七绝，篇幅短小，内容因之也相对单薄，很难与清初叙事的大型组诗或动辄数十句，甚至上百句的叙事作品相比，其“诗史”的称号有些差强人意。纵观两千多年以来中国古典诗学的流变，在学术大背景下考察“诗史”写作，曾出现过两次大的高潮：一是唐代的“安史之乱”，二是明清易代之际。不难看出，这两大高潮都与时代背景密切相关，即所谓“天崩地坼”的时代变局赋予了“诗史”创作的土壤，可以说乱世出“诗史”。此时，诗人把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家国情怀隐现为血性的诗之凝思，自觉地用诗歌把神州陆沉的时代变革和一代士人的精神历变实录留存。但值得注意的是，同样是非汉族政权入主中原，同样是弱势文化入侵强势文化，相比较于宋元之际的政权易代，明清易代对士人思想形成的冲击力更大，涉及面更广，持续时间更长，反抗自然也更强烈。这与清廷入主中原后实行的一系列民族高压政策有很大关系，使文人真正感觉到了“亡天下”的锥心痛苦。传统的“诗史”理论即在此背景下得到再次确立和弘扬，并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明清之际有大批诗人投身于叙事诗的创作中，使叙事诗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甚至超过了杜甫在“安史之乱”中创作的叙事诗，达到中国文人叙事诗最高峰。对此，钱仲联先生有如下评价：“叙事性是清诗的一大特色，也是所谓‘超元越明，上追宋唐’的关键所在。”(5)以诗歌叙说时政、反映现实成为有清一代诗坛总的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