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自21世纪以来，世界生产方式及经济格局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并深刻左右着世界政治经济秩序走向及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共建倡议。本报告在深入剖析时代变迁和“一带一路”建设进展基础上，探究“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内在逻辑，并提出“内策外联”建设“一带一路”的路向选择。
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实质
垄断生产方式是美国走上世界经济格局主导地位的根基，但其脱胎于垄断生产方式的模块网络化，是一种循环累积强化的新型发展机制。它在微观层面因要求政府与市场有机联结、协同发展而重构市场关系，因碎片化生产与消费对数字、网络、平台、智能等联结科技产生巨大需求而孕育新科技产业革命；因驱使生产流程碎片化及平台联结枢纽更为集中化而重构生产关系。由此，新生产方式累积循环发展的结果，不仅颠覆了既有垄断体系，也开辟了指数级增长的、全新的社会生产分工系统，从而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提供强劲的变革原动力。从中国所面临的形势来看，第一，中国拥有变革生产方式继而影响世界经济格局的潜力及不确定性；第二，中国面临重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的挑战；第三，中国仍须应对世界经济格局转型过程中的复杂阻力。
二、基于全局的“一带一路”沿线价值链与产业变迁
“一带一路”建设经历发起倡议、形成顶层设计、转向高质量建设几个发展阶段，已经取得显著进展，与140个国家、31个国际组织达成合作意向。
从实质性建设内容来看，其主要是聚焦合作基础良好、意愿强烈的重点国家，围绕制度政策协调、软硬件开放连接、内外开放平台与机制等领域加强建设。并且，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不断增加投资，亚洲成为最主要的投资区域，制造业投资所占比重最大。这对于深化“一带一路”沿线的经贸合作、变革价值链、驱动产业转型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由于模块网络化新生产方式是驱动世界经济格局变迁的根本力量，仅孤立地考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难以揭示其发展变化的实质及根源。因此本报告从全局视角，也就是从模块网络化发挥作用的整体世界经济格局出发，来考察“一带一路”沿线地区价值链及产业变迁的属性与特征。
通过对“一带一路”参与合作的国家和地区属性、数据可得性等进行分析，结合不同价值链测度方法，本报告遴选展开价值链及分工格局、产业转型分析的不同样本对象，并确定基于广义商品分类及国家出口复杂度衡量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价值链地位、分工关系与格局。
分析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启动建设以来，世界主要区域进一步转向联结东亚区域生产网络，后者经过适应性调整后继续发展。在此背景下，通过国家或地区出口复杂度的比较可知，第一，东亚国家和地区处于出口复杂度较高的价值链地位；第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诸多国家价值链地位偏低；第三，“一带一路”启动建设后，沿线地区一改次贷危机后价值链地位下滑局面，转而普遍攀升。可见，参与生产流程的中间产品分解、资本品总装的国家和地区，在“一带一路”沿线价值链中的地位攀升显著；而诸多参与建设方虽因参与建设获得发展，但因提供初级产品价值链地位上升发展相对有限。
从分工格局的角度分析可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普遍转向强化与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的联结，主要外围国家强化与东亚展开贸易联系的特征更为突出，这进一步强化了中国作为东亚区域贸易主导国家的地位。“一带一路”启动建设后，外围国家向东亚出口的商品结构有小幅度优化。
从“一带一路”沿线区域产业转型来看，经济重心进一步向东亚转移，沿线相关国家和地区产业转型有所分化，主要是诸多国家和地区生产制造能力普遍薄弱，尚未实现工业化，而主要依循比较优势走向差异化发展。特别是部分具有能源、矿藏等初级产品优势的国家，越趋转向发展初级产品产业，因而“一带一路”建设启动期间，较多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先进产业仅表现出极其微弱的增长；并且“一带一路”沿线相关国家和地区总体有所边缘化。与此同时，中国则逐步向后工业化转型，并跻身世界制造与经济中心；就内部发展而言，表现出向以长江经济带为代表的南方聚集。
与此同时，数字服务贸易已经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新的贸易增长点。基于WIOD数据库，采用全球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和实证计量模型分析可知以下四点。①各国数字服务出口，国内和国外增加值的差异性非常显著，中国、德国和英国的出口增加值规模位列前三，印度的信息通信业和英国的金融保险业极具国际竞争优势。②商业服务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最高，信息服务最低；大多数国家出口国外增加值大于间接国内增加值，发达国家在分工中处于绝对优势，但中国和印度等部分发展中国家呈快速提升态势；中国数字服务贸易“大而不强”，特别是信息通信和视听文娱部门亟待转型。③各国电信和信息服务的分工地位呈先降后升态势；日本的电信和信息服务优势最为显著，印度次之。④垂直专业化、创新能力和互联网应用对分工地位均为正向影响，并且其对商业服务、信息通信和视听文娱的影响最大；贸易渗透率具有显著负向效应，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更大；发展程度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影响均为正向。
三、“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选择与赋能“一带一路”建设
面对巨大的机遇与挑战，中国转向发展与安全并行的“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成为必要选择。
所谓发展，就是既要看到驱动新生产方式发展的核心目标与根本任务，又要明确唯有中国最具引领的基础与条件，还要清醒地认识到只有依靠自身来应对重重阻力，才能立足自主驱动新型发展；所谓安全，就是在利益摩擦贯穿新旧生产方式、新旧格局转换过程始终的背景下，全方位地为驱动新生产方式发展强化安全保障。“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就是把大变局下中国所拥有的先机与潜力，以及环境和复杂形势结合起来，以提高防控能力与抗压水平为保障，依赖公共治理创新，通过扩大内需，创造新消费、新场景，以进口对等交换出口等方式，聚集最大规模的特别是驱动新科技的消费需求；而后依托“南方战略”制造群落，在治理现代化基础上驱动新科技、新模式、新生产的转型升级；通过与东亚联动扩大规模经济效应，以及辐射带动“一带一路”与世界其他区域发展。其内涵在于：内源式驱动新生产方式发展是主旨，由内而外扩容异质消费需求是引擎，自内而外驱动产业链网升级是核心。“立足自主、联动内外”驱动现代化转型成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核心要义，“内策外联”高质量建设“一带一路”成为“双循环”重要组成部分。
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内策外联”建设“一带一路”的内容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建构“南北耦合支撑、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空间布局以保障“发展—开放—安全”的协同并进，即依托长江经济带、华南等战略制造群落作为核心支撑平台，创新公共治理，驱动新科技产业革命；联动东西两条生产流通廊，多元化能源原材料输入和产品输出，保障能源原材料安全供应；北方安全带依托南方生产制造聚集群落提供技术与产业支撑，又为其提供基础性安全保障。二是通过产业聚集与运作、要素与商品吞吐流动，形成东西互济、内外联动的可持续发展生态，联结东亚、欧洲、北美洲等层级区域生产网络，敏捷服务于北美洲、欧洲、东亚中心市场，从而构建起与世界消费市场、生产国、能源国、通道国之间命运相关、共生共荣的协同发展、开放合作、安全保障格局。三是在改善旧治理体系下缺乏主导权的被动处境过程中，通过发展，来争取新治理体系框架下更多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为新生产方式发展、国际分工格局重构开辟路径、提供保障；由此驱动循环累积效应，以推进世界经济格局变革。由于治理体系变革有赖于生产方式和经济格局的变迁，“内策外联”建设“一带一路”以驱动现代化转型，成为“双循环”可持续建构的内在要求和支撑保障，也是重构世界格局的关键起步。
四、驱动南方基于数字经济的转型升级
数字技术虽然源于信息技术，但是数字经济截然区分于信息经济，它最终将再生产循环的主客体都作为数据来源与决策对象，在基于大数据的算法下，提供供求精准、敏捷的对接方式，从而加速再生产循环及社会经济系统的重构。
数字经济虽然带来科技创新、分工深化的指数级爆发，但是也使个人、社会、国家、人类面对前所未有的考验和挑战，数据安全及其规制成为与数字经济共生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化治理在数字基础上的互动作用，数字经济生态将不断演化，并逐步渗透、重构社会经济系统及世界政治经济格局。
中国国内分工格局具有独特属性，南方因交通基础设施便利、要素资源充裕、经济基础良好等条件，而成为生产消费网络的主要分布区域，由此为引领中国的数字化转型奠定了重要基础。近年来，长三角、珠三角引领的南方在数字化转型方面，也不断探索、锐意创新，取得了一定进展。
五、南北耦合强化北方战略保障功能
北方诸多地区肩负多重国家安全使命。黄河流域覆盖9个省份，延伸至新疆，不少地区生态环境脆弱、水资源丰裕、发展水平低下、多民族聚居，其中陕西、山西、新疆等地还是煤炭、石油、天然气等重要能源的供应地，而“三股势力”在西北边疆仍有影响。东北曾是中国重要的工业基地，在国家转型升级过程中，老工业基地再开发责任重大；在“冰上丝绸之路”开发过程中，东北是北向开放的重要窗口；然而，其在市场条件、要素基础、规模效应等方面均呈竞争力下滑的态势；与此同时，东北又是国家重要的粮食产地，是保障粮食安全的一大承载地。因此，保障能源安全、生态安全、水安全、主权安全、民族和谐等成为这些地区承载的重要使命。
在北方发展基础薄弱、南方因生产规模效应扩大而不断吸聚工业制造的背景下，北方又面对多元化且任务艰巨的安全保障任务，这使北方地区局限于区域内寻求出路的难度大幅度上升。与此同时，南方的可持续发展依赖于北方提供可靠的安全保障，南方形成的科技、生产能力则为北方发展提供物质基础。由此，南北方形成互动支撑的耦合关系，充分利用南方产业集聚继而科创能力提升的基础与资源，加强北方与南方合作，与南方联动开发创新安全保障技术、机制等，进而提升国家安全保障功能，这对于北方可持续发展与维护国家根本利益而言甚为重要。从能源、反贫困、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等领域探究南北耦合支撑的路径，成为实现共赢的必经环节。
六、东西内外互济支撑亚欧陆海贸易通道
随着南方生产制造群落的巨型网络规模效应提升，其产生的“虹吸效应”更为显著。亚欧陆海贸易大通道的建设对国家发展与安全的意义重大。一是创造类似沿海的便利流通条件，有利于提高沿途区域市场潜力及发展能力，从而有助于扭转北方经济整体滑坡的局面；二是为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这一国家重大区域战略提供关键开放平台，以有助于该资源短缺、基础薄弱的相对落后地区通过开放环境来吸聚资源、促进集聚；三是北方作为国家重要的能源、粮食、生态、民族、水等安全保障聚集区，通过“大通道”来扩大内外开放，补齐资源与技术短板，提高安全保障能力；四是以创新方式为国家现代化发展提供安全保障等。
鉴于亚欧陆路联结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及多元风险，本报告突破以交通设施建设为核心的“大通道”建设方式，提出以集结枢纽及其集疏网络建设为驱动引领，由陆港集疏体系，到数字线上集疏体系，再到空港集疏体系的滚动升级建设方式，在并行深化亚欧生产消费体系互动联结的过程中，循序建构流通功能及大通道本身。
从集结枢纽建设来看，需要加强双向网络及联运通道建设，建构并优化全服务链运营，以及扩大多元联动效应以增强对本地经济发展的辐射力。从“数字丝路”的建设来看，需要依托陆港集疏网络多元拓展跨境商贸平台及网络，定制化布局海外仓网，以中心数字港的专业化服务链来提升数字商贸运营能力。随着亚欧经贸敏捷联动水平的提升，空港集疏体系布局的重要性大幅度提升，在空运集结枢纽及集疏体系完善建设的过程中，不断强化亚欧陆海贸易大通道的基于数字的多层次多式联运线路网建设。随着亚欧联通水平及需求的攀升，内向优化自贸试验区的全流程开发开放服务，对外依托集结枢纽建立自由贸易区网络，并与硬件设施强化开放联动，成为亚欧陆海贸易大通道建设的内在要求。由于亚欧陆海贸易大通道建设是一个与促进亚欧经贸往来深化并进的过程，这决定了建设的复杂性、长期性和艰巨性。与建设需求相匹配，有必要依据所需服务的公共性程度，创建国家与地方上下层级联动、地方间竞合式协作并行的组织机制；并通过优化顶层设计、强化定制式配套，来统筹推进建设重任。
七、层级生产网络的梯度联动
在新兴生产方式和新科技革命的深刻影响下，全球生产消费系统将展开新一轮的转移与重构，层级市场与层级区域生产网络的联动结合成为潜在走向。结合“一带一路”沿线相关区域生产消费的分布，中国在自主转型升级过程中，主要聚焦三大中心市场、亚非拉次级区域消费市场，联动占主导地位的东亚区域生产网络，包括中东欧在内的欧洲和环印度洋次级区域生产网络，强化供求对接和陆海联动，以带动“一带一路”建设及沿线区域转型升级。从中国—东盟“大网群”电力互联网建设、中欧制造业分工深化、中国与中东欧区域贸易便利化、亚非产消网络的多元对接等不同角度探究层级生产网络化联动的重要领域与政策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