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编
接吻的中国史

小引

接吻并不是绝对必需的行为。应该说，接吻只是一桩小事，不过却是一桩无数人都在做的小事。

想必没有多少人将接吻视为一个研究课题。它只是个实用问题，只是个技巧问题，而不是学术问题，不是历史问题。

据我所见，近年坊间倒有如下几种关于接吻的专著：［德］奥托·F.贝斯特、沃尔夫冈·M.施莱德《吻》（朱刘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丹］克里斯托弗·尼罗普《接吻简史》（张露译，现代出版社2015年版）；［加］马塞尔·达内西《Kiss！吻的文化史》（陈湘阳译，台湾麦田出版2016年版；按：大陆版改为《吻的历史：流行文化的诞生》，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大体来说，三种都属于普及性著作，专业性都嫌不足，前两种尤不能令人满意（第二种是百余年前的旧著）。而且，限于史料掌握，必然都是西方本位的论述，不会怎么谈论到中国。

简而言之，关于接吻的域外史，著作总算是聊胜于无的，而关于接吻的中国史，著作则完全是付诸阙如了。

自叶德辉、高罗佩以来，研究中国人的性史问题者已有不少。我过去在《现代学林点将录》（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评述高罗佩一篇里，曾附有简单的总结：

脐下三寸，两腿之间，在中土虽亦为雅俗同乐，却非儒生学问之所系，迄于近代，观念始变。如叶德辉刊印《双梅景闇丛书》，马廉、吴晓铃集古代色情小说，周越然藏中外“淫书”与“性书”，姚灵犀纂《采菲录》《思无邪小记》，潘光旦译注《性心理学》，皆已涉性学樊篱，惟未成系统，如初上梁山，羽翼未丰，终待高氏始一统江湖耳。

在注释里又补充说：

吴晓铃四十年代初曾谓：“我觉得《金瓶梅》中对于市井人情的描写真是淋漓尽致，李笠翁的《肉蒲团》中的性心理的描写和分析也不下于劳伦斯。蔼理斯研究‘性’，成了世界上的有名的学者，我们的学者看见这个字却‘退避三舍’；外国人可以写专门研究贞操带的论文，我久郁积在心中的一篇《中国淫具考》却一直不敢动笔，这是我们的缺欠，弱点，虚伪。”（《危城访书得失记》，《吴晓铃集》第二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可见近代以来中国主流学界对性问题的迟疑态度。近时于此风气渐开，如江晓原曾客串研治中国性史，李零则在方术范畴内考述房中术问题，刘达临最专于此道而不能深入，又多自我重复，未免流为俗学；而较之高氏，更瞠乎其后矣。

中国本位的性史研究，在学术界是有了一席之地，但显然仍比较边缘。至于接吻，本是性的初阶，不是性学的重心，接吻问题在性学里自然是比较边缘的，故而是学术边缘中的边缘。事实上，专门讨论中国人接吻问题的论著几近空白，更谈不上在文献上做详细的考掘了。

然而古代中国人之于接吻，虽不及西方人那么热衷、那么高调，却绝非不存在，也自有其“吻的文化史”的。在日常生活中，在影像世界中，中国人今日已司空见惯者，在史学上却无人问津，这是一个悖论。此所以有此作也。

关于此书的性质，我想强调一下，它主要是一个史料性的工作。应该先作两点声明：

第一，我并没有太刻意地搜集材料，只是随时留意，有闻辄录，积久成多（事实上我处理任何问题几乎都是这么积累材料的）。一来因为这算不上是我最关切的学术问题，一来也因为少有现成的路径可以集中搜索材料。多数材料是我独立搜集起来的，可算是原始性的，自然不敢说竭泽而渔，但还算当得起采铜于山。

第二，这个题目自然是有趣味的，也未尝没有“意义”，但在我来说，它不算是一个有太多“剩义”的题目。我主要的工作是“述史”，而非“考史”，虽然也有一些新的发明和看法，但仍以史料排比的成分居多，大体只是做出一个文化史的综述。同时，我不是法国式的哲人，无法做出那种玄虚的想象，赋予此话题以更多形而上的意义。这只是一个历史性的实证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