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相遇达沃斯
达沃斯，瑞士；1929年3月17日至4月6日。瑞士、法国和德国政府资助了一门“国际大学课程”，显然旨在调和法语和德语知识分子之间的分歧。其最精彩的部分是卡西尔和海德格尔所作的一系列讲演以及随后两人之间的辩论。
当时，卡西尔和海德格尔堪称德国的两位顶尖哲学家。卡西尔是最著名的活跃的康德学者，也是当时康德著作标准版的编者，他刚刚完成了一本巨著——《符号形式的哲学》；海德格尔则刚刚出版了《存在与时间》，正在取代胡塞尔而成为现象学运动的领袖。在讲演以及随后的辩论中，海德格尔首先对《纯粹理性批判》作了一种激进的现象学-形而上学阐释，它与新康德主义的马堡学派明显相冲突，而卡西尔则与马堡学派关系密切。难怪这一事件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大批学生和教授。卡尔纳普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是逻辑实证主义或逻辑经验主义的维也纳小组的代表人物。〔感谢托马斯·于伯尔最先提醒我注意，卡尔纳普出席了卡西尔和海德格尔在达沃斯的讲演和辩论。卡尔纳普在他的日记［ASP RC 025-73-03， entries from March 18 to April 5， 1929］中记录了这一特殊事件。〕
海德格尔对康德的阐释旨在表明，《纯粹理性批判》并没有提出一种知识论，特别是，它并未提出一种关于数理自然科学知识的理论。《纯粹理性批判》的真正贡献在于，第一次提出了为形而上学奠基的问题，即阐明形而上学之所以可能的条件。根据这种阐释，康德主张（与《存在与时间》的主要观点惊人地一致），形而上学只可能奠基于对有限的人类理性之本性的一种预先的分析上。由于有限，人的理智（与神的理智不同）必然依赖于感性直观。而且，海德格尔的阐释中真正激进的地方在于，康德引入的所谓知性的先验图型法（schematism）能够将感性与理智（知性）消融于一个“共同的根”，即先验想象力，其最终的基础（再次与《存在与时间》的观点显著一致）乃是时间性。这暗示，西方形而上学在逻各斯、精神或理性中的传统根基最终被明确摧毁了。〔海德格尔在《康德与形而上学问题》［Heidegger， 1929a］中发表了这一阐释，这本书是他在达沃斯大学课程结束后的几周写就的。在［Heidegger， 1991］中，这部著作还附有几篇附录，包含了海德格尔为其达沃斯讲演所作的笔记以及由O. 博尔诺夫和J. 里特准备的一份关于卡西尔-海德格尔辩论的记录。对这些材料的翻译可见于［Heidegger， 1990］。〕
在随后的辩论中，卡西尔先是表示，对于先验想象力根本的重要性，他与海德格尔意见一致（不过是按照卡西尔本人的符号形式哲学来解释的，［有限的］人被定义为“符号的动物”），但他强烈反对作为“符号动物”的我们便因此被限制在“无理性的”（arational）有限领域。康德本人已经表明，有限的人仍然可以从有限性中解脱出来，进入客观有效的、永恒必然的真理的领域，无论是在道德经验上还是在数理自然科学上。基于此，卡西尔问海德格尔是否真的想否认这种客观性，坚持一切真理都是相对于此在（Dasein，具体而有限的人）的。海德格尔承认这个问题很重要，但他仍然否认可以进入一个本质上非有限的领域。相反，哲学的真正使命——以及我们的真正自由——恰恰在于抛弃这些传统的幻觉，信守我们本质的有限性（我们“严酷的命运”）。
对海德格尔而言，与卡西尔在达沃斯交流看法是一次重要机遇。通过与新康德派“理性主义”在当时最著名的代表人物直接交锋，他得以宣称自己便是那种全新哲学的缔造者，这种哲学注定要取代新康德主义传统的霸权，同时也会取代胡塞尔现象学中残余的“理性主义”倾向。〔比较海德格尔的“Zur Geschichte des philosophischen Lehrstuhles seit 1866，” reprinted as Appendix VI to ［Heidegger，1991］。〕通过对《纯粹理性批判》本身作一种彻底“反理性主义”的解读，海德格尔能够达到这一目的。最后，鉴于两人在年龄和职业阶段上的差别（卡西尔55岁，海德格尔还不到40岁；卡西尔从1919年起就在汉堡大学任哲学教授，海德格尔直到当年才接任胡塞尔在弗莱堡大学的职位），这次相遇包含了因时代变迁而引起的各种戏剧性场面。事实上，似乎是海德格尔赢得了达沃斯那些年轻学生的支持。〔关于目击者的评述，参见L. 恩莱特的报导，重印于［Schneeberger，1962，pp. 1—6］；［Pos，1949］以及［T. Cassirer，1981］，其相关的部分重印于［Schneeberger，1962，pp. 7—9］。亦参见［Krois，1992］， ［Aubenque， et. al.，1992］和［Kaegi and Rudolph，2000］。〕无论如何，海德格尔对新康德主义传统的“理性主义”的反叛在整个欧洲大陆以及其他地区无疑会大获成功。
现在想来，也可以从相遇达沃斯看出一种社会政治的维度。卡西尔不仅是当时德国古典自由思想传统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之一，而且也是现代政治共和主义的主要代表。他出生在一个四海为家的富裕的犹太家庭，在马堡学派的创始人赫尔曼·柯亨（第一个在德国获得教授职位的犹太人，进步社会主义政治的著名拥护者）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论文。从1906年到1919年，卡西尔在柏林大学任编外讲师，在那些年里，尽管他产出惊人（包括他的［1906］、［1907a］和［1910］，以及对莱布尼茨和康德著作的编辑），但仍然没能获得一个正规的教职。1919年春，新成立的法兰克福大学和汉堡大学终于决定授予卡西尔教授职位，卡西尔为此要在一种很实际的意义上感谢魏玛共和国。在汉堡大学富有成果地工作了十年之后（特别是在那里完成了《符号形式的哲学》），卡西尔于1928年8月在大学庆祝魏玛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活动上为魏玛做了辩护。通常认为，魏玛共和国有些“非德国”（un-German）味道，但卡西尔却认为［1929a］，共和政体的观念其实起源于德国哲学传统。接着，从1929年11月至1930年11月，卡西尔担任了汉堡大学校长，他是第一个在德国担任此类职务的犹太人。当然，到了1933年，一切都改变了，卡西尔被迫移民。他在英国牛津待了两年，在瑞典哥德堡大学待了六年，此后一直在美国的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直到1945年去世。〔参见［Krois，1987］，它不仅包含传记材料和思想史内容，还对卡西尔的哲学作了极为清晰和有益的分析。［Paetzold，1995］也对卡西尔的思想历程作了非常清晰和可读的论述。［Schwemmer，1997］对文化和历史背景下的卡西尔哲学作了出色的讨论。关于卡西尔传记的主要资料是［Gawronsky，1949］， ［Pos，1949］和［T. Cassirer，1981］。〕
海德格尔的社会和政治轨迹几乎就是卡西尔的镜像。他出生在西南部天主教区一个小镇的中产阶级下层家庭，起初打算学神学，成为神职人员。然而在弗莱堡学习期间，海德格尔受到了海因里希·李凯尔特的新康德主义（所谓西南学派）以及胡塞尔现象学越来越多的影响。从一开始，他便以哲学上的才华给老师和同学留下了深刻印象。1916年，胡塞尔从哥廷根来到弗莱堡。在获得博士学位和教职资格（在李凯尔特指导下）之后，海德格尔留在弗莱堡担任胡塞尔的助手。1923年至1928年，海德格尔在马堡任副教授，之后，他成功地回到弗莱堡成为胡塞尔的继任者。当然，海德格尔并不支持魏玛共和国。希特勒1933年上台时，海德格尔被任命为弗莱堡大学校长，正式加入纳粹党，并在当年5月臭名昭著的大学就职演说《德国大学的自我主张》中歌颂新的政治运动的胜利［Heidegger，1933］。尽管海德格尔对纳粹政权似乎越来越不抱幻想，十个月后即离职，但在1935年完成、1953年发表的著名讲演集《形而上学导论》中，他仍然认为德国是将西方从苏联共产主义以及美国技术民主中拯救出来的最后希望，并振振有词地谈及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内在真理和伟大”。〔关于传记材料，参见［Ott，1988］和［Safranski，1994］。［Farias，1987］激起了近来对海德格尔政治纠葛的兴趣，但它的论述不够公允。“内在真理和伟大”这一著名说法出现在［Heidegger，1953，p. 152 （p. 166）］。［Sluga，1993］对海德格尔的政治作了特别有趣的讨论，它将海德格尔的政治纠葛置于当时其他德国哲学家的情境下来考察。〕
然而，从1929年的达沃斯辩论中，或者更一般地，从海德格尔与卡西尔的关系中解读出一种戏剧性的政治冲突是错误的。因为首先，达沃斯辩论似乎是在一种极为友善而平等的气氛中进行的。〔参见P. Aubenque在［Aubenque，et. al.，1992］中的文章，特别是［Schneeberger， 1962］中收录的L.恩莱特的报导。［T. Cassirer，1981］和［Pos，1949］所描述的卡西尔与海德格尔的辩论并不那么友好和平等，前者甚至暗示了海德格尔反犹主义的证据。然而，由于这些报导是在战后带着事后的眼光写成的，在我看来（特别是考虑到卡西尔与海德格尔在达沃斯前后的良好关系），它们并没有多大意义。恩莱特的报导是在1929年达沃斯国际课程结束时写的，它提到了海德格尔与卡西尔之间“美妙的平起平坐”与“和谐一致”，以及当卡西尔身体暂时不太舒服时，海德格尔很勉强地宣读了他本人的讲演内容，然后亲自向卡西尔报告内容［Schneeberger，1962，p. 3］。然而，J.M.克鲁瓦最近的工作却表明，就在达沃斯大学课程之前三周，由于右翼理论家O.施潘针对柯亨和卡西尔对康德的解释在慕尼黑大学（由于希特勒的参与而陷入明显的国家社会主义背景）公然挑起的反犹攻击，这次会面最终说来也许存在着一种较为阴暗的（但未经言明的）潜在情绪：参见［Krois 2000］。〕其次，无论是在达沃斯辩论之前还是之后，几乎直到海德格尔1933年任校长之前，卡西尔和海德格尔一直关系良好，相互敬重。《存在与时间》的一个著名脚注［Heidegger，1927，p.51］简要评论了《符号形式的哲学》第二卷，并暗示了两人1923年在海德格尔一次讲演上的会面，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两人就海德格尔当时描述的那种“此在的生存论分析”的重要性达成了一致。类似地，卡西尔在《符号形式的哲学》第三卷的五个脚注中对海德格尔表示赞许［Cassirer，1929b，pp.173n，189n，193n，200n，218n （pp. 149n，163n，167n，173n，188n）］。不仅如此，两人还分别以恭敬之心针对彼此的著作写了批判性的评论：Heidegger ［1928］评论了［Cassirer，1925］；Cassirer［1931］评论了［Heidegger，1929a］。最后，在达沃斯相遇后，卡西尔与海德格尔一起访问了弗莱堡，并应邀发表了讲演。卡西尔称，出席这次讲演的人异乎寻常地多，第二天早上，他发现海德格尔“非常开诚布公，坦率而友好”。〔Letter from Cassirer to his wife，quoted in ［T. Cassirer，1981，p. 184］ （also in ［Schneeberger，1962，p. 9］）. 这封信没有注明日期。然而，［T. Cassirer，1981，pp. 181—189］一直（错误地）将达沃斯辩论定位于1931年，于是我们知道卡西尔的弗莱堡讲演介于当时和1933年之间。由于卡西尔在信中提到“围绕着［Heidegger］的疯狂谣言”，他对弗莱堡的访问似乎是在这一时期的相当晚的时候。〕于是，尽管两人从未就其巨大的哲学分歧的细节在出版物中真正达成妥协，〔海德格尔计划作出评论［Cassirer，1929b］，但从未完成。在注释8中引用的给T. Cassirer的信中，卡西尔报告说：“［海德格尔］向我承认，一段时间以来，他一直在思考如何对我的第三卷作出评论，但暂时不知道如何掌握它。”卡西尔从未在发表的著作中对《存在与时间》提出批评。然而在1928年，他在《符号形式的哲学》第四卷的草稿中对它作了讨论，这部著作将会确定卡西尔思想在当时哲学舞台上的位置。这一卷同样从未发表，卡西尔发表的是《当前哲学中的“精神”与“生活”》［Cassirer，1930a］。批评《存在与时间》的1928年手稿显然与《当前哲学中的“精神”与“生活”》密切相关。它连同英译本最先发表在［Krois，1983］；亦参见［Krois，1995］，［Krois and Verene， 1996］。（在后面的注释191中，我还会简要地回到这一手稿。）〕但是（至少在1933年之前），社会或政治分歧显然并未影响他们的互相尊敬和欣赏。〔卡西尔知道海德格尔1933年出任校长的纳粹行为：参见［T. Cassirer，1981，p. 183］ （reprinted in ［Schneeberger，1962，p. 8］）. 然而，［Cassirer，1946，pp. 292—293］没有谈及这一点，而只是称海德格尔（以及历史学家斯宾格勒）创造了这样一种哲学，它“的确削弱并慢慢破坏了本可以抵抗住现代政治神话［即法西斯主义］的力量。”〕
目睹了达沃斯辩论的卡尔纳普似乎同样被这种既平等又热烈的哲学气氛所感染。特别是，海德格尔显然给卡尔纳普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最早报告说［ASP RC 025-73-03，1929年3月18日］：“大学课程。卡西尔讲得很好，但有些田园牧歌的味道……海德格尔严肃而客观［sachlich］，相当有吸引力的一个人。”接着，卡尔纳普报告了他与海德格尔一起散步的情形［同上，1929年3月30日］：“与海德格尔散步。讨论。他的立场：反对唯心论，特别是在大众教育中。新的‘生存问题’。需要一种解答。”最后，卡尔纳普报告了与海德格尔在咖啡馆的一次相当有趣的交谈［1929年4月3日］：“与［波恩的一位教授］和海德格尔……讨论了关于用物理术语表达一切事物、甚至是目标和意义问题的可能性。海德格尔……从根本上向我承认［这一点］。”卡尔纳普还发现卡西尔特别友好，他特别谈到卡西尔给了他一些令人鼓舞的、开诚布公的建议，帮助他找到一个固定职位（这件事情当时肯定让卡尔纳普很操心）。〔［同上， March 27，1929］. 1930年6月，卡尔纳普最终收到了布拉格德语大学的邀请。从1931年到1935年底移民美国之前，他一直主持着自然科学部的一个新创建的自然哲学席位。〕就这样，尽管卡尔纳普当时还没有功成名就，尽管他与海德格尔和卡西尔（特别是与前者）在哲学上显然有分歧，但他却能够充分利用这次友好而平等的机会。这位刚刚出版了《世界的逻辑构造》［Carnap， 1928a］的38岁的学者显然受到了两位名人的尊敬对待。〔卡西尔很了解莫里茨·石里克（维也纳学派的创始人和领导者）。石里克1927年写信给他，请他帮忙出版《世界的逻辑构造》。卡西尔回复说，他的确向Bruno Cassirer 提到了卡尔纳普的书，并对Bruno Cassirer说：“基于我对卡尔纳普早期著作的熟悉，我确信他的书中包含着非常有趣和有价值的工作。”［WKS，letter of April 3， 1927］卡西尔所熟悉的卡尔纳普的早期著作至少包括［Carnap，1922］，因为［Cassirer， 1929b，pp. 491—494 （pp. 422—424）］明确基于卡尔纳普的说法论述了从直观知觉空间到理论物理学空间的过渡（而且［Cassirer，1929b］基本上完成于1927年）。卡西尔很可能也了解［Carnap，1923］。他在［Cassirer，1936，p. 88 （p. 70）］中明确谈到了它。〕
在达沃斯辩论后的那些年里，卡尔纳普似乎对海德格尔特别感兴趣。特别是，卡尔纳普似乎相当深入地研究了《存在与时间》。1930年夏天，他参加了由维也纳的海因里希·贡佩尔茨和卡尔·毕勒领导的一个讨论小组，在那里，海德格尔的著作得到了认真研读。卡尔纳普说［ASP RC 025-73-03，1930年5月24日］：“大家纷纷试图进行解释，其中我最赞同毕勒、贡佩尔茨、哈恩。我告诉［他们］达沃斯的事情：海德格尔-卡西尔。”〔海因里希·贡佩尔茨是著名希腊哲学史家特奥多尔·贡佩尔茨的儿子，维也纳大学哲学教授，《世界观学说》（Weltanschauungslehre，1905，卡尔纳普在［1928a， §§ 64，65，67，159］中提到了这本书）的作者。卡尔·毕勒是著名心理学家和心理语言学家，他于1922年创建了维也纳大学心理学研究所。汉斯·哈恩是维也纳学派的领导成员之一，特别是，他与卡尔纳普和奥托·纽拉特合著了著名的宣言——《科学的世界观》（Wissenschaftliche Weltauffassung：der Wiener Kreis）［Carnap，et. al.，1929］。〕而且，在这个讨论小组第二次会面之后，卡尔纳普（相当自豪地）报告说［同上，1930年6月14日］：“克拉夫特告诉我，贡佩尔茨、毕勒等人对我能够解释海德格尔很惊讶。”〔维克多·克拉夫特是维也纳学派的另一位重要成员，他出版了一本关于维也纳学派哲学活动的广为人知的书［Kraft，1950］。〕14因此，卡尔纳普对海德格尔的兴趣和了解似乎的确是认真的。难怪卡尔纳普1930年11月完成其著名论文《通过对语言的逻辑分析来克服形而上学》的第一版时，会单单从海德格尔那里选择例子来说明“形而上学的伪命题”。卡尔纳普在华沙（1930年11月）、苏黎世（1931年1月）、布拉格（在康德学会：1931年11月），之后根据修订版在柏林（1932年7月）以及布吕恩（1932年12月）分别讲了这篇论文。〔这两次讲演，包括关于讨论的报告，即文件［ASP RC 110-07-21］和［ASP RC 110-07-19］。感谢康斯坦茨大学的B.乌勒曼博士向我提供卡尔纳普速记的抄件。卡尔纳普从海德格尔那里选取的例句来自［Heidegger，1929b］，它是海德格尔1929年7月在弗莱堡担任哲学讲席的就职演说。〕后来它发表于《认识》（Erkenntnis）杂志，即［Carnap，1932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