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振平台经济发展信心 解决经济运行突出问题
作者简介：杨伟民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曾任国家发展改革委规划司司长、秘书长，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参与了党和国家一系列重要文件、重大政策等起草，主持编制了“十五”计划纲要、“十一五”规划纲要等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规划。
2020—2022年，我国经济年均增长4.6%。在新冠疫情冲击和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中，取得这样的成绩实属不易。尽管如此，这种增速低于我国的潜在增长率，不符合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也不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常态。鉴于这种情况，2022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的总体要求，并围绕这一要求对2023年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做出整体部署。
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既要努力实现5%左右的经济增长目标，也要解决好以平台经济增长放缓为代表的新经济新动能放缓问题，完善和调整产业政策，用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等新经济手段扭转居民消费萎缩、房地产业衰退、民营经济预期转弱、进出口增速下滑等关系当前经济运行的突出问题。这些问题是关系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关键点，应作为今后经济政策和经济工作的着力点。
一、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
包含平台经济的数字经济是新经济的主体，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源泉，也是未来经济发展的主要形态，谁在数字经济领域占有先机，谁就能在未来的国际经济竞争中赢得主动权。2010—2020年，作为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年均名义增长17.6%，在所有42个大行业中排名第二，仅次于研究和实验发展，而研发的快速增长，也同数字经济特别是平台经济在创新领域走在前列密切相关。互联网是信息技术服务业的核心产业，自2017年单列统计至2020年，互联网增加值年均名义增长高达36%，有力拉动了信息技术服务业和信息产品制造业的大发展。信息技术服务业还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2010—2020年累计新增就业岗位300万个，增长110%，增速在所有行业中排名第二，对缓解就业压力特别是大学生就业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新冠疫情期间，信息技术服务业也是增长最快的行业，对经济恢复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成为新经济的关键支撑部分。
这样好的发展势头，却在2021年一季度后出现明显的减速趋势，到2020年四季度，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增长速度降至11.5%，2022年二季度降至谷底的7.6%，三、四季度有所回升，分别增长到7.9%和10%。这种一个行业的腰斩式减速是不多见的，也不全是受新冠疫情影响。
党中央高度重视平台经济的预期问题，2022年4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审议《国家“十四五”期间人才发展规划》，提到“要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完成平台经济专项整改，实施常态化监管，出台支持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具体措施”。2022年7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审议《关于十九届中央第九轮巡视情况的综合报告》，提到“要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完成平台经济专项整改，对平台经济实施常态化监管，集中推出一批‘绿灯’投资案例”。时隔三个月，中央政治局就两次专门提到平台经济，而且三句话是重复的，说明党中央对平台经济健康发展高度关注。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等”“加快发展数字经济”。2022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不仅对平台经济和企业高度关注，而且赋予了其新功能，提出“支持平台企业在引领发展、创造就业、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这是平台企业的新的功能定位，对引领平台企业未来发展、提振新经济发展信心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近年来，对互联网进行监管是必要的，也是及时的。但在完善监管的同时，也要把握好三对关系，防止对新经济形态发展形成过度制度性约束。一要把握好垄断与创新的关系，技术创新带来的暂时性垄断有利于激励创新和技术进步，对此不宜单纯由市场占有率来界定垄断地位并进行限制，应依照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采取不公平手段阻碍竞争进行判定。二要把握国内与国际的关系，在一些领域，仅就国内市场来看，可能形成了寡头垄断，但在国际市场上可能是充分竞争的，若为了防止国内垄断而拆分或限制国内企业扩张，在充分竞争的国际市场上，会让我国企业处于不利地位，对国家竞争力的提升及整体发展不利。三要把握好文件与法律的关系，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企业要依法经营，政府也要依法监管，要逐步减少甚至防止按照文件监管。
二、着力扩大居民自主消费
2008年，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我国实施了扩大内需战略，期望经济发展更多依靠内需特别是居民消费拉动。政策实施效果是，2010—2020年，在最终使用中，外需比重下降6个百分点，内需比重提高6个百分点；内需中，投资比重下降2个百分点，最终消费提高8个百分点，这些都是我们期待的政策效果。把最终消费看作一个整体，2010—2020年，居民消费比重由70.18%降低到69.04%，降低了1.14个百分点，政府消费比重相应提高了1.14个百分点。
扩大内需的初心不是要提高政府消费的比重，但却意外地起到了提高政府消费比重、降低居民消费比重的效果。从居民消费与政府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看，2020年，政府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23%，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0.03%。当然，2020年具有特殊性，居民消费受新冠疫情冲击出现负增长，政府消费因防疫支出而增加较多。但区分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是有意义的，可以看到最终消费的不足，到底是哪个主体的消费不足。
新冠疫情以来，需求端受影响最大的是居民消费。2021年以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逐月下滑，2022年12月，降至-1.8%。2022年四季度，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同比增长-0.2%。2022年12月，商品房销售额同比下降26.7%。居民消费包括三部分，一是实物消费，主要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二是服务消费，可以通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反映；三是购房消费，主要看商品房销售额。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2022年居民总消费出现了收缩。
目前，需求收缩主要是居民消费收缩，内需不足主要是居民消费不足。居民消费，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都是需求端影响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因素。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在经济发展基础上改善民生，用什么来检验呢？改善民生目前主要把握就业、分配、教育、医疗、社保、人口等领域的政策方向，这些主要是公共服务，确实需要政府加强，但公共服务不能全面检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收入是检验民生改善的重要标准，但若居民消费受限，居民自主的消费难以随着收入增加而增加，就很难说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总之，是不是坚持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不是改善了民生，最终都要看居民消费是不是增长了。我们既要看到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更要看到居民消费才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这里的优先，是相对于投资而言的，要把扩大消费摆在扩大投资之前。要将长期以来扩大内需就是扩大投资的思维，转变到以扩大居民消费为主上。要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改变居民、企业、政府的分配结构，降低政府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降低金融和房地产收入占企业部门收入的比重。实行给居民让利的金融政策，降低个人信贷成本，包括降低居民的存量房贷成本。实行给居民减税降费和加大转移支付的财税政策，减少对居民的罚款等。这些都属于利益格局调整的分配制度改革，很难，但应该下决心，并坚定地推进。同时，要改革在住房、汽车及部分服务领域抑制消费的政策，让居民自主消费、自由消费。
三、保障房地产业平稳发展
最近十几年，我国逐渐形成了以房价上涨为龙头，房地产企业、金融机构、地方政府三个主体相互促进、相互支撑拉动经济增长的格局。2010—2020年，房地产及与房地产密切相关的金融、建筑行业的年均名义增长分别是13.0%、14.8%、10.5%。在供给端，金融、房地产、建筑行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合计是26.4%，远大于制造业的19.4%。房地产、金融、建筑三个行业占GDP的比重合计提高了4.5个百分点。同期，工业占GDP的比重下降了9.3个百分点，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下降了8个百分点。
目前，人口总量达到峰值，特别是跨区域的流动加大，房价上涨这个龙头动力减弱；房地产企业、金融机构、地方政府的风险敞口增多；多年来对房地产的行政性调控加上“三条红线”等严监管。在上述多重因素的作用下，房地产出现行业性衰退。2021年三季度至2022年四季度，房地产增加值已连续6个季度出现负增长。2022年，房地产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6.1%，其他行业很难填补，房地产的稳定成为经济稳定的一个关键点。
房地产在中国还不是夕阳产业。按照“七普”数据，只有城镇家庭户人均居住面积达38.6平方米，户套比达1∶1，我们才可以认为人均居住面积、户套比和发达国家差不多了，但住宅是不可移动的商品，不能随着人口流动而搬走。居民住宅的供需峰值，不能仅看静止的总量，如一户一套，更要看人口流动后的区域、城市间的结构性供需状态。由于农村人口流入城市，所以农村住宅可能是过剩的，城市住宅可能是不足的；由于中小城市的人口流入大城市，所以中小城市住宅可能是过剩的，大城市住宅可能是不足的；西部地区、北方地区住宅可能是过剩的，东部地区、南方地区住宅可能是不足的，等等。因此，居民住宅，无论是租还是购，在今后一个时期仍有刚需。稳步扩大居民住宅的供应量，仍是房地产发展的重要任务之一。对于房地产业，不宜按达峰进行调控。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确保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扎实做好保交楼、保民生、保稳定各项工作，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解决好新市民、青年人等住房问题，探索长租房市场建设。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房地产问题不仅是一个短期调控和风险管控的问题，更是一个住房制度的重建问题。应该瞄准新的住房制度，尽快多部门协同制定综合性、长期性、制度性的房地产新政，明确相关的土地、税收、金融、公积金、预售、租赁、租售同权等制度安排。
四、助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民营经济贡献了我国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 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城镇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在促进发展、推动创新、提高税收、扩大出口、创造就业、实现共同富裕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2021年以来，民营经济预期明显减弱，2021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经济发展面临“三重压力”，其中的预期转弱主要指民营经济的预期转弱。2022年2月起，民间投资增长放缓到11.4%，并开始慢于国有及国有控股投资增长的14.1%，但差距还不大，只有2.7个百分点，之后，民间投资增长一路下滑，到2022年12月已经降至0.9%，而国有及国有控股投资增长全年基本保持在10%左右，增幅差距扩大到约9个百分点。新冠疫情以来，在绝大多数月份，私营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增长快于国有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增长，但2022年下半年以来出现逆转，8—12月，私营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增长一直慢于国有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增长，12月放缓至2.9%。私营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占全部工业营业收入的39%，若加上股份制工业企业中私人控股的民营经济，则私营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约占全部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50%。因此，民营经济的预期及其行动也是经济增长重回合理区间的关键点。
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提出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方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要求，针对社会上对我们是否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不正确议论，必须亮明态度、毫不含糊，表明了中央鲜明的立场和敢于斗争的决心。要求从制度和法律上把对国企民企平等对待的要求落下来，从政策和舆论上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壮大，各级领导干部要为民营企业解难题、办实事。这些要求落实下去，将有效改善民营经济预期，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需要思考的是，为什么在我国屡屡出现否定民营经济的论调，为什么这些非主流的论调会导致民营经济的预期转弱。从长期看，一要进一步明确民营经济地位和作用。民营经济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主体，是我们党长期执政的重要力量。对此，既要在理论上讲清楚，也要在实践中采取行动，比如，开展民营经济政策落实大督察，召开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壮大会议，建立企业家荣誉制度等。二要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制度。国家应建立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各种所有制企业的所有权，并同等程度保护所有权派生的使用权、承包权、经营权、收益权、继承权、处置权，以及知识产权、数据产权。完善从宪法到物权法及相关法律法规条款。继续甄别和纠正侵害企业产权的错案冤案，对一些民营企业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一些不规范行为，要按照罪刑法定、疑罪从无的原则处理。三要进一步规范民营经济准入范围。民营经济同国有经济应该平等进入市场经济各个领域。要尽快明确民间投资的“红灯”，依法加强对民间资本准入的监管。废除对民营经济不公平的法律法规条款、文件和监管。破除民营经济在可准入领域事实上存在的隐性壁垒。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和重组。四要进一步完善政商沟通机制。制定重大政策要坚持听取企业家的意见，有关部门和地方制定涉及民营经济的政策，应事先征求民营企业家的意见。建立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完善政策发布、解读、宣传和咨询制度。完善公职人员问责追责机制，解除服务民营企业的心理负担。
五、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在中央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后，各方面对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非常重视，但也要防止宣传解读出现偏差。例如，不能简单用“三驾马车”的分析方法来看待国内循环、国际循环的地位。2020年，我国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占GDP的比重是2.6%，但不宜由此断定，国内大循环对我国经济的拉动作用是97.4%，国际循环对我国经济的拉动作用是2.6%。
全面看待国内国际循环，既要看需求，也要看供给；既要看出口，也要看进口。2020年，我国进口总量为16万亿元，其中12万亿元用于中间使用，也就是用于生产过程。2017年、2018年、2020年进口产品占我国中间使用的比例分别为7.92%、8.09%、7.14%，如果没有进口，即使不考虑产业链的因素，我国的国内总生产或国内总供给将缩减7%～8%，远大于净出口占 GDP 的比重。生产、分配、消费是一个相互关联的循环系统，若国内总生产减少，则国民收入也将减少；若国民收入减少，国内总需求也会相应减少，国内大市场也会相应萎缩。而且，12万亿元的进口产品已经在当年365天的生产过程中融入了国内大循环。没有进口，就没有目前的生产规模，也就没有目前的国内市场规模。因此，国内大循环或国内大市场本身就是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结果。从行业看，2020年，石油加工业进口产品占其中间使用的38%，若没有进口原油，石油加工业的生产将减少38%。
拉长过程来看，2001—2020年，我国经济总量从10万亿元增加到100万亿元，增加了10倍。与此同时，我国初级产品的进口量也成比例增加。从2001年到2020年，煤炭进口量增加至122倍，棉花进口量增加至36倍，大豆进口量增加至7.2倍，铁矿石进口量增加至12.7倍，铜矿砂进口量增加至9.6倍，原油进口量增加至9倍，等等。如果没有这些初级产品进口量的成倍增加并融入国内大循环，我国经济总量也不会增加10倍。我国的资源禀赋决定了我国必须大量进口产品；我国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经济结构决定了我国有能力大量出口产品。
2020年和2021年我国出口再创新高，同时，进口也大幅度增加，对前两年的经济恢复发挥了重要作用。2022年以来，随着全球形势变化，进出口率进入减速通道。2022年3月开始，进口率先减速，8月后，出口率开始个位数增长，10月后，进出口率双双负增长。2023年前两个月，按美元衡量，进出口继续延续负增长格局。但如前所述，进出口在我国发展中的地位相当重要，进口减少意味着生产的减少，出口减少意味着产能过剩，生产也会减少。因此，进出口的恢复增长也是2023年经济重回合理区间及长期向好的关键点。对此，要高度关注，既要采取政策措施支持出口，同时，也要通过促进国内消费需求的稳定增长带动进口的增长。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要继续发挥出口对经济的支撑作用，稳住对发达国家出口，扩大对新兴经济体出口，扩大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要求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这些部署具有极强的针对性。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全过程中，要学会在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中扩大开放，想方设法抓住机遇、扩大开放。要主动营造有利于扩大开放和扩大进出口的国内国际环境，坚定不移地扩大开放，特别是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从而引领进出口和投资的进一步壮大，以更大力度的开放推动经济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和经济质量的不断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