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类个体到群体生活

人类早期国家的起源既是一个历史问题，又是一个逻辑问题。早期国家的起源，自然是人类演化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一般认为，古代智人起源于非洲，发源于东非大峡谷地区。大约在20万年前，古代智人开始向非洲其他地区和欧亚大陆迁移，并逐渐扩散至全球的大部分地区。这一关于人类单一起源的假说，并不否认其他地区存在着后来进化为人的古猿群落和古人类。但是，除了非洲起源的古代智人以外，其他的类人种群或古人类后来基本都消失了。这样，今天的人类就都是起源于非洲大陆的古代智人的后代。这一假说得到了考古证据与基因证据的有力支持。20世纪在东非发现的古人类骨骼化石，特别是祖母“露西”（Lucy）、“图尔卡纳男孩”（Turkana Boy），可追溯至150万到100万年前，是古代智人最早的化石。更重要的是，按照现代基因学，可以合理推断，如今全球绝大部分人口的基因均可以追溯至非洲。[1]

当然，学术界还存在着一种与此相反的观点，即人类起源的多起源说。多起源说认为，非洲是人类主要的发源地，而在一部分古代智人起源于非洲的同时，欧亚大陆的古代智人也处在平行演化的过程中。后来，不同的古代智人群落经过混居和杂交，逐步演化为今天的人类。因此，今天世界各地不同种族与族裔的人类是有着不同起源的多种古代智人的后代。该理论也有一定的考古证据与基因证据的支持。总的来说，目前生物学界的主流观点是人类起源于非洲的单一起源说，但也有学者支持多起源说。[2]

何谓人？需要与欲望、能力及资源

人类自起源以来就是以群体方式生活的。今天的人类普遍从小生活于家庭中，不仅从小跟父母或至少一方生活在一起，而且对父母的亲戚朋友圈子、社区的邻里圈子都相对熟悉。这一点可能对于古往今来的人类并无太大区别。一般来说，人类总是以群体方式生活和存在着的。但问题是，如果回到人类起源的远古时代，作为个体的人类必须要过群体生活，他们究竟会面临何种处境？人类究竟会过一种怎样的群体生活？

要想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讨论人是什么，或“我们是谁”的问题。在生物学上，人是指智人，为灵长目、人科的一部分，由人猿或古猿演化而来，具有直立行走、大脑发达、语言能力发达、会使用工具等基本特征。这是生物学对人的界定，我们由此可以在生理上区别人与其他动物。但是，生物特征仅仅是人的部分属性，人同时还有非常重要的社会属性。正如上文提到的，人通常都以群体方式或群居方式来生活，所以，人同时是社会动物。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说：“人究其本性而言乃是一个政治的动物。”亚里士多德继续说，人天然地就应该生活在城邦之中，凡任何不群居于某个城邦的人，不是神便是兽。[3]2011年，《社会动物》（The Social Animal）一书登上了《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作者戴维·布鲁克斯将一部非虚构性的心理自助作品命名为《社会动物》，恰恰是强调人的认知、心理和行为都脱离不了他所生活的社会背景。[4]无论是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政治动物，还是布鲁克斯意义上的社会动物，人都是以群居方式生活与生存的。因此，人既是生物属性上的人，也是社会属性上的人。这是人的基本特点。

正因为人首先是生物属性上的人，追求生存（survival）是人的基本需要。按照霍布斯的说法，自我保全或追求生存是自然界的第一法则。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人人都以追求生存作为首要原则。[5]特别是，当一个人由于某种原因处在较为凶险的环境中时，或者遭遇重大疾病时，他追求生存的本能往往就会得到充分激发。在这种情境中，努力求生存就成了首要的事情。这是人类个体的一种本能。人不仅有追求生存的本能，而且还有着各种各样的需要（need）和欲望（desire）。在幼年时期，人的需要和欲望往往是有限的。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都有着无忧无虑的童年。但随着人年龄的增加，各种各样的需要和欲望也不断地生长出来。这些需要和欲望还会随着一个人身份、角色、地位、收入、教育、认知、资源等条件的变化而改变。

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一个普通成年人的需要和欲望大体上可以分为五种层次，分别是：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和归属的需要、自尊需要与自我实现的需要，参见图1.1。[6]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的这一需求层次理论目前被学术界视为分析人的需要和欲望、解释人的行为动机的主流理论，在心理学、管理学和社会科学领域有着广泛的运用。跟马斯洛相比，弗洛伊德则特别重视性的需要和欲望对人的意义，并把性视为人从事许多行为的根本动力。在《释梦》一书中，弗洛伊德认为，力比多（libido）或性欲必须释放出来，人才能得到快乐和防止痛苦。所以，它就要寻找一切可能的出口，而梦境也是人满足这种欲望的一种方式。[7]尼采则强调生命就是权力意志，这里的权力意志并非是指追求政治权力的意志或意愿，而是一种自我或生命意志的表达、张扬与实现的过程。尼采说：“只不过，凡有生命处，就有意志；但不是求生命的意志——我要如是教你——求权力的意志！”[8]在罗素看来，“在人的各种无限欲望中，主要的是权力欲与荣誉欲”。进一步说，“获得权力往往是获得荣誉的最便捷的途径”。他还把“对权力的爱好”称为“人类最强烈的动机之一”，而权力欲的根本乃在于“获取权力以支配人们生活”。[9]可见，不同思想家对于人的需要和欲望尽管有着不同的认知，但他们大体上都认为，人身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需要和欲望，并且是不太容易满足的。

跟人的需要和欲望相匹配的，是一个人实现或满足这些需要和欲望的能力。这种能力对每一个人都是非常重要的。人有各种各样的能力，甚至有很多能力是我们平时意识不到的。比如，人们平时并不会重视呼吸与进食这些基本行为，但能呼吸、能进食本身也是一种能力。一旦到了医院的重症监护室，不少年迈体弱者或重病患者就会出现这种基本能力缺失的状态。所以，人即便是要满足最基本的生理需要，也是离不开某些必要能力的。与此相比，满足其他复杂的需要和欲望所需的能力往往也要复杂得多。

如果把一个人放到原始森林里或孤岛之上，与世隔绝，他不再能够得到依靠市场机制或社会网络而能轻松获得的各种供给，亦没有任何其他人可以求助，对他来说首要的恐怕就是获取食物的能力。等解决了基本的食物问题，他还需要具备寻找或制造一个安全、干燥、温暖的住所的能力。如果是在冬天或是在高纬度地区，解决御寒问题的能力就会变得很关键。而一旦他能安稳地活下来，一般来说，他接下来要考虑的问题就是设法让别人发现他，或者能找到一种能让自己重回群居生活的方法。在笛福所著的《鲁滨逊漂流记》中，鲁滨逊一旦解决了基本生存问题，他日思夜想的就是要设法重新回到正常的社会生活。这充分说明人不仅是生物属性上的人，更是社会属性上的人。

无论是出于本性，还是出于彼此合作带来的便利，人大体上还是要过群居生活的。而当人过上群居生活之后，他面临的社会情境也会发生重大变化。就能力而言，此时人的独立生存与生活的能力固然还是重要的，但跟其他人合作与共处的能力变得越来越重要。只要人类社会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只要人的群居生活发展到了一定的规模，人常常就需要组织起来。一旦人们开始组织起来，以组织方式来管理群体事务之后，有的人就会扮演大大小小的组织者角色，还有一些人则扮演这些重要组织者的助手角色，更多的人则会成为这些组织起来的群体的普通成员。在早期国家兴起之后，这里讨论的群体组织中的三种人，大致对应着早期国家的统治者、统治精英与普通民众。一旦身处一个较为正式的组织结构之中，人跟组织有关的能力就变得更重要了。对鲁滨逊来说，独立地觅食、独立地制造工具与衣物、独立地修筑住所的能力是最为重要的，但对于身处组织结构中的人来说，组织能力、沟通能力、与人合作的能力，就会上升为更重要的能力。这些不同维度上的能力，也对应着每个人不同的实现他们各自的需要和欲望的能力。

人能否实现或满足自身的需要与欲望，除了必要的能力之外，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每个人面临的资源条件的约束。而资源通常是有限的或稀缺的。这里的资源，既包括大家熟悉的经济资源，即物质财富，又包括非经济资源，比如权力与声望等。如果世界上的资源是无限的，人们的生活就不会面临那么多的困顿与烦恼了。根据经济学的理论，如果住房的供给是无限的，暂不考虑地段等因素，那么住房的价格就会趋向于零。但问题是，有价值的资源在供给上都不是无限的。当人们试图用有限的资源去满足自身无限的需要与欲望时，就面临着一个基本的结构性困境。这也是人类社会面临的一个基本约束。

为了维系基本生存，或者为了满足需要与欲望，人们必须要依赖于对资源的获取。当然，有些资源通常是非常容易获取的，比如空气和水源。要想获得基本生存所需的食物，在大多数情况下，其成本也是比较低廉的。但是，有些资源并不容易获取，或成本非常高昂，比如贵重金属。在任何人类群体中，往往只有少数人能够实现对大量贵重金属的占有。有些并不容易获取的资源甚至不是物质资源，比如权力或影响力。一般来说，在任何人类群体中，非常重大的权力或影响力往往只是为少数人所拥有，甚至是为极少数人所拥有。此外，像声望这样的资源，也是普通人很难获得的。所以，人类在此问题上始终面临着一个基本结构，即人的需要和欲望是无穷的，但资源通常是相对有限的，简而言之，即资源有限、欲望无穷。这就使得人类处在一种永久的紧张关系之中。如果人人都想取得更多的满足他们自身需要和欲望的资源，而资源又是有限的，人与人之间就会产生竞争，甚至产生冲突。

进一步说，人类的需要与欲望、能力、资源三者是互相推动的。人有需要与欲望，就需要通过能力的提升和资源的扩展去满足。反过来，当能力与资源水平提高以后，人又可能会产生新的需要与欲望。从人类进化的角度看，起初大部分人只是简单地追求基本生存。简单生存，通常只需要有基本的安全，同时有简单的食物、住所和衣物。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对许多人来说，简单生存不再是什么问题了。这样，人的其他需要与欲望就变得愈发突出。许多人就转向了满足基本生存之上的其他需要与欲望。这意味着，人的需要与欲望也是不断发展的。举例来说，20世纪80年代的普通中国人是很少会有长途旅行或跨国旅行的需要与欲望的。但是，仅仅二三十年之后，以观光为目的的长途旅行或跨国旅行已成为许多中国人的常见生活方式之一。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但足以证明人的需要与欲望是随着社会进步、个人能力与资源条件的改善而不断提高的。

过去，人们很难想象月球旅行这样的事情。2021年7月，维珍银河（Virgin Galactic）公司推出了自己的太空旅行计划。估计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更多公司开拓这一领域的业务。这样，大规模的、商业化的月球旅行将来就会成为现实。随着人类空间技术的进步，人类在月球或外太空空间站建立人类生活基地的想法也会成为现实。在更远的将来，超越太阳系的星际旅行也并非不可能。从商业上讲，起初月球旅行或星际旅行必定是奢侈品，主要是全球富豪们才有可能玩得起的一个旅行游戏。但随着月球旅行或星际旅行人数增加所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该项目的成本可能会快速下降。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甚至像中国这样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中产阶级，逐渐也能负担这种旅行的费用。也许用不了一两代人的时间，月球旅行或星际旅行就会成为中等收入者的实际需要与欲望。这个例子也说明，人的需要与欲望是在不断提高和扩展的。从逻辑上讲，人的需要与欲望推动着人类能力的提高与资源约束条件的突破，而随着人类能力的提高与资源约束条件的突破，人的需要与欲望又会进一步提高和扩展，参见图1.2。

何谓人性？经济人假设

基于上述讨论，一个更本质的问题浮出了水面：到底什么是人性？或者说，人性究竟有着怎样的基本特征？第一种观点认为，人主要是生物人，或者说人不过是一个直立行走的动物而已。人的欲望、行为、观念，跟一个直立行走的动物并没有本质区别。英国动物学家德斯蒙德·莫利斯（Desmond Morris）于1967年所著的《裸猿》（The Naked Ape），就是从动物的视角考察和分析人类的诸种行为的。他认为，“人并不是从天而降的天使，而是由地而生的猿”，是一种全身没有覆盖毛发的猿类，因而命名为“裸猿”。从演化论来看，今天的人类并未脱离其动物本能，甚至在许多方面并不比其他动物更为高明。特别是，“裸猿”跟性、生殖、抚养幼儿的有关行为，往往直接继承自其古老的猿类祖先。[10]

第二种观点认为，人主要还是社会人。这种观点认为，人是其社会网络塑造的产物。人的思想、情感、观念、关系、人格与规则意识等，都得自他从小生活其中的社会网络。简单观察即可发现，四五岁幼儿园小朋友的许多观念，不是来自家庭的塑造，就是来自幼儿园的塑造。孩子一出生，父母就有可能在家庭中给他灌输特定的观念。当这个孩子上幼儿园以后，老师们就会向他传播特定的观念。比如，守秩序的观念，明显就是后天塑造的，特别是上幼儿园之后塑造的。再比如，尊重他人的观念也是后天塑造的，这种观念的起点可能只是父母或老师教育孩子不要抢别的小朋友的玩具。又比如，如今中国幼儿园和小学的交通规则意识教育都很强，甚至媒体报道过小朋友阻止家长闯红灯的案例。所有这些，其实都是后天教化的产物。以小见大，只要观察这个社会，就会发现，绝大多数人的许多行为并非是生物意义上的，而是社会意义上的。实际上，人们今天的许多观念、行为模式与人格心理都是经由后天的社会化过程塑造的。[11]

第三种观点认为，人不同于动物的地方在于人的道德人特征。跟动物相比，人的特殊性就在于道德与良知的觉醒。中学生写作文经常说“要成为一个大写的人”。什么叫作“成为一个大写的人”呢？无非就是要做一个有德行、有良知的人。就此而言，只有完成了从本能到德行的跨越，才算真正完成从动物到“万物之灵”的提升。实际上，从人类文明缘起开始，全球范围最具代表性的主流观念体系与宗教都强调人的善意、良知、德行以及对同类的爱的重要性。一个重要例证就是，人类不同区域的古代主流观念体系与宗教都在不同程度上主张“黄金法则”（the Golden Rule）。[12]基督教的《圣经》认为：“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儒家经典《论语》则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印度教和佛教亦有类似的教义，它们分别主张“绝不应该把自己不愿意受到的对待施加于他人”（印度教《摩诃婆罗多》）以及“不要以自觉受伤的方式去对待别人”（佛教《自说经》）。

上述关于基本人性的讨论，亦即生物人、社会人、道德人等诸种假设，均有其特定的价值，它们都从某个侧面为理解人性的复杂性提供了有益的视角。而目前国际主流社会科学界一种更主流的人性假设，是经济人假设或理性人假设。这里所说的假设，英文是assumption，亦可译为预设。当英美大学的教授们讲课时说“Iassume”，意思是我先“预设”某些条件。这里的预设，并非是指真理，而只是一种先入为主的假设或预设。这种预设在事实上既可能为真，又可能为假。但这里的重点是，一旦接受这些预设之后，要看接下来可以推导出什么样的结论。

那么，什么是经济人（economic man或homo economicus）假设呢？一般认为，这个假设一直可以追溯到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他在《国富论》中有这样两段著名的话：

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13]

确实，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要达到的目的。……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14]

斯密这两段著名的话，前者强调自利动机乃是人类行为的基本驱动力，后者强调当人的自利动机被激发出来以后，可以靠着“一只看不见的手”——亦即市场机制——的协调，促进整体社会福利的改善。尽管斯密并没有在主观目的上过多讨论这种自利动机的好与坏，但在客观结果上，他强调的，乃是个人的自利动机对于社会整体福利的改善效应。需要指出的是，斯密从来没有将自利与损人画等号。即便是在被认为观点差异很大的《道德情操论》一书中，斯密也毫不隐讳地认为：“毫无疑问，每个人生来首先和主要关心自己。”[15]他既不否认伦理道德的重要性，亦不否认人的自利特征。总体上，斯密的这两段著名言论，既主张人是经济人，又强调了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

尽管斯密被国际学术界公认为经济人假设的理论鼻祖，但实际上，韩非早在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就提出了中国版的经济人假设。公允地说，韩非才是经济人假设的理论鼻祖。他这样说：

医善吮人之伤，含人之血，非骨肉之亲也，利所加也。故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买。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16]

在这不到一百字的篇幅中，韩非非常简略地论述了经济人假设——医生出于自利的考虑而“吮人之伤，含人之血”，制造马车的工匠出于自利的考虑而“欲人之富贵”，制造棺木的工匠出于自利的考虑而“欲人之夭死”。尽管篇幅不长，但韩非的核心观点跟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阐述的观点是一致的。

如今，许多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一般认为经济人假设包括三个基本特征：第一，人是自利的（self-interested）。正如斯密所说：“每个人生来首先和主要关心自己。”第二，人是理性的（rational）。这意味着人能获得必要的信息，来对不同事物的价值高低与优劣进行理性计算和比较鉴别。第三，人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的（utility maximization）。这意味着人的行为动机是追求自我满足的最大化。而这里的效用，是指人从自己行为中获得的满足感，它常常是主观的和因人而异的。

实际上，今天的许多公司管理或组织管理原则就是基于经济人假设。比如，公司的奖惩制度就是基于经济人假设。给销售人员制定销售提成的奖励制度，目的是推动公司业务的增长。做得好，给予奖励；做得不好，给予惩罚，这是公司管理中激励制度的基本原则。这套激励制度的基础乃是经济人假设。这是许多现代组织管理的通用法则。

如今，不仅公司与市场部门的管理原则深受经济人假设的影响，而且政府与公共部门的管理也很难摆脱经济人假设。美国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安东尼·唐斯（Anthony Downs）在《民主的经济理论》一书中开创性地把现代民主政体下的政治运作视为一种“政治市场”的模型，政治家通过提供选民需要的政策来换取选票，而选民则通过投票来获取符合自己偏好的政策。[17]公共选择学派则运用经济人假设来广泛地分析政治领域的行为与现象，包括从竞选策略到财政赤字、从政治经济周期到政治联盟在内的诸多议题。[18]按照周黎安教授的观点，在过去几十年里，中国的地方官员晋升激励和不同区域经济发展之间呈现出显著的相关性。其核心观点是，中央政府根据地方GDP的增长率和其他发展指标来衡量官员的政绩，并根据这种政绩来决定地方干部的晋升，这种官员晋升激励制度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19]

经济人假设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是，既然人是自利的，如何解释人与人的合作行为以及人的德行或美德呢？英国科普作家马特·里德利（Matt Ridley）的研究恰恰为此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视角。在1997年出版的《美德的起源：人类本能与协作的进化》中，里德利用经济人假设解释了美德在人类社会是如何起源的。在他看来，经济人假设并不一定导致人和人之间互相“拆台”的行为，反而有可能促成人和人之间互相合作的行为。美德其实就是人和人之间基于自利的目的进行反复博弈并经过长期演化过程的产物，是人类合作机制不断进化的结果。换言之，美德乃是自利的个体经由长期博弈，发展出了一套有利于人类个体之间彼此合作的行为与惯例。[20]

密歇根大学政治学教授罗伯特·艾克斯罗德（Robert Axelrod）从事的一项计算机模拟的博弈论研究发现，最佳获胜策略是，行为者首先选择信任他人，即从事互为有利的合作行为，然后当自身遭到另一个行为者的背信行为时，即采取对等的“一报还一报”（Tit for Tat）策略。这个实验意味着，在长期博弈中，鼓励彼此合作的行为最有可能胜出。这就解释了人类合作行为的产生与演化。[21]举例来说，许多大学毕业生在一家公司工作几年之后，想要换一份新工作。此时，有一个因素对他就特别重要，即他在第一个机构工作时所积累的声誉和口碑。许多经验丰富的人力资源总监都看重求职者的两个品质：一是做事能力怎样，二是做人是否靠谱。而无论做事能力高低，还是做人靠谱与否，都涉及他在第一个机构与人合作的行为。所以，那些更有合作导向的人实际上会获得更好的职业发展空间。这种模式其实鼓励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合作行为，或者说就是人的美德。

跟亚当·斯密同时代的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在人性问题上持有跟《国富论》相类似的观点。在《人性论》一书中，他这样说：“没有东西比一个人的权力和财富更容易使我们对他尊视；也没有东西比他的贫贱更容易引起我们对他的鄙视。”[22]不是说人人生而平等吗？为什么权力和财富可以把人分为三六九等呢？背后的力量，还是某种基本的人性在起作用。所以，休谟眼中的社会，构成真实鄙视链的不是知识与德行，而是权力与财富。英国哲学家边沁则认为：“上天使人类被二种最高威权所控制，就是：快乐与痛苦。此二威权，能指示人什么是应该做的，决定什么是人将要做的。”[23]按照边沁的观点，人就是趋利避害的动物。凡是人，皆追求快乐，逃避痛苦。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也对人性做了明确的基本判断。他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实际上，这是最早的基于经济人假设所做的对于宏观社会现象的论断。司马迁还认为，如何脱离贫困，如何实现致富，是许多人的基本诉求。司马迁认为：“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24]所有这些讨论，大体上都跟经济人假设的主张大同小异。

当然，学术界一直以来对经济人假设就有许多批评。这些批评从社会人、道德人甚至宗教人的假设出发，质疑经济人假设的可靠性以及作为一个理论工具的价值。这些批评的背后，大体上是各家各派对于人性基本面的不同认知或预设。实际上，这种争论古已有之。以中国为例，在韩非主张性恶论——需要说明的是，经济人假设不同于性恶论，性恶论要比经济人假设走得更远——的同时，孟子就主张性善论。他在书中这样讨论人性：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25]

孟子认为，人本身就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这就是他的性善论观点。按照孟子的观点，如果没有这四心，不要说君子，就是连人都算不上。至于孔孟主张的儒家人格，包括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等，可以被视为从应然角度不认同理性人或经济人假设，也是对人提出了较高的伦理道德要求。基于这种人性论假设，儒家眼中的理想政治，就可以如同孔子所说的那样：“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进一步说，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生活中，都可以找出许多明显有悖于经济人假设的反例。其实，在主张经济人假设的社会科学家看来，这并不出乎意料。原因之一是，经济人假设或理性人假设中的效用，是主观的。比如，不能简单推定个人对物质利益的计算就超过其他价值。美国企业界耗费巨资竞选总统的案例有不少，原因就在于跟物质利益相比，他们更看重权力、影响力与声望，或者甚至可以说，他们看重一个服务美国人民的机会。原因之二是，在大部分社会科学家眼中，经济人假设或理性人假设还是概率意义上的。几乎不会有学者声称，经济人假设可以覆盖所有人的所有行为选择，但跟其他人性假设相比，经济人假设可以覆盖绝大部分人的绝大部分行为。这在学术上就是一个有用的理论工具。还需要强调的是，这里讨论的人性观是一种假设或预设，而非一种真理。这种预设更像是一个理论工具，它在较大概率上接近于真实的人性，进而有助于洞悉人类社会的基本面与人类政治演化背后的逻辑。正是基于上述分析，笔者倾向于把经济人假设作为基本的人性观，将其视为分析人类政治演化的起点。这样的做法并不完美，但相比于其他人性假设，这是目前较为可行的做法。

欲望与资源稀缺性的张力

当这样的一个个个体组成群体、要过群居生活时，究竟会面临何种处境呢？这里的一个前提是，人类个体无法仅仅依靠自身就能实现独立生活与繁衍。男女两性的身体差异和生育分工，就决定了人只有两性结合才能繁衍后代。一旦两性结合并繁衍后代，家庭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当一个家庭通过两三代甚至几代人的繁衍，达到较大规模时，它就接近于一个小型部落。除此以外，考虑到史前人类技术的不发达、自然环境的恶劣以及野兽出没作为一种常态，人类以群居方式生活可以大大提高个体与群体的生存概率。所以，群居生活也是人类社会自然选择的结果。

跟单个个体或核心家庭的生活相比，大规模的群体生活有着显著的差异。因为前者主要处理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后者则同时需要处理人与人的关系。假设一个人处在“鲁滨逊状态”，他主要需要处理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他要自己学会采集食物，学会捕鱼打猎，学会种植技术，还要学会修筑房屋和取暖御寒，等等。所有这些努力都是为了让自己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下生存下去。而一旦大规模的群居生活产生，整个情形就会发生彻底的变化。人与自然的关系固然还很重要，但人与人关系的重要性则变得愈发突出了。在鲁滨逊状态下，人类个体的需要与欲望、能力、资源三者的关系跟其他人类个体并没有多大关系。但在群居状态下，人类的需要与欲望、能力、资源三者的关系跟人与人的关系有了关联，甚至变成了人与人之间的竞争。上文分析过，人不仅有着各种各样的需要与欲望，而且随着人类能力的提高和资源约束条件的突破，人类的需要与欲望是不断提升的。而人类的大部分需要与欲望都是需要依靠一定的外部资源条件才能满足的。当这些资源比较有限或具有稀缺性特征时，人与人之间马上就会面临一种竞争资源的关系。

这里讨论的资源，不仅是基本的物质资源，而且包括其他诸种资源。如今，对于许多发达国家甚至对于中国这样的新兴工业国家来说，粮食这种基本生存资源已经能得到较为普遍的充分供给。假设由一个中央粮食调配机构来供应一国公民每日、每月、每年所需的粮食，在资源上也不是什么难事。有人会争论，这恐怕不是一种好的粮食供给制度安排，当然如此，但这是另一个问题。这里强调的是，粮食作为一种基本食物在许多国家已经能够得到较为普遍的充分供给，而且其成本也是绝大部分人能够承受的。但是，其他的许多物质资源恐怕就不是这样的。即便是许多发达国家，要实现每个家庭都购置汽车的梦想，对低收入家庭来说就不一定能做到。况且还有许多人觉得需要一辆跟身份、职业、收入匹配得更好的汽车，那就更不一定能做到了。至于上好地段的高级住宅，即便对于发达国家的大部分人来说，也是难以企及的物质资源。

跟物质资源相比，人类社会的许多非物质资源可能更是稀缺，比如权力与声望。在政治领域，权力几乎永远是一种稀缺性资源。没有一个人类群体或组织，能够让大部分人都享有同等的或相似的权力。即便存在这种可能性，也总是有人希望获取更大的权力。在科学、文艺与体育界，名望与声誉都是非常重要的资源，也是非常稀缺的资源。一幅画作的拍卖价格，一场音乐会的出场费，很大程度上是由画家或音乐家的声望决定的。在这些领域，几乎人人都想获得更高的声誉。所以，人类社会始终面临着一定的资源约束条件。无论是物质资源还是非物质资源，跟人类的需要与欲望相比，始终存在着供给有限性或稀缺性问题。这就决定了人不断提升的需要与欲望跟资源稀缺性之间的永久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也决定了人类群居生活的基本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