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传略[1]

詹姆斯·K.加尔布雷思[2]

从权力的实践中获得教育

我的父亲算不上一个“受过多少教育的人”。除了英语，他不懂别的语言，没有学过高等数学，对音乐一窍不通，也不是很感兴趣。他本科学的是畜牧学，博士期间的专业是农业经济学，论文研究的是加利福尼亚州县政府的开支模式。文学方面，他喜欢的是英国作家特罗洛普、毛姆以及加拿大安大略偏远乡村的吟游诗人罗伯逊·戴维斯（Robertson Davies）。他精心收藏了一系列他那个年代的经济学经典著作，其中包括马歇尔、陶西格、凡勃仑、熊彼特与凯恩斯的著作。他在多大程度上追随过这些人——除了马歇尔与凡勃仑——谁也猜不准。在人生中的最后几年里，他曾同我说过“熊彼特就是个骗子”。我能感觉到他对此人装腔作势的做派难以忍受。

他在农场中长大。马匹、牛群以及当时的机械设备都是他习以为常的东西。同样让他再熟悉不过的还有先进的南安大略农业所处的更大的经济环境——一个有着营销集体企业与政府推广机构的世界，一个处于汽车与拖拉机变革时代的自我完善的世界。他的父亲，也就是我的爷爷，兼任一家保险公司的董事，同时也是自由党派的地方领袖。他们住在一座大房子里，它并不奢华，但很坚固，直至今天还在那里。但他们也算不上是农民阶级。

他开始学着写作，最开始是为安大略省伦敦市的地方小报撰写一些关于农业问题的文章，之后在圭尔夫的安大略农学院英语系学习，后进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同时研究养蜂经济与类似主题。他研究的都是实际问题。他很幸运，因为在大萧条时期，农业危机是重中之重。当时的纽约州州长富兰克林·罗斯福深知这一点。于是在1934年，我父亲突然被调到华盛顿的农业调整局，这为他进入哈佛大学执教奠定了基础，因为当时学校需要一位懂农业政策的专家。也就是从这时起，他的兴趣范围被大大地拓宽了，他开始关注产业集中、普遍失业的问题，并因此进入剑桥大学学习了一年。在剑桥，他读到了凯恩斯的理论，但还没有见过凯恩斯本人，同时在这里与尼古拉斯·卡尔多（Nicholas Kaldor）、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这些同窗结为好友，不过还没有留下太多关于自己想法的痕迹。那时候他已经结婚，娶了一位精通外语的太太，两人一起周游欧洲大陆，特别是到了德国与意大利之后，他们亲眼见证了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在希特勒于政治上存在过失的大背景下，其治下德国经济的明显复苏没有逃过父亲的眼睛。

1938年回到哈佛之后，他成为“鼓动变革的年轻人”之一，想要把凯恩斯的现代经济学与彻底的变革带到那个最故步自封、自视甚高的机构中去。他力挺因为激进主义被逐出经济部门的艾伦·斯威齐（Alan Sweezy，保罗·斯威齐的哥哥），也为此立场失去了所有得到擢升的机会，后转而去了普林斯顿。这样的日子他并不喜欢。于是在机会出现的第一时间，他立刻就回到社会工作中去了。最初他进入了国防顾问委员会（National Defense Advisory Commission），为因即将到来的战争而备建的弹药厂选址——这件事我是在33年后，在五角大楼的部队图书馆中为一份本科论文找资料时才发现的。在这件事上，他的农业背景再次派上了用场：爆炸物所用的化学成分与化肥所用的一样，他们考虑将这个弹药厂在战后转为民用。

随后他被任命为物价管理与民用供应局［Office of Price Ad ministration and Civilian Supply，后更名为物价管理局（OPA）］副主任——一个对整个美国经济都能够实施有效管控的职位。当时他33岁，成为一名美国公民已有3年。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的那个周日，一个有关重要战争物资的会议召开了。据家人说，他们按照字母顺序排查一份清单，用了很长时间才到了字母“r”，也就是“橡胶”（rubber）的首字母。这个在农场长大的小伙子明白，橡胶是制造所有机械不可或缺的部分，而此时日本海军已屯兵马来半岛。我父亲与一名律师——戴维·金斯伯格（David Ginsburg）一起离开会议，起草了一份禁售橡胶轮胎的政令。由于没有签发政令的授权，他们辗转找到了（美国）战时生产委员会的人，匿名拿到了他们所需的批文，然后返回办公室呼叫了无线电台。次日清晨，美国民众已经无法买到橡胶轮胎了。

无论从宏观还是从微观角度来看，战时的价格管控此前是（现在也是）应用经济学中极为重要的一种做法。其关键在于要营造一种稳定心理，让消费者对货币与国债保持信心，不至于抛售本国货币或债券，转而投向任何能够买到的商品，导致政府不得不通过没收性税收或恶性通货膨胀来为战事提供资金。为此，将基础物资进行定额分配、完全停止许多非消耗性用品的供应，比如新车，这种做法要比让价格成为一种让人心生不安、焦虑与恐惧的东西更为高明。凯恩斯在《如何支付战争费用》（How to Pay for the War，1940）这本文章合集中设想这个问题可以完全通过宏观措施解决，也就是他所说的“强制储蓄”，但我父亲最开始就认为要采取选择性的价格管控措施。此后，很多事打消了他的疑虑。1942年4月，实施全面管控的《全面最高限价条例》颁布，稍加调整后贯穿了整个战时。我曾经问父亲他是怎么找到17 000名公职人员来做这件事的，他回答说：“通过赠地学院[3]。我雇用了所有的经济学教授。”凯恩斯在1942年探访过物价管理局，他想要探讨的是粮肉价格周期波动，或者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玉米和猪”的问题。

在过去，很多后来演变为美国战后自由主义政治运动的事都需要经过物价管理局。战后的保守主义经济学派沉迷于抹杀战时通胀政策所取得的成功，想要将“自由市场”与“自由价格”作为一种调节与平衡机制，或者说将其当作“自由”本身的代名词。这种做法对货币与国家稳定的影响在20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得到了最为生动的诠释。反观中国，如德国经济学者伊莎贝拉·韦伯（Isabella Weber，2021）所述，中国的改革经济学家遵循了传统的稳定价格的做法——他们也读过并研究过美国在父亲实施价格管控时的经验，这些内容被写在了1952年出版的《价格控制理论》（The Theory of Price Control）一书中。

18个月之后，就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与战争结果不再有什么悬念时，价格管控政策击败了他，他被罢免回归个人生活。郁愤难当的他曾想过入伍，但两米的身高让他意识到自己不符合部队的要求。这时候，亨利·卢斯（Henry Luce）为他的人生提供了转机，请他去做《财富》杂志的编辑，这是当时美国时代公司的拳头产品，也是美国企业与金融系统的一扇窗，但凡透过它看过去，人们都不会觉得自己看到的是“自由市场”的景象。卢斯后来大概会说：“我教给了加尔布雷思如何写作，但从那之后我就后悔了。”对我父亲来说，是《财富》打开了他20年后通往《新工业国》（1967）的道路。

1945年，父亲接到了一项实务工作：牵头对美国给德国与日本的战略轰炸带来的经济影响做一个独立研究，也就是去做美国战略轰炸调查（USSBS）。为此，我父亲组建了一个有史以来人员跨度最大的经济学家团队：尼古拉斯·卡尔多（卡尔·波兰尼的女儿卡莉·波兰尼是他的助理，在本文撰写之时卡莉已年届100岁）、E. F.舒马赫［E. F. Schumacher，后来写过《小的是美好的》（Small is Beautiful），当年他穿着美军制服出现在德国时，他的父母都不愿意认他］、E. F.丹尼森（E. F. Denison，后进入布鲁金斯学会），以及保罗·巴兰（Paul Baran），他被我父亲称为军队史上最糟糕的士兵：“他从来不把衬衫掖好，从来不擦自己的靴子，除了站在一起撒尿的时候，从来不会向军官敬礼。”按照家人的说法，伟大的经济理论家［葛兰西（Gramsci）的朋友］皮耶罗·斯拉法（Piero Sraffa）也在调查组中，但我没有找到相关的书面记录。

调查显示，轰炸造成了德国工业生产的重组，强化了德国对战争物资的重视，将劳动力从民用生产领域释放了出来，因为住房与工厂都被摧毁了，但没能破坏机械工具，也没有阻断铁路线。发生在汉堡与德累斯顿的燃烧弹轰炸是一场恐怖袭击，影响的主要是普通民众；针对德累斯顿的袭击也是意在向正在从德国东面逼近的苏联红军传递一种消息。这种本无必要的残暴行径成为父亲终其一生都挥之不去的困扰——不是很强烈的那种，只是每每触及这件事，父亲都会忧思重重。1945年，父亲在从柏林写给家里的信中提到，虽然守着元首地堡入口的那个士兵“可真是难收买，几乎令人遗憾”，不过苏军士兵是非常廉洁、军纪严明的。

至于对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轰炸，USSBS的调查结果非常明确：就算没有投下这两枚原子弹，日本也会投降。在一堂关于“讲真话的代价”的有益课堂上，调查组对于战略轰炸在军事效果上的反对意见很不受欢迎。1948年，美国陆军航空队（后称为美国空军）在哈佛大学的朋友几乎阻断了父亲返校担任终身教职的路，使得哈佛校长科南特（Conant）不得不以辞职作为威胁才摆平这一切。美国空军一位富有同情心的上校曾说道：“肯（肯尼思的昵称），你的问题就在于太实诚了。”而父亲会在自己参与的其他政治事务中继续将这份坦诚正直与基本的清醒头脑保持下去。他抵抗过，也熬过了这一切，打消了麦卡锡时代人们对其忠诚度的调查质疑。数十年后，联邦调查局已经累积起了一大摞关于他的卷宗。20世纪60年代，他在USSBS的这段经历也能够表明他对轰炸越南的反对立场。

到了20世纪40年代末与50年代，他的阅读兴趣转向组织理论与管理理论，集中在詹姆斯·伯纳姆（James Burnham）、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阿道夫·A.伯利（Adolf A. Berle）与加德纳·米恩斯（Gardiner Means）这些人的理论上。他与实用主义经济学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比如英国的尼古拉斯·卡尔多与托马斯·巴洛夫（Thomas Balogh）、瑞典的纲纳·缪达尔（Gunnar Myrdal），再远一些的如日本的都留重人（Shigeto Tsuru）以及苏联的斯坦尼斯拉夫·缅希科夫（Stanislav Menshikov）。在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中，与他关系最为亲密的朋友是苏联杰出的实用主义者瓦西里·里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20世纪50年代声名鹊起中的他与米尔顿·弗里德曼也形成了一种友好的学术对垒关系，后来与小威廉·法兰克·巴克利（William Frank Buckley Jr.）也是这样一种关系。政治上，在20世纪50年代共和党执政期间，他与1935年执教过的学生、此后担任过众议员与参议员的约翰·F.肯尼迪以及1940年他在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德里亚市的邻居、时任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的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1960年的竞选中，参议员肯尼迪在出现一次小失败后有一次曾谈到父亲的作用：“肯，关于农业政策的问题，我不想听除你之外任何人的说法。但就算从你这里，我也不想再听了。”

父亲赞成殖民地独立，（据近代史记载）曾在1957年把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简称FLN，民阵党）的一位阿尔及利亚代表介绍给参议员约翰·肯尼迪，也曾苦苦反对1961年美国对古巴猪湾发动的入侵行动。肯尼迪把他派去印度担任外交大使，他从那里发来一条敦促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电报，得到的仅是国务卿迪安·腊斯克（Dean Rusk）一句简短的回应：“就算你的观点或许有那么一点道理，我们考虑之后，也已经否决了。”他努力阻止越南战争的发生，从1961年作为肯尼迪与约翰逊的顾问时就在私下劝阻，1965年从事态开始大规模升级时起，就公开表达反战的态度。或许最重要的是，他把核时代的经济生活与生存问题关联了起来，并且致力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之间建立连接，以期寻求共存与融合。1963年，肯尼迪曾问过他是否愿意担任美国驻莫斯科的大使。如果事情是这样发展的——如果肯尼迪没有被刺杀——冷战或许会提前25年结束吧！

我父亲既是那个时代的设计师，也被那个时代造就。他参与罗斯福新政较少，但在二战期间大展拳脚，在战后重建的一些事务中也发挥过重要作用，包括德国自治与马歇尔计划的开启。他的理念在“新边疆”政策、“伟大社会”纲领以及“向贫困宣战”政策中随处可见。或许从长远来看更重要的是，这些政策构成了对企业力量的批判，并将新的挑战提上日程——要满足公共需求，保持抗衡力量，保护环境，将女性从战后资本主义作为家庭消费全职管理者的既定角色中解放出来。

他是一位实干家，我也曾这么同他说过。他与美国一同成长，在实践权力的过程中去认识权力。相较而言，他在经济学上的学术思想更加兼收并蓄，博采众家所长，它的形成很多时候具有偶然性，也有人会觉得他不够扎实。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优势，因为这能够让他保持清醒与开放的头脑，用凯恩斯在1929年的话来说，就是不会让人“被无稽之谈迷惑”。与凯恩斯不同，他不需要“为了挣脱什么而挣扎很久”。他从一开始就不受教科书般的教条思想的约束，而他的文学成就——《美国资本主义》《1929年大崩盘》《富裕社会》（分别出版于1952年、1955年与1958年）——为他带来的读者数量远非其他经济学家可比。而且他的读者不局限于西方工业世界与民主社会，还包括崛起中的日本、倡导费边主义时期的印度、赫鲁晓夫改革时期的苏联，甚至中国的行政圈（虽然当时我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总而言之，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的经济信仰是由现实中的实践、政治经验以及亟待解决的问题塑造而成的。归根结底，它们也形成了《权力》一书的基础。他把他所知的权力诉诸笔下，因为他见到过也使用过这样的权力。他的理念有时候会由一些经济学思潮装点，但只在极少数情况下，比如1937年他在剑桥大学接触到了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当时的学术体系才会给他带来直接的影响。相反，他吸收了很多管理社会学的东西——比如借鉴了韦伯、伯利、米恩斯、伯纳姆以及西蒙的理论——试图把经济学拽进一个力量角逐的时代：企业的力量、计划体系的力量以及抗衡力量与社会均衡的作用。

他没能成功。事实上在20世纪的后半个世纪中，经济学界一直对他的理念与工作设下了一道严格的防线。这并不是说人们接触过他的想法之后否决了它，他的理念只是被无视了。人们记得的，或者说误记的往往是他文风中带着的刺痛感，以及他运用意象与隐喻的天赋，这些特点掩盖了他作为一名经济学家的实质。真正的经济学家应该是沉闷无趣的，而且如他们的学生所知，在追求无趣这件事上，他们真的成果斐然——在其他事情上不见得如此。而无趣绝不是我父亲的风格。

“新工业国”的定义

我父亲成为一名全球知名的作家与经济学家是从他在1952年至1967年间出版的四本著作开始的：《美国资本主义》《1929年大崩盘》《富裕社会》，以及相隔近10年后出版的《新工业国》。这15年间他还写过其他作品，包括一本关于价格管控的技术论文《价格控制理论》、一本杂文集《自由派时间》（The Liberal Hour）、一本日记《大使日志》（Ambassador’ s Journal）、一部回忆录《苏格兰人》（The Scotch）以及两本讽刺小说《麦兰德里斯的维度》（The McLandress Dimension）与《大胜利》（The Triumph）。这些年也是我父亲政治生涯中最主要的一段时期，从20世纪50年代在民主政策委员会的任职，一直到“新边疆”政策，以及“向贫困宣战”政策与“伟大社会”纲领的设计，还包括在印度两年的外交工作，其中巅峰时刻是他担任美国民主协会的领袖以及在反对越南战争的运动中四处奔走呼吁，也就有了后来尤金·麦卡锡（Eugene McCarthy）参与的总统竞选。一切在1968年苦涩地落下了帷幕。这一年，马丁·路德·金被暗杀，8月召开的芝加哥民主党全国大会上民众与警察发生暴力冲突；同年11月，尼克松当选总统。自此，美国自由主义就这样莫名其妙地终结了，而父亲在余生的38年中都在与此抗争。

《美国资本主义》第二版的开篇序言中提出了一个有关资格的问题，也就是说“如果从一场战争中留下的核辐射碎片这个角度来看，即使这是一场胜利的战争，这本书的意义恐怕也不大”。他并不赞同“突发的、大规模的、高烈度的灭绝行为”——这种可能性在父亲的头脑中一直存在。2004年，在他95岁时出版的最后一本书《无辜欺诈的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Innocent Fraud）中，他在结尾部分也曾重申过这一点。

也就是说，《美国资本主义》是一本关于经济成就的书，写的是二战之后那些年里美国工业体系所取得的巨大成功，是多年来美国在罗斯福新政下的社会和政治上的创新举措所带来的全面繁荣与持续成果，包括社会保障制度、劳动者权益保障、最低薪资限制，以及在工业研发与公共投资的前沿领域，尤其是在高等教育与运输体系中强大的公众影响力。这本书的讽刺与酣畅之处在于，这样的成功让商业领袖与经济保守主义者们不痛快。对前者而言，这种不快是因为他们对社会主义与凯恩斯主义——或者说任何一种他们无法掌控在自己手中的社会秩序——抱有根深蒂固的反对态度。而对后者来说，美国体系可能永远也无法与竞争性均衡的理想或自我调节的自由市场理念达成统一了。反垄断运动也走向了困惑，在一个由快速发展的新工艺、新产品、新技术、新能源所驱动的经济中，从前的反垄断方式显得非常荒谬。而抗衡力量——经济领域的“制衡机制”——就是最实用的答案，也是在自由市场乌托邦以及有问题的、完全的计划经济这两个极端之间走出的一条道路。这本书捕捉到了当时的精髓，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它卖出了大约25万册。

出版于1955年的《1929年大崩盘》是我父亲在达特茅斯学院图书馆的一个暑期写作项目，如果说他的知识是一匹五颜六色的锦缎，那这本书就是这匹锦缎上新编织进去的丝线。这些丝线在他其后的作品中也反复出现，比如《金钱》（1975年、2017年分别出版过）、《不确定的时代》（1977）以及《金融狂热简史》（1994）。这些书讲述的是那些极不稳定的金融机构以及令人哭笑不得的货币与信贷闹剧、资本市场上令人防不胜防的精妙骗局，还有公园大道与华尔街上那些沉醉于睥睨天下、主宰万物之感、极度自我膨胀的精英人士对自我的浮夸认知。《1929年大崩盘》通过从彼时的报纸中精选出的一些浮光掠影的事件讲述了一个永恒的故事，这个故事随着这本书的出版成为人们永不磨灭的记忆。这本书又一次揶揄了经济学家——对他们来说，金融事件从来都不是导致更深层的“真实”现象或政府不当行为的原因，只是它们的反映。

《1929年大崩盘》是目前父亲销量最高的一本书，除了1987年初的几个月外从未停售过，而且就在那年的10月19日美国股市下跌了1/3之际，这本书又火速重新上架。我记得那天晚上给父亲打电话时，电话很难接通，但在电话终于接通时，他的话听起来非常令人安心：“别担心，我3周前就已经套现了。”[4]2003年我见到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时，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1929年大崩盘》！这是我最喜欢的书！我的床头柜上就放着这本书。”仅在2009年一年，这本书就售出了5万多册。

接下来就是《富裕社会》（1958）——一本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献给我的书，它是父亲所有的著作中对于奠定他在经济学思想史以及20世纪中叶文学界地位的最具决定性意义的一本书。正是在这本书中，“传统智慧”这个表达首次出现，“修正序列”与“社会平衡的问题”得到了定义；也是在这本书中，我们读到了“私人富裕与公共贫穷”的说法。正如阿马蒂亚·森半个世纪后在我父亲的追悼仪式上所说：“（读我父亲的书）就像在读莎士比亚的著作，到处都是经典语录！”不过，这本书最有魄力、最重要的地方在于它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核心思想发起了正面抨击，并且为接下来的数十年提出了广泛而具有进步意义的政治议题。10年以后，三名被极右翼军政府囚禁起来的希腊经济学教授选择用点过的火柴棒与虫胶来重新装订这本书——当然还有其他书——并非偶然。那本留下他们字迹的书的复制件如今还收藏在我的书房中。

《富裕社会》之所以符合20世纪60年代的批判精神，是因为它明确推翻了20世纪人们试图用“主权消费者”将公司资本主义包装成一个“自由市场体系”的努力。他揭露了完全采用微观经济学的荒谬性，而且没有诉诸马克思主义的论述、阶级分析或是辩证唯物主义。父亲对于马克思的态度一直都是尊重但不恭顺。有一次他曾写道：“如果马克思完全是错的，他也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影响力。”或许正是这种与马克思之间的距离解释了为什么《富裕社会》在2018年以前一直没能在俄罗斯出版，而他的其他著作都在苏联时期就出版了。

如父亲所说，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来说，“需求源自消费者的个性”。经济学教科书中所假设的作为消费者的人是这样的：他们痴迷于商品，不喜社交，是单向度的人[5]，贪得无厌，具有一种在任何合格的心理学家看来都称得上不正常的所谓“理性”。这样的消费者形象构成了新古典主义思想的基本原理，是其理论价值的基础以及由此而来的市场与价格理论的基础。它所表达的是一种纯粹的信条，在任何生命科学中都无法得到解释，是一种用意志微粒来填补空间的伪物理学，让人不禁联想到凡勃仑所说的“大自然不会留下真空”。按照这个逻辑，所有的经济政策都以生产最大化为目标，然后又用人们对原始的、无底洞一般的欲望的迫切追求获得逻辑上的自洽。父亲在1958年出版的书中写道：“如果说一个人每天早上一起床就被心魔附身，脑中被灌输的都是对商品的痴迷，有时是丝质衬衫，有时是厨房用具，有时是夜壶，有时又是橙汁，那么有人为了找到能够压制这种欲望的商品而付出努力，无论这样的商品有多么奇怪，我们都有充分的理由对这样的努力大加赞赏。”但如果生产“只是为了填补它自身制造出的空白”，情况就不同了。如果是这样，人“大概需要想一想问题的解决办法究竟在于生产更多商品还是消除一些心魔”。借用凯恩斯的话来说，新古典主义有关主权消费者的观点纯属无稽之谈，任何愿意用清醒的头脑与开放的心态审视此事的未经教导的普通人“听起来都很荒谬”。

无可争议的是，《富裕社会》是有史以来最通俗易懂、读者最为广泛的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提出批判的著作之一，同时毫无疑问也是最深刻的一本。因为它对经济学就是有关稀缺性的学科这一核心命题发起了挑战，也由此撼动了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以及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假设基础。不同于琼·罗宾逊与爱德华·张伯伦（Edward Chamberlin）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来的不完全竞争理论，《富裕社会》从单纯的竞争与单纯的垄断之间由来已久的二元之争中脱离了出来。不仅如此，它没有对“完全竞争”持反对意见，也没有把它视作理想情况，因此经济政策的任务并不应当是试着向这种所谓的理想靠拢。因此，反垄断这个“完全竞争”的拥护者们最喜欢动用的工具，也就没有太大意义了。

“在工业产出上拥有既得利益”的公司资本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有相似之处，但如今它们之间的关键区别也显而易见。国家社会主义按照相关计划者（总体上）根据投入产出效率所设定的规则来定义与满足人的基本需求，即衣、食、住。他们多数情况下并不擅长劳动力与分销网络的管理，对产品设计的创新也没有兴趣。艺术、建筑、音乐与电影并没有被纳入商业世界。而公司资本主义却认识到了有必要事先对“需求”进行规划、围绕可规划的需求进行产品设计、刺激社会面的竞相效仿，以及构建一个领域相对集中、专注程度与效率较高的生产体系，也就是公司。公司的体量必须大，整合程度必须高，但无须面对在全国范围组织生产的艰巨任务，也无须平衡各方之间的需求。

有了这些相对来说去中心化的单元集中在各个具体的产业领域，并且在相互协调与配合下完成总体有效需求的增长，那种通过“先制造，再满足”来诱导需求的做法所带来的问题就得到了强有力的解决。但这种方式暴露了整个社会体系的空心化，它强化而不是解决了不平等与社会等级的问题，是反民主、弱肉强食的，在压制其他体系方面甚至表现出极权主义的特点。福特汽车的创始人亨利·福特曾说过，T型车是什么颜色都行，只要它是黑色的；美国的民主可以容忍任何社会体系，只要它是资本主义体系。然而，只有当一个体系中资源是便宜的、不平等问题是可以容忍的、忽略环境的代价问题还不大时，这个体系才可能得到繁荣。

父亲曾写道，如果说《富裕社会》是一扇窗，那么《新工业国》就是一座房子。《新工业国》起草于20世纪50年代末，在肯尼迪执政、我们被派往印度的那段时期，稿件就存在一个银行的保险库中，待到全书完稿出版之时已是1967年。那时正是“伟大社会”纲领和“向贫困宣战”政策施行的时代，是越南战争白热化的时代——或许也是美国大公司的力量、军事上的傲慢、战后繁荣和社会进步达到巅峰的一年。也正是在这个时期，“美国道路”达到了名望的巅峰，举世瞩目，有人将它视为榜样，也有人将其视为威胁。让-雅克·塞尔旺-施赖贝尔（Jean-Jacques Servan-Schreiber）在《美国的挑战》（Le Défi Américain）一书中表达了这种矛盾的心情——美国人拥有一种优越的大公司形式，它很快就会取代欧洲的体系。

对经济学界来说，《新工业国》的出版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它表明了把组织机构置于市场层面之上的必要性，因为科技的深入应用需要一定的分工，产品的设计需要较长的预留时间，为保障销售顺利完成且能够持续实现新产品的销售，需要对具体需求进行管理，为把投资计划与废止计划协调起来，需要对总需求进行管理，而这一切需要靠组织机构——冷血、高效、庞大的组织机构——并且也只能依靠组织机构去实现。概括来说，是组织机构让我们对计划体系的综合管控成为可能，在这个体系中，各个大公司像行星一样被一圈圈中小企业围绕。对于坚持把自由市场视为理想类型的人，父亲在这本书中戏谑地表达了一种不屑：“想要研究曼哈顿建筑的人如果一开始就假设所有建筑都是类似的，那么他将很难从现存的褐砂石建筑走向摩天大楼，并且如果他认为所有的建筑都应该像褐砂石建筑一样有承重墙，否则都不正常，他就会给自己的研究造成更大的障碍。”

《新工业国》如实地描述了美国的经济——同时还讲述了它的权力结构、缓和力量与抗衡力量、其政府以及军工复合体。总体来说，书中的描写并没有敌对意味。在父亲看来，这种体系有优势，也有劣势，有缺陷，也有挑战，但在可选择的替代方案中并不包括能够以较低的社会成本实现的乌托邦。他一直都是一个讲究实际的人，对他而言，现实主义理论就意味着要解决现实问题。他从不相信会有那么一天，所有问题都得到解决，无论是当股价永远达到高位的时候（如欧文·费雪在1929年所写），还是当经济衰退的问题与陷入萧条的风险远去之后（如罗伯特·卢卡斯在21世纪初所写）。我们甚至都不必以“伟大的”社会为目标，能够朝着一个“还不错的”社会努力就已经足够了；《美好社会》（1996）也成为他后来一本书的标题。为此，所有切实可行的措施都可以部署下去，包括有实际操作经验的人运用过的方案以及用来稳定价格与薪资水平的管理制度。

父亲的思想来自直觉，也来自信念的演进。他既不是革命派，也不信奉商业周期那一套，更算不上一个均衡理论家。他书写的是他所处的时代，也就是战后美国的工业企业体系时代。他明白辉煌会稍纵即逝，实际上高寿的父亲在他的有生之年也确实亲眼见到了自己笔下的世界逐渐瓦解。但这一切不会影响他的作品所具有的分量，就像苏联的消失不会让当初人们对它的研究贡献失去意义一样。不过对于主流的学院派经济学家来说，实际情形是什么样不重要，构建长远的平衡态才重要，因此他们寻求的是学术观点的不朽，而具有发展思维的人并不这么看。对于后者来讲，代价就是真实世界中的历史阶段都是转瞬即逝的，当每一个具体的历史条件时过境迁之后，他们也会被人遗忘。《新工业国》也是如此。尽管它是有史以来读者最为广泛的经济学文本之一，却也在20世纪90年代停印，及至我父亲2006年去世之时，这本书已然难觅踪迹了。后来这本书重出江湖，不过有好几个版本，其中包括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一个版本以及美国文库系列的一个版本。据称，他们会保证这本书从此往后一直留在市场上，留给子孙后代。如今，这本书再一次来到了中国。

站在遥远的50多年后，想要去重现《新工业国》对美国政治文化的影响以及它对成熟经济制度的威胁并不容易，更别提过分夸大这种效果了。当年，这部著作是由自马克思去世以来拥有最广泛读者群的经济学家之一，在彼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站在学术名望的顶端所发出的声音。在某个平行宇宙中，经济学界或许会干脆收缩，遵循父亲的理念走上一条全新的经济发展道路，一条以大型组织机构为主导的、世界所适合的道路。或者，它也可能会遇到熊彼特阵营创新理论的挑战，接受大型机构存在的现实，也承认自己的问题，但拒绝使用解决它们的工具——这几乎是一种“法西斯式”的回击。再或者，经济学界也可以更加决绝地坚持其固有的信仰，干脆否认摩天大楼与褐砂石建筑之间存在本质上的区别。

被选择的是最后一种方式。随之而来的是它装腔作势自诩为科学的惊人姿态，是对复杂玄奥的数学公式不可自拔的执迷，以及试图由此将父亲逐出经济学界的意图。如此一来，学院派经济学就退回到了由晦涩的、形式化的模型，教条的政策规则以及互不连贯的知识所构成的幻想世界，背后潜伏的到处是政府的说客与幕后的金主。货币主义、供给学派以及后来的理性预期经济模型可以说是你方唱罢我登场。最终，这个学科一步步把自己封闭了起来，基本上停止了与广大读者的互动，只留下自己的二级代表去执行那些既定的教条政策。这样的故事既沉闷又乏味，在此我便不再赘述了。

进入不确定的时代

让我们以《新工业国》为起点看一看经济生活在过去50年间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因为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大公司体系以及美国通过它所展现出来的绝对全球力量已经开始松动。我的父亲察觉到了这一点，这种不祥的预感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在了那10年间父亲参与制作的一个大项目上，也就是BBC（英国广播公司）的一个系列片以及由此而来的一本书——《不确定的时代》。这档节目在全球范围赢得了高度赞誉，收获了一大批观众，但同时也激起了各方的强烈反应。美国公共广播系统（The Public Broadcasting System）在加入了由威廉·F.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组织与主持的保守主义反对观点后才播出了这个系列片。米尔顿·弗里德曼更是筹资制作了一档自己的电视节目《自由选择》来进行正面回击。各路专业经济学家步步为营，想要让父亲这样的人再无转圜之力。在这一点上，他们可谓战果辉煌。父亲这个务实主义者给不切实际的思想造成了致命的威胁。

以下是这个不确定的时代渐成气候的过程中所发生的一些最关键的转折事件，包括发生在那个电视片与那本书之前与之后的事件。

• 在美国诸多造成不稳定因素的政策（尤其是介入越南战争）带来的压力之下，在德国和日本的恢复与崛起将美国置于越发不利的竞争环境之后，1944年以稳定战后货币为目的而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于1971年崩溃。

• 资源，尤其是石油的成本在20世纪70年代一路上涨。这一局面破坏了美国工业企业的成本结构，再加上更高且不稳定的利率和周期性的经济衰退，给企业带来了巨大的财务压力。

• 与美国形成竞争的其他工业计划体系提供了更适应科技发展的新环境，它们正在崛起，特别是日本，包括稍晚一些的韩国以及后来的中国。它们提供的低成本日用消费品提高了人们的实际工资，导致美国的货币薪资水平出现了天花板，给劳动收入占比的提高带来了压力。

• 1979年至1982年间的金融改革政策摧毁了工业联盟及其所服务的商业公司，让国际美元起死回生，最终建立起了这个我们如今所生活的以金融为主导的世界。

• 直接来自国家与军事研发部门、与其密切关联的科技职能经过结构重组成为拥有独立资本的高价值企业，虽然它们曾经是大型综合工业公司的一部分，之后实际上却成了其掠夺者与寄生者。

• 20世纪80年代初发生了全球债务危机，不出人们对后殖民时期的猜测，全球经济发展陷入崩溃，伴随而来的是80年代中期资源价格的暴跌与1991年苏联的解体，终结了70年来美国与另一种社会制度之间不曾松懈的较量。

• 美国呈现出一个技术金融国的特点，其经济繁荣带沿东西海岸分布，全球贸易结构进入了“大怪兽米诺陶”[6]［瓦鲁法基斯（Varoufakis）提出，2011］阶段，这是一种主要通过私人债务来驱动经济发展的私人消费经济，以住房贷款、汽车贷款、信用卡以及助学贷款为甚，经济增长成了不可持续的、腐败的借贷行为的产物。

• 2007—2009年，大规模的金融危机爆发，其后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投资陷入低迷，公共资本形势恶化，贫富分化悍然加剧，经济失去保障，幻灭感笼罩了世界，只有还在有效发挥作用的社会福利中央机构能让收入问题稍加缓解。

布雷顿森林体系是在英国（与法国）没落、冷战形势迫近之际，于1944年建立起来的一个体现着美国霸权体系的总体金融框架。它以美国工业的霸主地位及其对“自由世界”中黄金供应的有效主导地位（如果不是垄断的话）为前提。因此，布雷顿森林体系永远无法承受德国与日本的经济复苏、美国产业公司的全球化以及在越南战争的催化下美国无限期滑入贸易逆差的局面。《新工业国》问世仅4年后，就在滞胀的出现——通胀率与失业率同时上升，一个此前被认为不可能发生的现象——令麻省理工学派的凯恩斯主义者对他们通过微观手段管理宏观经济的信心遭到撼动之时，尼克松关闭了黄金兑换窗口，将美元贬值，宣称自己“在经济上是一个凯恩斯主义者了”。父亲对此次价格管控的实施表示赞成，认为这是对实际需求做出的必要让步，但这种思想上的胜利却是一种皮洛士式的惨胜[7]。尼克松的目标是短期的、服务于政治诉求的、损他而利己的，也是成功的。

1973年与1979年的油价冲击与政治事件（1973年埃及与以色列的战争以及1979年的伊朗革命）有关，但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美元的衰落，因为石油就是以美元来定价的。石油价格的问题传导到美国国内表现为通货膨胀，刺激美国以提高利率作为应对之策。这一系列操作令当时正在失去活力的美国工业股本雪上加霜，将成本优势拱手让给崛起中的德国、日本（以及后来的韩国），让它们得以将运输过程以及库存的成本降到最低。这样的结果造成了工会的没落，给美国的抗衡力量造成了沉重的打击，同时也拉开了五大湖区域工业衰退的序幕，严重撼动了美国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根基，也就是汽车工人、机械工人、钢铁工人与橡胶工人等群体，这也是40多年以后唐纳德·特朗普得以上台的原因。

而与此同时，其他遵循计划体系的国家，特别是德国与日本，却在战后的去军事化时期，在罗斯福新政启发下的社会民主主义下，在获准进入更大的市场（欧洲之于德国、美国之于日本）之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与繁荣。这两个国家从未放弃过加尔布雷思理念式的大公司体系，也没有摒弃过能够让企业远离管控欺诈、官员私有化、劫掠与自我毁灭的抗衡力量。因此它们得以发展壮大，最终不仅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市场中取代了美国的主要工业，也在美国市场做到了这一点。这种局势可以通过配额手段，也就是人们所说的“自愿出口限制”，在一定程度上进行管理，但它只会带来一些更反常的结果，也就是把新入场的市场玩家推向更高质量、更高成本，同时有更高利润的市场领域，让它们随着收入的增加成为市场的主导。

由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在1979年发起、罗纳德·里根于1981年上台之后给予支持的金融改革方案加速了这些变化。它摧毁了公司与工会、重振了美元、加剧了贸易逆差、降低了税率，也由此给公司管理者带来了极大的动力去重新分配收益，特别是分配给自己的收益。一个由组织机构形成的经济体系被寡头经济取代；工业力量衰微，金融力量崛起，随后就有了建立在全球化制造体系与私人债务基础上的消费繁荣，辅以公共债务支撑的军备重整。如此一来，从金融力量中取得的繁荣可以（并且已经）被转化为购买力，只不过它建立在一个收入差距日益加剧的不稳定基础之上。

随着控制权转向金融领域，工业领域进行了重组，将其科技部分剥离出来并集中精力进行发展，以便吃数字革命的红利，同时也难免把金融财富集中在那些掌控着科技的人手中。如此一来，美国的整个空间布局也出现了变化：加利福尼亚（及西部）崛起，成为美国的科技中心，与东海岸的金融中心遥相呼应，两地之间的地域成为“经飞地带”（flyover country）。具有世界主导地位的美国产业如今是最为先进的，它们大多数与美国军工有着密切的关系，比如信息科学、通信技术以及航空航天技术。就在美国的财富中心吸引并促进了社会自由主义者以及自由主义改革派，给如今已经脱离了产业工人阶级的民主党带来新的政治基础之际，又一次政治变革随之而来。当年作为里根政府“票仓”的加利福尼亚州现已成为民主党最重要的一个大本营。而对于传统的工业企业来说，失去科技的加持就意味着它会进一步陷入相对的衰落。苹果公司成为一个市值上万亿美元的大公司，而通用电气与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却举步维艰。

那场金融改革推翻了全球数十年来的工业化发展，迫使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对美国这个拥有稳定的全球购买力与金融风险防范能力的市场产生了新的依赖。商品价格与制造商崩盘，影响并最终摧毁了苏联，与此同时，美国的消费品市场向冉冉升起的中国打开了大门。苏联解体之后，哈耶克、弗里德曼与萨缪尔森的追随者入局。价格管控放开，工业生产崩塌，由此造成的人类灾难就其对生活的影响而言不亚于爱尔兰大饥荒与《凡尔赛和约》。俄罗斯用了20年的时间来恢复元气，而苏联的某些区域，比如众所周知的乌克兰，再也没能翻过身来。

反观中国，它从来没有沦为新自由主义时代所谓正统观念的牺牲品。实际上，中国在转型过程中取得的某些成功，与父亲对某些具体价格如何对宏观经济发挥作用的理念是一致的，尤其是那些不同于物价总指数、能让普通消费者亲眼看到的商品价格。而宏观经济确切来说是个极易发生通货膨胀的事物，说得再深远一点，是个既能铸造信心，也能摧毁信心的东西。对中国来讲，大米、面粉与食用油的价格是关键；对美国来说，关键的是天然气价格与利率。通常价格的调控都是往上走的，只有极少数情况下会向下调整，而且一旦出现价格下调，人们往往会把它视为经济萧条的预兆，因为它造成的直接结果首先是生产商成本的沉没。而价格的上升如果快到足以让人们有所察觉，就会导致挤兑、投机、囤货以及其他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出现。不仅如此，它还会导致政府难以销售债券，尤其是长期债券。这一切对中国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

中国自1949年以来就一直在奉行稳定价格的策略，（正如前文中提到的）中国人曾阅读并研究过父亲的价格管控理念。他的影响力延伸到这么遥远的国度是我在20世纪90年代被中国国家计划委员会聘为宏观经济改革项目首席技术顾问之时才慢慢意识到的。在中国取得成功的同时，美国工业公司却开始变得衰微，这一点自不待言。但或许也可以这么说——如果我可以满怀对父亲的骄傲这么说的话——放眼望去，在21世纪的工业大地上，三个发展最快的国家，即德国、日本与中国，此外还有奥地利、韩国以及少数其他国家，都是研究过加尔布雷思主义的国度。

如今的美国经济中，价格机制落入了自由市场之手，通货膨胀率全在美联储的一念之间。美国更大的信心在于它的科技水平以及由军事力量保驾护航的金融实力。这是一个不平衡、不稳定的系统，它所依赖的是转瞬即逝的发展活力与变化无常的私人债务。就在21世纪初，美国已经暴露出了军事力量投射上的力不从心。在现代社会中，决定性的优势往往取决于本地的人口与防御技术。伊拉克与阿富汗还在继续凸显这一事实，叙利亚近来也把这一点展现得淋漓尽致。于是，美国现在拿起了金融武器——关税与制裁。但这些做法除了会导致世界金融制度最终发生改变，还能带来些什么？如今美国金融在体量与稳定性上仍然保持着优势，但又能保持多久呢？在这一领域中，事态正在急速发生变化，或许过不了多久我们就能够找到答案了。

近年来，美国民众陷入了深深的担忧，他们内心惶恐，愤怒与日俱增。经济发展放缓是一方面，气候变化是另一方面，这些都是悬在我们所有人头顶之上的艰巨挑战。当人们知道他们是可以被牺牲掉的那些人时，他们会反抗。《不确定的时代》所描述的世界并没有消散，反而成了我们将要长期面临的环境。简而言之，恰恰是因为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的思想在这个国家被置于晦暗之中，这些问题才大量滋生，这给我们勾画出了如今的方向所蕴藏的危险。在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他还有大量的读者存在，这些国家或许会发生不同的故事。至少，这是作为他儿子的我所希望的。

来自金钱的教训与预言

金钱把人类能够犯下的极致蠢事借由某些人之手集中在了一起，比如银行专家、央行官员、投机分子，还有政治人物以及听命于他们，或至少看起来像是听命于他们的学者、教授。没有什么比整理这些脉络能给父亲带来更大的乐趣了。因此《金钱》这本书将一段人们喜闻乐见的金钱史掰开了、揉碎了，并讲述给大家。

《金钱》讲述的是一段严肃的历史，不过它并非一部原创性研究著作。它是以我父亲广泛的阅读、批判性的思维、敏锐的判断为基础，以他的经验与当时所能收集到的信息来源为依据所进行的叙述。书中讲述的内容并不局限于美国，但是以美国的金钱史为主，从殖民时期一直讲到20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终结。在美国之外的地区，约翰·劳（John Law）与凯恩斯在金钱史上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苏美尔人以黏土制作的货币当时还不为人所知，21世纪的泼天灾祸也还未发生。令人遗憾的是，我父亲不是研究中国纸币与银子使用史的学者，对有可能用作货币的其他东西也没有做更专业的研究。

话说回来，北美洲独特的地域范围与政治形态也让这个大洲在有关货币、银行业、欺诈与灾难的编年史中有了特别的一席之地。这片偏居地球一隅、治理结构原始的早期殖民地形成了自己的模式：起初这里以贝壳（一种海贝壳）串珠为交易媒介，以河狸皮为货币储备。在南方，烟草作为交易媒介出现以后，格雷欣法则以一种温和但又恶毒的方式开始显现了。

此后为了给革命与战争筹集资金，纸币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大陆币”以及南北战争时期的“绿钞”），还有法国以及后来的俄国出现了。我父亲曾写过，这些纸币在当时的历史时期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认可，尽管它们确实行之有效、不可或缺。美国在19世纪初向银行业这个古老的金融机构挑起了政治战争，时至今日这种银行战争也依然存在，只不过胜出的从来都是银行。

政府发行纸币，银行签发信贷：好也罢，坏也罢，这正是创造货币的两种途径。银行从本质上来说是不稳定的，因此金融问题不可避免会出现。教科书中描述的童话世界是这样的：充满智慧的央行专家为了控制通货膨胀会非常小心地掌握纸币发行的节奏，同时“现实”中的经济会进行自我修正从而实现充分就业。这样的描述在真实世界中完全站不住脚。当时间从19世纪进入20世纪之后，尽管政府已经变得更加成熟，对经济理应有了更深的理解，但一切并没有变得更加稳定——事实上，不稳定性反而大大加剧了。出现在我们这个年代的各种灾难都证明了我父亲对前景展望的调侃与怀疑都是合情合理的。他没能看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不过就算看到了，他也不会觉得意外。

他曾认为英国于1925年以战前平价回归金本位制“是近代以来最具破坏性的货币政策”，这一论断放在如今来看，说得为时过早了。欧元的创立，以及在没有有效联邦机构的情况下将希腊、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芬兰以不可思议的平价纳入欧元体系的做法导致了看不到头的经济萧条，如今又对各国不亦乐乎地玩起了制裁，这种玩火自焚的做法更使得局面雪上加霜。

在货币问题闹出的荒唐事上，美国一向无出其右。谈到这一点，有人或许还会谈到1999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废止与2000年信用违约互换产品的合法化这两件发生在比尔·克林顿任期内的事，还有乔治·W.布什任期内对银行管制的放开，以及贝拉克·奥巴马时期权力与市场份额向头部银行集中。其中，前两任政府合力制造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金融风暴，而第三任政府却确保经济复苏带来的好处又回到了当初制造这些惨剧的机构中。

1945年以来，特别是1981年以来，美国一直以各种短期与长期国债的形式向全世界签发储备资产，沉浸在这种“超级特权”中。美债成为全球的金融财富，强劲的美元也奠定了美国人生活水平的基础。与此同时，美国的工业产能、基础设施、技术与人力资源以及社会凝聚力却在逐渐削弱。就像《浮士德》所说：自古以来，赊购来的权力是要以这个国家不朽的灵魂为代价的。

[1] 本文改编自《经济学报》期刊（Acta Oeconomica，2018）中的《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的实用主义》一文，是以2018年初在俄罗斯联邦举办的一系列讲座为基础所著。

[2] 詹姆斯·K.加尔布雷思为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林登·B. 约翰逊公共事务学院“劳埃德·本特森”政府与商业关系讲席教授、政府学教授，意大利猞猁之眼国家科学院、葡萄牙里斯本科学院以及俄罗斯科学院成员，本书作者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之子。——编者注

[3] 赠地学院是美国由国会指定的高等教育机构。1862年通过的《莫雷尔法案》规定，联邦政府向各州拨赠公共土地，并要求用这些土地的收益资助至少一所学校。——编者注

[4] 说完这句话之后，他顿了顿，语气也变了。他说：“不过很遗憾，你妈妈就没那么走运了。想要把她的家人从爱迪生时代买到的通用电气股票以1美元的价格卖出都很困难。”

[5] 单向度的人指一维的，丧失否定、批判和超越能力的人。——编者注

[6] 米诺陶是希腊神话里的怪兽，瓦鲁法基斯以此来比喻美元与黄金脱钩、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这段时间，美国在全球资本循环中的角色。——编者注

[7] 源自希腊神话，形容一种特殊的胜利，即虽然赢得了胜利，但付出的代价太大，以至于可能比失败更糟糕。——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