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公羊注疏》合刻例考

經書注疏之合刊，始於南宋兩浙東路茶鹽司刊五經注疏，自斯而降，代有其事。嘉之者謂其便於讀者閲繹[1]，譏之者謂其似便而易惑[2]。立論不同，取義各殊。然於注疏合刊之例，諸家皆未詳及。昔錢大昕云“南宋初乃有併經注、《正義》合刻者。士子喜其便于誦習，争相放效。其後又有併陸氏《釋文》附入經注之下者”[3]，似謂《釋文》所附在《正義》之後。但以今日《公羊》注疏本證之，却是《釋文》先附於經注之下，《正義》後附，知錢氏未見南宋建安余仁仲萬卷堂刊《公》《穀》二書。屈萬里先生謂清武英殿本“雖據明北監本，然卷末附考證，句下加圈，校刻皆精，有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之譽”[4]，以殿本是正北監本文字之譌謬，屈先生所言是也；以殿本移易注文及分附疏文之謬，反不如北監本義長，又知屈先生未考殿本、北監本分附疏文之例。愚近年從事《公羊》經傳注疏校勘，凡今日所見各本，如單經本、經注本、單疏本、注疏本，莫不窮力蒐討，一一讎校，知注疏之合刊，不但在文字之是正，亦在體例之條貫。不明分附《釋文》、疏文之例，則不曉注疏合刊之長短。以此言之，前人論斷時見參差者，或緣所見諸本未廣，或緣未考注疏合刊之例。故斯篇專論各本分附《釋文》、疏文之例，舉證不嫌文繁，以補前人所漏略者，而於異文校勘等前人所詳者，則略而不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