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古度老人
我们濮家祖上的事我了解得不多，知道是书香门第，家学渊源。同治乙丑年（一八六五），濮家出了“一榜双进士”，就是两个人同时榜上有名，皇上便赐了一方玉章。濮家立了祠堂，以祠堂匾上的十六字对联为家谱：世守贤良思存方正，敬承德荫克振家声。可到了独生子女时代，家谱这种传代的排序渐渐少了。我们家族大概到正字辈以后就很少再有排名了。我们濮家曾是大家族，分布各地，有在江苏的，有在河南和山东的，还有在四川的。濮家还和巴金先生有渊源。巴金原名李尧棠，濮家和李家早年有联姻。巴金的奶奶姓濮，是我们濮家人嫁到李家去的。巴金先生童年受他奶奶的影响很深，最初的识字始于奶奶的启蒙。巴金小说《家》里的“觉新”角色原型是他的大哥——李尧枚，他大哥的儿子李致是原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论排行我与他还是同辈人。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巴金先生的书和《曹禺戏剧集》在李致部长的主持下于四川出版。
一九五一年抗美援朝时，我爷爷把皇上赐的那方玉章捐给了政府，由此我爷爷被称为“开明绅士”，一九五四年或一九五五年他还当过东城区人民代表，对他是很高的荣誉了。
我家祖上还有一枚印章，刻有“清白吏子孙”五个字。这枚印章是我们濮家家传的，我父亲在《艺术人生》节目中讲过这枚章。“清白吏子孙”直译是“清白吏的子孙”，可以理解为“做清白吏才能够利及子孙”。这句话挺棒的，而且这章也刻得很好。关于这枚章，还有一个故事。我爷爷把它传给了我父亲，曾经就放在我父亲的书桌抽屉里。我父亲走后，我特意把“清白吏子孙”这枚章保存好，我很在意它。那年，尚长荣先生来北京，在梅兰芳大剧院讲京剧传承，我要去帮衬，就拿着这枚章去了。我没带包，就直接装在兜里头。没想到我拿的时候顺手一带，这章掉在地上，从中间断成了两截。我心里“噔”的一下——传家的东西被我给
了！请玉石大师苏晋云先生帮我修复。他用骨粉什么的，以传统工艺把的部位粘接上了，说：“这东西太宝贵了，一定要保存好。”可是就这么邪门，我想放在家里收藏好，可直到现在也不知道它藏在哪儿掖在哪儿了，一直就没找到。那盒套我都知道是什么色什么样的，但就是找不到。我在家里头翻啊翻啊，火上来，舌头都要起泡了。我想总有一天会找到的，它肯定在家里。苏大师还帮我原模原样地又刻了章，他是大师，刻得是一模一样。原来的章是寿山石，有一些芙蓉的纹路。苏大师找了个相近的石料。上面的独角兽也是原模原样的，整体比较接近于原来的样子，挺好的。但是那枚章找不着，我心里一直有负罪感。我冥冥之中就觉得这是我父亲对我的不满意，这件事一直压在我的心里。
我的爷爷
苏大师复刻的“清白吏子孙”章就在我的书桌上，我时常看着它，便会想到我爷爷。我爷爷是十六字家谱中的良字辈，叫濮良至，字青荪。他是光绪年间山东大学堂早期毕业生，在北洋军阀时期出任过江西财政厅厅长，后来到辽宁的绥中县做过县长，当时正在赈灾，他做县长的时间很短，大概只有两个月，我猜想可能因为他做县长的时候日本人正在侵略东三省。后来他辞职到了北平。爷爷从政期间的记录一直都很清廉。我听说新中国成立后我爷爷的身份曾经可以被评定为伪官吏，但是他一直平安无事。按我父亲讲给我的话，爷爷任县长时是很清廉的，而且只有两个月就离开了。从这当中能够猜测到他的人生态度。
印章“清白吏子孙”
我爷爷的斋号是“古度老人”，“古度”即无花果，无欲功名，有清高之情愫。四十年代我爷爷辞职后便赋闲在家，以变卖字画为生，拉扯着一家人。家里现在还有他留下来的王雪涛的《鸡冠花》，枝干挺拔，素净极了。
据我父亲讲，我爷爷从不置房产，意在不给儿女后辈留下不孝孽债。他非常知道老式年间家族传承兴衰中间的教训，他也许是警惕这个东西，所以新中国成立后他就跟着我父亲住，住在我母亲所在的银行分配的宿舍。当时按照人口分的，还算宽绰。爷爷愿意跟着他们过。
我爷爷个儿高，很清瘦，留着一撮胡子。他不苟言笑，我基本没见他笑过，他喜静，写诗抄诗度日。我记得冬天爷爷穿的是老式的棉袍，穿一双毡鞋，裹脚布要厚一点才能把它给撑起来。
我爷爷是喜欢我的，他要是教训我的话，只是卷起报纸打我屁股，那就算很厉害了。我记得他曾经在北新桥给我买过一双皮鞋，因为我父亲特意嘱咐说要买大一点，这样能多穿一年，所以我穿着那双鞋走得磕磕绊绊。他总怕我摔跤，一路上几次三番把我拎起来，说：“买这么大的鞋子，孩子怎么走路。”那时候都这样，做衣服也要多窝边，做大一点，穿合身了也旧了，生活要勤俭。
这张照片是我父亲三四岁时拍的全家合影，最小的男孩是我父亲
我小时候跟着奶奶睡觉，早晨一起来常看见她坐着念经，摇摇晃晃在那儿念，我们也不知道她在干吗。她给我们准备的最好吃的早餐，就是用桃酥泡成的白米粥。隔三岔五地，早上要是吃这个，就说明我奶奶心里高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我奶奶去世了，她患甲状腺肿大，所以脖子很大。她去世比我爷爷早。
一年之后我们去给奶奶上坟，为了这件事我爷爷生了气。当时我四大伯是装甲兵政治部主任，是师级干部，我们就从他家出发往八宝山走。那时候哪儿有公共汽车呀，路旁也没有现在这么多房子，甚至没有柏油马路，我们就一直走。我爷爷一个人走在最前面，那时候我很小不懂事，但我知道爷爷生气了。多年后我曾经问过为什么，我记得我父亲说是他们都觉得要移风易俗，只鞠躬就行，可爷爷坚持要按老式祭扫方式，要烧纸钱什么的。在家里没说通，所以一路上就不高兴地走，爷爷走在前面，不说话，别人都在后面跟着。四五站的路程，我小，走得很累很累。
我家在东城的内务部街。内务部街，顾名思义，是北洋政府的内务部所在，美其名曰“街”，并不走公交车，只是条胡同，现在是条只能单行的胡同。这条胡同里有著名的北京二中，有时胡同还来小汽车，因为巴基斯坦大使馆在胡同中间，时常会有外事活动，大伙就看新鲜。姜文拍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中的总政五号大院，就在这条胡同的东口，我家在胡同的西口第一个门，那也是我人生的起点。打从记事起，我家就在那儿，内务部街三十六号。那是个日式的两层小楼，大概曾经是个日本人开的咖啡店，东山墙上留有广告旧迹，一九四九年后是我母亲所在的银行宿舍。五十年代爷爷奶奶和我们都住在那里，我们和爷爷奶奶一间，我奶奶因为要带我和我姐就睡在双人床，我爷爷睡一单人床，我父亲我母亲住在另一间。外边还有个小阳台。我家住楼上，楼下还有两家——李大爷和田大爷，都是我母亲在银行的同事。李大爷原来给银行做饭，会做西餐，后来去东德大使馆做饭。田大爷一直在银行工作。那个日式小楼里就住着我们三家。
我的奶奶
改革开放初期，大伙儿都做柜子，比如大衣柜组合柜，可我爷爷那年头的组合柜是装书的木箱，可以摞起来。我爷爷的书箱就是个老式的组合柜，上有“古度斋藏书”几个字。书箱里有《资治通鉴》、全套《三希堂法帖》，还有他抄的诗和写的诗。不过我小时候天赋一般，学习成绩不太好。
我爷爷一九六〇年去世。他把书箱留给我父亲了，现在还在我父母的房子里。
大概是因为我爷爷留下的印象，我对二十世纪初的旧式年间家族文化有体会。比如《家》这部话剧是曹禺先生根据巴金的小说《家》改编的，我演长子觉新。体会那个年代的生活挺难的，包括解释梅表姐和瑞珏之间的关系，但是我对这些有些感觉——穿上长衫大褂，往那儿一坐，我心里就会想到我爷爷年轻时会怎样，他也是大家族的长子。第一幕要演觉新抉择时的那种慌张，被媒妁之言的婚姻弄得紧张得不行，俩弟弟撺掇他快逃，逃跑不就完了吗？但是他不敢逃，因为祖辈在这儿，家族文化在这儿，他就忍着。在巴金笔下，这个大哥担当着家族的延续，他必须忍字当头，所以巴金敬重这个大哥，因为他得扛住这个家族的传承，放两个弟弟走，支持两个弟弟去追求光明，而他自己让家族、让老太爷不失望，以孝悌之心对待兄弟和长辈。他心里虽有新青年之向往，但却有超越不了的那个时代的局限性。
我爷爷的书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