狭义的科学概念与广义的科学概念

科学知识的概念，尽管说来简单，却经历了一个缓慢演化的过程，并且始终都危机四伏。它要求我们从它的立场出发，付出不懈的努力。科学不是思维的整体（whole of thought）。如果它是的话，那婴儿最初的牙牙学语也该算作科学了。并且，科学也并不就是以逻辑的次第把概念整理起来。它同样也不是概念与现象的合理条贯。倘若不在思维整体的内部划出明确的界限，将知识的科学形态与其他非科学的形态区分开来，科学是无从谈起的。

这种狭义的同时也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是与知识的扩展同步发生的。它起初是作为一门发现的科学（science of discovery），作为科学研究（research）而出现的。

这种科学研究通过一种崭新的方式，在方法论上变得越来越自觉起来。一个试验假设（trial hypothesis）通过实践被检验、确认或者推翻。这是一场与材料之间的战役。材料不是被想当然地接受下来，而是按照它可能具有的潜在含义被加以检查。我们通过将假设表述为周密确切的语言，通过改良测量手段以使观察更加准确，来实现我们精益求精的理想。为了使假设与观察之间的一致或者差异具有普遍意义，我们必得首先以最大的精确性来定义这种一致或者不一致的条件，也就是定义假设和观察本身。在每一次具体的研究里面，科学不仅突破了原先具有普遍效力的尺度，而且也澄清了自身的假设。它是“客观的”，但只有将所有的假设都看作暂时性的，并拒绝为了特殊的偏好而隐瞒或者扭曲真理与事实，只有在这样的意义上，它才是客观的。科学所使用的试验假设是被它充分地如此这般看待的假设，是它试图提炼它们的潜在丰富性以作为探索工具的假设。

只有实验才能够检验科学假设到底是不是真理。关系到任何假设成败的因素，不只是这个假设某一次的应用，更与真理之整体（whole of truth）干系重大。难道是机遇在层出不穷的设想里面对某一些情有独钟而对另外一些视而不见吗？难道是这个科学家的运气，是他与真理之间突如其来的密切关系差使他做出选择的吗？那是一种神秘莫测的洞察力吗？事后来看，那些重大发现好像总是水到渠成般地从它们的决定性原则里面衍生出来。可是在当局者眼里，这些发现的庐山真面目却从来都是若明若暗的。

伽利略和拉瓦锡是如何掀起那即便时至今日仍与新的分支学科一起大行其道的观察潮流的呢？这么说吧，比如，拉瓦锡曾经提出过许多假设，所有这些假设前人都曾提出过，但他则是第一个将它们提升到永恒和绝对真理的地位：不可再分的物质就是元素；物质不灭；重量是质量的可靠表征，因为所有物体都受制于同一种地球引力的作用。天平在他之前的时代就已经有人使用，但他却是第一个把如下这点作为一条基本原则，那就是排除任何特例，或者是排除任何虽然在逻辑上言之成理却与测量读数所提供的证据不符的东西。拉瓦锡的假设与一般的成见（sense evidence）背道而驰。这种显而易见的龃龉构成了一种持久的诱惑，要人们放弃这些假设。然则是什么使得拉瓦锡不同于一个耽于玄想的狂热分子呢？是源于他非凡才识的成就吗？抑或只是可喜的巧合？两者都不是。他的理论所以成功的原因乃在于，既然科学家们可以独立验证拉瓦锡的实验，那他们就准备承认他的假说是绝对真理。

每个时代都有它自封的“真理监护人”（custodians of truth），这些人欢迎任何以抗议的风暴引进新前提的激进意图。所有这类批评最后所达到的结果都不外乎是：所有门类的学问都要靠仅有相对效力的假说来支撑，这些假说所描述的并非真理本身，而只是真理外观的特殊方面。假说只有暂时性的效力。那能够“中的”的假说，往往会带来让人惊喜的意外收获，可是与不可胜计的空想徒劳对比起来，这样的假说实在是微乎其微。因此真正的学者与科学家对一切空想都信不过，它们既不能充实已有的成果，也不能启发未来的研究。

这样说来，使科学成其为科学的是如下这点：除非是在一个假说的框架之内，否则我们不能获得关于真理的具有普遍效力和说服力的知识，而这些假说，我们知道它仅具有相对的效力。

这种新科学（new science），在发轫之初，是作为一种对自然加以量化的学问出现的，并被一种革命性的、科学方法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观念所鼓舞。即便是古希腊时期的科学，除了某些形式的数学和柏拉图主义之外，它所赖以为根本的，也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完美理念和一种自以为十全十美的思想。它的普适性是建立在一个封闭而有限的宇宙（closed finite cosmos）概念基础上的。与此相反，“新科学”的普遍性并不是靠着一个无所不包的世界体系（all-inclusive world-system），而是靠着从善如流，随时准备将所有的事物都交由科学观察来检验。不错，古希腊的科学形式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它存活在一种对科学的寻常理解之中，而这种理解却是对现代科学精义的一种曲解。现代科学通过持续不断地超越原有发现，总是准备向着存在的无垠世界挺进再挺进。它试图发现迄今尚不为人所知的事物，它想认识的不是整个宇宙，而只是科学方法所要求的宇宙理念，只是在一个“开放”宇宙（“open-ended” universe）之内科学自身的统一性。

与这种新鲜的探索之开放性的观念一道，出现了一种新鲜的对于真实之丰富性的认识和对于存在的不同层面之间——无生命体、生命体、灵魂、意识——差异性的认识。人们对于理解问题的不同方式也获得了一种系统的自觉。起初，“新”科学家们通过将事实化约为因果的、逻辑的和量化的（测量的、计算的）术语而使事实变得单一贫乏。一言以蔽之，他们想假借在生产线操作中耳熟能详的术语来使世界变得明白易懂。然而，逐渐地，不同的理解问题的方式被越来越明确地规定下来，以此来杜绝各种方式之间的混淆，防止威胁到所有既存的理解方式。在所有的地方，问题的焦点都转移到那些有普遍效力和内在说服力的方面上来。

在逐渐认清自身方法和局限的过程中，新科学有必要承认那种有别于自己的思维模式。因为存在着一种思维类型，它所产生的洞见，虽说不具备普遍的效力和说服力，却关乎生命自身的基本价值。这种思维类型，不是通过分析，而是通过灵感的火花，直接洞穿事实的心脏。因为科学被局限在具有说服力和普遍效力这一点上，科学研究与发现也就被限制在不是对于存在本身，而是对于存在表象的研究上。与这种狭义的科学概念相反，存在着一种广义的科学概念。如果混淆可以避免，狭义的科学可以承认这种广义的科学与自己是互补的，有时甚至是自己的基础。这种靠着灵感的火花来照亮的思维方式，不是科学的一个部分，而是有着自身独立的根基。

这种广义的科学包括了所有以推理和概念的方式获得的清明理智的思想成果。这种概念下的思维并不提供对迄今为止陌生之物的洞见，而是要廓清我的真实意图是什么，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或者我真正相信的是什么。这种广义的科学在范围上和明晰的自我省察一致。

接下来，还存在着一种思维形式（比如玄想的哲学），它需要来自我们个人的赞同以确定自身的真理地位。

最后，思想的功能或许就像密码或者代码，可以同时既揭示真相又遮蔽真相。

人类精神诸般辉煌动人的成就，只是当它们具备明确而严密的优点时，才能成其为科学。与此同时，人类精神又可以大于或者小于科学。就它们是一种创造性的、一种改造人的思维方式来说，它们是大于科学的。就它们不能产生任何具体的知识来说，它们是小于科学的。因此，明白狭义科学意味着什么，就是至关重要的了。它其实就是现代人在谈到科学的时候，尽管不甚了了，却在头脑中实际存在的那个科学概念，因为它只是关注有内在说服力的、普遍有效的知识，也因为它因此而并不需要我整个人的赞同。尤其重要的，恰恰是科学的明确性把那种在哲学的目标、论据和理路中独树一帜而不可或缺的东西，映衬得异常鲜明。因为除非是与科学一道，与科学划清界限，并且超越科学的目标，哲学是不能认清自己的使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