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文献综述

分工与产业集聚以及二者之间的融合互动是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研究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同样可以分别从分工视角、集聚视角以及分工与集聚的协同视角三个方面展开，因此可大致将现有文献分为三类：①区域（层级）分工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②产业空间集聚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③区域（层级）分工、产业空间集聚的协同效应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本节通过系统梳理现有文献，一方面，力求从现有文献中梳理、积累研究素材并获得有益启发；另一方面，通过挖掘现有文献的不足，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寻找突破口。

一、区域（层级）分工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

（一）制造业分工与生产性服务业

一般来说，生产性服务业最初从制造业脱离分化而成为独立行业（部门）。交易费用理论解释，其源于企业外包活动的发展及其成本的节约。由于企业外部交易成本的降低，生产性服务的部分职能开始转向由企业外部提供，并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产业部门（陈宪、黄建锋，2004）。生产性服务业从制造业部门独立后，从发挥管理功能的“润滑剂”，转变为提升生产效率和产出价值的间接性投入，大大提高了对制造业发展的促进作用（顾乃华，2006；金晓雨，2015）。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与制造业发展密不可分，学术界现有的观点主要分为需求论、供给论、互动及融合论（顾乃华，2006；乔均、施建军，2009）。从现有研究来看，学术界广泛从“需求论”的视角，剖析制造业（层级）分工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其核心观点是作为一种中间生产要素投入，生产性服务业的产出主要投入制造业的生产环节，参与制造业价值创造（Cohen and Zysam，1987）。不仅是制造业深化分工引发的功能外部化造就了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壮大，而且这种发展还来源于制造业本身对知识化、专业化服务市场需求的深化（刘亚清、闫洪举，2018；于洋、杨明月，2021）。因此，制造业规模扩大、价值链提升对生产性服务业规模扩大、层级提升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生产性服务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前提（Guerrieri and Meliciani，2005；周静，2014；宣烨、余泳泽，2014）。持“互动论”观点的学者强调，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互为中间投入，并加深了二者的相互依存度（Park and Chan，1989）。整个生产性服务业不仅与先进制造业积极互动，而且生产性服务业内部的各细分行业也实现了与先进制造业的互动发展，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共同发展（高觉民、李晓慧，2011）。随着制造业部门的扩大与细化，对服务业需求尤其是对金融保险、科技研发等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将会增长（刘志彪，2006；Martin and Andersson，2004；唐晓华，2018）。不同类型的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各行业的需求强度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影响了不同行业业态的需求规模、需求层次，从而影响了生产性服务业的内部结构（肖文、樊文静，2016；盛丰，2014）。一般来说，低端制造业对物流仓储、邮政、设备租赁等服务的需求较大，高端制造业则对科技服务、商务咨询、信息服务、软件信息等服务的需求较大（杨帆，2018）。在软件信息、人工智能与互联网、区块链、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不断涌现的背景下，生产性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的相互依赖程度日渐提高（凌永辉、刘志彪，2018；Arnold，2016）。“融合论”认为，在现代化、智能化、信息化和网络技术高速发展的影响下，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地理邻近性不断被削弱（Bhagwati，1984），产业间的边界逐渐模糊和消失。产业发展日渐融合，传统产业尤其是制造业趋于服务化，产业融合发展将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周振华，2003）。Mary Amiti、Shang Jinn Wei（2005）认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得越好，生产性服务业进口和外包间的融合程度越得到提升，并且得出加快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可以大大提升各自劳动生产率的结论。林略（2007）研究发现，必须加快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的速度；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化是必然选择，这样有利于加快经济发展。甚至有学者认为，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划分服务业与制造业将毫无意义（Preiss，2007）。马卫红（2011）研究发现，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之间不仅是简单的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互动融合，而且通过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达到融合发展。近年来，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新业态的兴起，一些学者认为，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具有引领作用，高质量的生产性服务业是引领制造业转型升级、培育新产品、孵化新产业的核心力量（宣烨、胡曦，2018；宣烨、杨青龙，2018）。

（二）生产性服务业层级分工及其影响因素

近年来，一些学者研究发现，不仅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之间存在分工，不同区域的生产性服务业行业、业态也存在层级分工（宣烨、余泳泽，2014）。由于不同城市存在着较大的规模、资源禀赋、辐射力等差异，不同等级的城市间的生产性服务业总体和各细分行业也逐渐呈现层级分工的典型特征，即各类生产性服务业的专业化程度和市场范围与其所在城市的等级序列位置相对应，不同能级的城市对应发展不同层级的生产性服务业（宣烨、余泳泽，2014）。等级较低的中小城市主要承载非知识密集型或知识密集度较低、向周边辐射力较弱、需要与服务对象进行“面对面”频繁接触的仓储物流、交通运输、商务租赁等较低端的生产性服务行业。等级高的区域中心城市、大型核心城市则布局知识密集度较高、向周边辐射力较强、与服务对象不需要进行“面对面”频繁接触的科技设计、商务咨询、金融业、工艺设计和广告等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因此，高等级的城市能够提供更精细、更专业和更高端的服务功能，而低等级城市提供的主要是交通物流运输、一般性租赁等常规性和保障型的服务功能（Harrington，1995）。

对于这种层级分工产生的原因，现有文献主要基于人才与知识因素、市场容量因素、信息资源因素、政策倾向和成本因素进行探讨（Harrington，1995；郑文丽，2005；周伟林，2005）。现有文献研究表明，以金融业和科技服务业为代表的高级生产性服务业倾向于布局在区域性的中心城市（大都市区），总部（CBD）经济集聚区和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通常布局在主要核心城市的附近，而低级生产性服务业主要布局在相对较小的城市（Bailly，1955；Daniels，1995；Coffey，2000）。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从各个细分的生产性服务业行业来看，不同行业对人才、知识、技术等要素的数量和质量要求存在很大差异。以快递物流业、一般性的商务服务业、日常经营性金融服务业等为代表的低端生产性服务业对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交通便利程度依赖度较高，但其所必需的知识密集度较低，服务或产品的附加值（增加值）很低，能够服务的区域或半径很小，服务或产品的交易频繁，这类低端的生产性服务业细分行业适宜布局在城市规模和市场规模一般的中低等级的城市（江静、刘志彪，2007；陈建军、陈国亮，2009；陈建军、刘月，2016）；而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需要较高的知识密集度，其辐射和服务的区域或半径很大（往往是整个城市圈），并且高度依赖高端人才和先进的知识要素，其服务或产品的交易几乎是一次性完成的，交易频率较低的生产性服务业的细分行业则适合分布在具有较大市场规模的国际性城市或区域中心城市（姚永玲等，2012；顾伟男、申玉铭，2015）。另一方面，高等级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大城市）对高端劳动力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因为高等级城市可以为劳动力提供更高端的就业机会、更高质量的社交生活和文娱活动及更好的生活居住条件等，而高素质劳动力为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要素基础。

此外，中国长期以来的城市化倾向政策也促进了层级分工的产生。政府的政策导向在城市初期发展规划和城市具体功能设计中发挥巨大的作用（Painter，2000）。生产性服务业对制度敏感并且具有极强的依赖性，以金融服务业、技术服务以及科学研究服务业为代表的生产性服务业受到的政府政策干预和影响更明显（陈建军等，2009；胥英伟、胡东兰等，2021）。从某种意义上说，政府监管直接影响生产服务业进入市场的困难程度及发展机会，从而影响和制约生产服务业的市场竞争结构以及竞争程度。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尤其如此，它不仅对政策非常敏感，而且是政策的载体（刘志彪，2004）。高水平的城市不仅政策信息畅通，而且可能是政策决策中心和政策策源地。在这些城市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有助于及时与决策部门沟通，并获得政府政策的支持（宣烨、余泳泽，2014）。因此，不同类型、层级的生产服务对政府制度敏感性的差异也将促进区域分工。

二、空间集聚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

（一）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及发展

虽然Weber（1909）早在20世纪初就提出集聚经济的概念，但对服务业集聚的概念化研究源于20世纪80年代服务业在空间布局上出现的集聚和扩散并存的现象。服务业按照产业生命周期选择区位（Storper and Walker，1989；Christopherson，1989），进而呈现空间集聚化和扩散化的不同趋势（Daniels，1995；杨亚琴等，2005；Consoli et al.，2010；Thrift and Amin，2017）。此外，网络信息技术等因素将使服务业布局表现出更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Scott，1988；Naresh et al.，2003；崔大树和杨永亮，2014；Forman et al.，2018）。在对服务业集聚和扩散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一些学者开始将研究的焦点集中在探讨服务业集聚的机理方面。相关研究包括：生产交易成本节约（Sassen，1994；谭洪波，2015）、集体学习及知识溢出（Keeble et al.，2002；王猛和姜照君，2017）、获取关系网络（Grönroos，2011）、通达性及接近市场（Martin et al.，2007；Otsuka，2017；梁琳和曹旭平，2017）。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全球分工的深化和服务外包的出现，生产性服务业不仅在都市区集聚，而且其集聚程度远高于制造业。通过集聚这种空间组织形式，生产性服务业不仅能够实现规模经济、共享熟练劳动力（Simon and Nardinelli，2002），而且可以更好地吸收来自同行、供给方和需求方的正向知识溢出（Maine et al.，2010）。以往的研究较少触及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与其自身发展之间的关系。宣烨、宣思源（2013）利用中国2004—2010年230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使用空间模型检验了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外溢效应并研究发现，城市生产效率的提升主要来自生产性服务业的聚集。一些文献认为，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可通过各类外部性实现服务业自身效率的提升（Markusen，1989；Francois，1990；Daniels，1995）。一方面，从服务业总体集聚的效应来看，集聚对服务业生产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其效率仍有待提高（胡霞，2007；杨勇，2008）。顾乃华等（2005）通过使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的数理计量方法，详细分析中国服务业生产率增长和效率增长的时空变化。分析结果显示，中国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较低，尤其技术效率更低。蒋萍等（2009）进一步更换了分析模型，使用超对数生产函数的随机前沿模型的数理计量方法，对中国各细分行业的生产性服务业进行全要素生产率分解后实证检验发现，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集聚，经由服务业整体技术水平的提升，进而提升服务业企业的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周文博等，2013）。盛龙、陆根尧（2013）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较高，东部沿海地区集聚程度高于中西部内陆地区。另外，现代化程度、知识密集度、供需结构等皆对其具有显著影响，且各地区之间存在差异。林春（2016）根据全国31个省区市2000—2014年的数据研究发现，产业集聚对金融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率起积极作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金融产业对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率呈正向作用；中西部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则呈现抑制作用。因此，提升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十分必要。另一方面，部分文献讨论了不同类型的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对其发展的影响。原毅军、宋洋基（2011）将中国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进一步区分为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并进一步使用1998—2009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其回归结果显示，不同类型集聚（专业化集聚、多样化集聚）对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具有差异化特征。具体表现为，专业化集聚提升了生产性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而多样化集聚反而对中国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有降低作用。袁丹、雷宏振（2015）的研究结果显示，多样化集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率和纯技术效率产生积极影响，专业化集聚只对纯技术效率产生正向影响。多样化集聚和专业化集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在西部地区表现得尤其明显。

（二）制造业的空间集聚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

近年来学术界主要对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对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布局的空间相关关系的演变进行了研究。与发达国家“农业—制造业—服务业”的“线性”发展模式不同的是，这些发展中国家在承接发达国家制造业的转移和投资的同时，出现了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协同发展的现象（Lin，2004；Daniels et al.，2005）。作为制造业生产环节中的中间投入品（服务），生产性服务业是制造业生产效率提高和竞争力提升的核心动能，二者“投入—产出”的关系比较紧密。纵向联系的上游企业和下游工业企业往往在空间地理上汇聚，以降低交易成本和提高生产效率（Ottaviano et al.，1998；Amiti，2001）。Noyelle等（1984）研究表明，生产性服务业、制造业中心一般集中于大都市。其原因在于，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来源主要是制造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化以及城镇化的推进模式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空间协同集聚提供了参考案例。另外，一些学者研究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发展质量的关系后发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发展质量间呈先升后降的倒“U”形曲线关系，其中，环境规制发挥了明显的强化作用，但其存在地区和行业异质性。

一些研究者证明了在同一城市或邻近城市的生产服务和制造业之间的协同作用（Ke et al.，2014）。张虎、韩爱华（2018）从时空演进视角分析了生产性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的空间分布特征。结果显示，生产性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的产业和空间结构在年度和省级均具有良好的稳健性。另外，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协同集聚对创新具有驱动作用，尤其是支持性生产服务和制造业协同集聚对本区域和邻近区域的创新能力具有推动作用。产业协同集聚是提高区域创新能力的前提，政府和企业要有针对性地出台管理政策和措施，完善传输网络，提高效率（陈子真、雷振丹，2019）。也有研究文献认为，制造业的集聚对生产服务的集聚影响不明显（陈建军等，2009）。例如，Yeh等（2017）的研究结果显示，在城市和区（县）层面，由于区位需求的不同，生产性服务业并没有伴随制造业的集聚同时进入其产业的发展空间。

三、分工、空间集聚的协同效应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

服务半径大、空间流动性强是生产性服务业的重要特征。随着信息技术和市场一体化的推进，城市间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呈现明显的层次分工和空间集聚趋势。

（一）产业分工与空间集聚

分工、空间外部性与产业地理集聚之间具有深厚的理论渊源和内在逻辑联系，分工导致的报酬递增是经济增长的根本源泉，但源于分工的报酬递增需要借助产业地理集聚来实现（Krugman，1991；Martin and Octaviano，2001；肖卫东，2013）。产业集聚、区域分工与区域经济增长存在互动演化关系，具体表现为“地区专业化和各类产业集聚的形成”“产业内部和产业间的扩散及地区内部和地区间更深层次的分工”等不同发展阶段（赵祥，2013；刘乃全、任光辉，2011）。虽然空间集聚和分工现象得到广泛关注，其表现为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常常出现在大城市，而中低端生产性服务业较多地布局在中小城市（Harrington，1995；Keeble et al.，2001；宣烨和余泳泽，2014；刘书瀚和于化龙，2017；Drennan，2018），但生产性服务业层级分工作用于空间集聚的内在机制研究仍有待进一步展开。

（二）产业协同集聚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

产业协同集聚是现实经济活动的重要空间组织现象（刘月等，2017），产业转移的拥塞效应以及经济循环累积效应构成产业协同集聚的主要动因（张虎、韩爱华、杨青龙，2017）。一方面，产业专业化分工进一步促进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梁琦，2004）；另一方面，克鲁格曼（1991）认为，外部经济是产业集聚的重要原因。产业集聚负外部性产生的拥挤效应迫使产业变迁和区位再置，实现“腾笼换鸟”式的区域转移和产业转型升级（凌永辉、张月友、沈凯玲，2017；刘明宇、芮明杰，2012）。刘磊、张猛（2014）研究发现，贸易往来成本的降低和垂直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使制造业产业集聚程度提高，且东部沿海城市无论是制造业发展水平还是服务业发展水平均明显优于内陆地区。制造业和生产服务的集聚和协同作用是产业协同和区位再造的缩影（谭洪波，2015）。目前，与世界主要经济体相比，中国现代服务业的协同集聚程度仍然较低（路江涌、陶志刚，2006年；马国霞等，2007）。范剑勇、石灵云（2009）的研究表明，产业外部性主要源于产业内集聚与关联产业集聚，并且在中国制造业领域，产业内集聚高于关联产业集聚。产业关联、知识密集程度、交易成本、区域性中心城市是影响第二产业、第三产业集聚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度的重要因素（陈国亮、陈建军，2012）。徐春华、刘力（2014）研究认为，行业市场外向度的提高有利于产业集聚，企业规模对产业集聚的影响则呈“U”形趋势。Ke等（2014）研究认为，制造业在选址过程中偏好生产性服务业发达的城市，产业的集聚对邻近城市具有溢出效应。

四、相关文献评述

从上述研究成果来看，关于分工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分工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等问题国内外学者已有大量相关研究，并取得丰富的成果，可为本书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提供重要参考。但现有文献仍存在以下不足：一是鲜有文献对生产性服务业区域层级分工影响产业空间集聚的机制和路径展开详尽的分析。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集聚，就其经济学本质而言，是分工水平在空间组织形态上的具体体现。产业集聚通过产业时空变动加快区域经济分异，使要素禀赋不同的区域选择适合的产业体系进行专业化生产，由此形成特定的地域分工体系。学界虽然对产业集聚与区域分工间的伴生关系达成普遍的理论共识，但鲜有对生产性服务业区域层级分工影响空间集聚的具体讨论。因此本书将从逻辑层面厘清生产性服务业区域层级分工引致和强化空间集聚的内在机制。二是现有文献尚缺乏有关层级分工、空间集聚能否推动服务业或者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研究。生产性服务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产业，空间集聚效应的产生和层级分工体系的建立，将带动生产性服务业规模的增长、质量的提升，并成为整个社会产业发展的加速器。但与经济增长数量相对应，质量提升成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追求的更高目标。生产性服务业的层级分工和空间集聚可能成为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质量提升的主要动力。现有文献尚缺乏有关层级分工、空间集聚影响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探讨，也缺乏对相关实践的经验检验。因此，本书的主要切入点是，从逻辑层面探讨层级分工、空间集聚与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关联，并展开系统的经验分析，进而为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相关研究开辟新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