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开叶落中文系(增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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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心与诗心——关于林庚先生

作为现代中国有数的著名诗人,林庚先生四十年代起转治中国文学史。不难想象,一般读者对其著述的期待,大都集中在诗论部分。这种先入为主的偏见,并非毫无来由。从最初独具特色的《中国文学史》,到日后逐渐学院化的《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天问论笺》《唐诗综论》,其中最精彩的,确实多属诗论(如关于“兴亡史诗”以及“盛唐气象”的论述)。

这就难怪,当燕园里纷传林先生正在撰写有关《西游记》的论著时,朋友们大都只是作为逸闻,并没真的在意。直到接获赠书并仔细拜读,方才大吃一惊。如今书已问世八年,好几次想向读书界郑重推荐,只是苦于无从落笔。这不是一般的专业著述,而是诗人“用心”写作的大书,必须排除杂念(包括所谓的“学术通则”),同样“用心”去体会,方能真正味出其“妙不可言”。

除去三则旧文,主体部分的《西游记漫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只有七万余言。在动辄数十万字的当今学界,这只能算小册子。没有版本考据,没有文献征引,没有研究综述,作者直面本文,沉潜把玩,含英咀华,然后自说自话,根本不理会业已成型的众多“体系”。其论说姿态,与其说是学者,不如说是行吟诗人,或孤独的散步者。

作者立说的根基,其实很简单,那就是:“《西游记》是一部富于童话性的小说。”(第140页)这本不算创见,从胡适起,不断有人谈及此书的游戏性质与童话氛围。问题在于,早已心智成熟的学者们,与童话的天真烂漫格格不入,很难深入体味。林著之卓尔不群,说到底,缘于作者沉醉其间,故别有会心。

作者历来喜欢童话,就连与童话相关的各种动画片,也都令其入迷。以此童心未泯的天性品读《西游记》,孙悟空、猪八戒以及众多可爱的小妖怪,不再只是研究对象,更是人生路上不可少的好朋友。在《后记》中,作者称:“十年动乱期间,夜读《西游记》曾经是我精神上难得的愉快与消遣。一部《西游记》不知前后读了多少遍,随手翻到哪里都可以顺理成章地读下去,对于其中的细节,也都仿佛可以背诵似的。”不是因为专业研究的需要,纯属压抑不住的好奇心,以及对老朋友的感激之情,促使时已退休的诗人林庚,突发奇想,大谈起小说来。

1995年与林庚先生合影

对细节的熟悉以及对人物的体贴,使得林著信手拈来,皆成妙章,此尚在其次。称孙悟空、猪八戒旅途生活中的调侃戏谑,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喜剧性冲突,乃“既有一定的生活原型的依据,又可能与取经故事经历过的戏曲化过程有关”(第116页),因“中国古代的戏曲,从唐参军戏到宋金杂剧和院本,一直都具有较多的调笑滑稽的色彩,插科打诨是其中最重要的至少也是不可或缺的成分”(第71页);或者从明代的社会思潮中寻找“孙悟空自由不羁、超越一切束缚的精神状态”(第98页)之由来,尤其注重李贽的“童心说”,这些言之凿凿的论述,虽也精彩,但别的文学史家也能做到。

最能体现论者性情,也最让人拍案叫绝的,其实是《童话的天真世界》一节。作者着重谈了三个问题,一是游戏的意味,二是小妖的功能,三是即兴式的花样翻新,并断言三者皆指向儿童的心理特征。

在作者看来,按阶级斗争观点解读《西游记》,不能说全错,但难尽得其神髓。不是说其中没有正邪之争,也并非抹杀孙悟空与众妖怪在道德境界上的差别,而是小说中许多精彩场面,无法单纯以“正义战胜邪恶”来解读。

作者认定,《西游记》中孙悟空“所以永远那样轻松自如,胜任愉快,正因为他将这一切出生入死的经历都看作是一场有趣的游戏而已”(第100—101页)。在这个游戏的世界里,“生而复死,死而复生,也全凭一时的需要和兴致”(第102页),就好像小孩捉迷藏,彼此间的格斗不存在真正的危险。成人读者普遍过于认真,非努力发掘争斗之微言大义不可;可孙悟空与妖魔以及诸天神的角逐,常带有游戏意味。比如,与二郎神追逐,土地庙外树起了旗竿;钻到老妖肚子里打秋千,树蜻蜓,翻跟头——这些都属于顽童的恶作剧。此类争斗,实为游戏的延续和发展,其中含“天真的情趣与幽默的态度”,“不能看得过于认真,看得过于认真了,便不免大煞风景”(第104—105页)

与习惯忠奸对立黑白分明的成人思维方式不同,在注重游戏的儿童世界里,不少对立是可以消解的。如与孙悟空处于对立地位的小妖,其天真烂漫仍能赢得儿童的喜爱。同样摹写战争场面,《西游记》的特出之处在于,无关紧要的小妖占相当的篇幅,且给人留下生动的印象。那撞上厅来通报消息的小妖,先“把个令字旗磨一磨”;还有那“敲着梆,摇着铃”,口中念念有词,实则有口无心的巡山小妖,一如快乐的儿童,其调皮与稚气,都让人忍俊不禁。在林先生看来,此类场面,“对立的双方最终都统一在童话的天真烂漫的情调中了”(第111页)

《西游记》以想象力丰富著称,可小说中有许多逻辑上前后不一致的地方,而读者竟不加追究,认可其依情境的转移而改变人物降妖伏魔的本事。孙悟空有时神通广大法力无边,有时又降到凡人的层次,陷入本不该陷入的困境。作者认为,这种不确定性,正是童话的积极因素,“造成了《西游记》中想象的创造性与无限性”(第113页)。假如严格按照成人的逻辑,孙悟空既然有通天本事,西天取经,该易如反掌才是。要真是这样,小说还有什么可看?“《西游记》的好处恰恰就在于写出了孙悟空层出不穷的新的方法和手段。他的行为从不落于一种格式,你无法预料他接下来会做些什么。他的行动中充满了即兴式的花样翻新与尝试”(第113页)。童话中的想象,不必讲求合乎逻辑,此乃情节千变万化的前提。反过来说,读者之认可孙悟空忽大忽小、忽圣忽凡,正是默认了小说中“所包含的童话性”(第114页)

林著之解说《西游记》,选择了儿童的视角,以“童话性”作为立说的根基,有学理上的考虑,但更与作者的个人兴致相关联。极度的好奇心、无边的想象力,以及对于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生活方式的向往,是童心,也是诗心,更属于保持童心的诗心。

1998年8月9日于石河子

(初刊1998年8月29日《文汇读书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