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从“沙龙剧团”到人艺

一九四二年夏天，北平男三中一名学生从家里拿出两块大五幅布，加上一批便宜木材，和几个同伴动手，制作了一套蓝色、咖啡色的小布景。这个小舞台使得一群爱好话剧的学生聚在一起。这个三中的男学生叫濮思洵，当时十六岁，他就是我的父亲。巧的是，十六岁的父亲开启了自己的话剧表演生涯，后来十六岁的我也面临着一段不寻常的人生经历。

“濮思洵”这个名字是按家谱起的，父亲是第五代，思字辈。取“洵”字有仰慕欧阳询、苏洵之意。关于我父亲，大家更熟悉的不是“濮思洵”这个名字，而是“苏民”，其实这是他的字，姓名是父母定的，字是文笔代称。当时出于地下工作的需要，他以字代名，既有“江苏人民”的意思，也有“苏联人民”的意思，还有“苏醒人民”的意思。就这样一直沿用下来。在他的户口本上，户主栏里写着“苏民”，曾用名那一栏里写着“濮思洵”。

当时话剧被称为“文明戏”，自西方引进，完全有别于中国传统戏曲，在这群年轻人心中是全新的艺术情操。暑假学校联欢会上，他们第一次登上舞台，表演了田汉的《艺术家》和《获虎之夜》，由北京大学法学院的学生郑天健导演。演出效果很好，于是郑导演提议趁热打铁，成立剧团，并取了个很洋气的名字——沙龙。沙龙剧团走出象牙塔，以进步话剧启迪普通民众。之后，沙龙剧团不断扩大，成员来自六个学校，先是发展为祖国剧团，最后组建了北平戏剧联合会，不断在青年中扩大共产党的影响。沙龙剧团的这名创办人郑天健导演就是我姨父，新中国成立后他支援广西去了，在那里他导演了最早的歌剧《刘三姐》，后来拍了电影。于是之老师年轻时也在那个剧团，他是由我的父亲介绍入团的。后来他写过一篇《我和祖国剧团》的文章，记录了“苦，但快乐着”的那段生活，他写道：“回忆起来，觉得大家都很天真，过着这样的日子还都不改其乐，还能够非常热烈地在沙龙咖啡店小楼上开会，讨论剧团未来的组织机构，使我这个困难户也能乐而忘忧。”

自从北京人艺建院，我父亲就成为职业话剧演员，再没有离开过人艺。建院之初，他被送到中央戏剧学院导演师资进修班学习，由苏联专家教了两年，学习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他认真学习，得到了苏联专家的认可，毕业时演了《伪君子》中的第一大主角。从师资进修班回到人艺后，我父亲演了曹禺先生的名剧《雷雨》，饰演大少爷周萍，这个角色他从三十岁演到五十多岁。

一九六一年十月，北京人艺第一次组织全国范围的巡回公演，第一站是携《蔡文姬》《伊索》《同志，你走错了路》三个剧目赴上海演出，轰动华东。我父亲后来回忆说：“那可是一段风光的日子。”他先后在《蔡文姬》中扮演周进、在《雷雨》中扮演周萍。后来人艺复排这两出剧时，随着年龄变化我在《蔡文姬》中饰演过董祀，几年后又演了曹操，在《雷雨》中演过周萍和周朴园。

父亲写的自题诗

我父亲曾经担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副院长，二〇〇四年获中国话剧艺术研究会“金狮终身成就奖”。年轻的时候他在《雷雨》《蔡文姬》《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胆剑篇》等剧中担纲主演，后来兼做导演，执导了《王昭君》《李白》《虎符》《天之骄子》等剧。到晚年，他在总结人艺舞台实践、编研戏剧理论方面花了不少精力，比如他主持撰写了《论焦菊隐导演学派》。焦先生是学贯中西的一个大家，剧院里许多经典保留剧目都是他导演的。他在欧洲留学四年，回到北京开创了中华戏校，由此戏曲从科班变成学校了。京剧前辈李世济他们都是这一拨人。焦先生后来是北京人艺的总导演，虽然他并不是剧院的行政领导，但所有排戏的主要意见都是向他征求，包括夏淳排《雷雨》的时候，也是请焦先生提意见。焦先生有一种戏剧创新的能量，永不停歇，他创造性地提出中国话剧民族化的方向，我父亲非常敬重焦先生，他曾是焦先生导演办公室副主任。大概二〇一六年的时候，解玺璋打电话告诉我有拍卖公司在拍卖焦先生的东西，只预展三天，问我去不去看看。我就让我的朋友和我媳妇去看，他们告诉我一共有六捆东西。北京人艺有博物馆，而且是全中国唯一的戏剧博物馆。得知焦先生的东西要拍卖后，我跟人艺汇报了。剧院和博物馆说想要这些东西，但是一时拿不出钱，也不许挪用资金，那就先由我拍吧，院里按照正常手续向市里申请资金，下一年再还给我。他们问我大概多少钱，我说还真不知道。剧院说这笔支出最高不能超过二十万，最后还真就没有超过二十万，八九不离十。当时的起拍价接近十万，我挑了其中和北京人艺有关的东西，比如焦先生给北京人艺同行的信，或者是跟北京人艺有关系的信札，包括焦先生给《雷雨》剧组的信。还有焦先生的出国护照、留学法国的学生证、欧洲旅行的各种证件、北京师范大学的任命书。

人艺建院一年后我出生，何冰开玩笑说我是“人艺的长子”。我的名字是我爷爷敲定的。按家谱到我这儿是存字辈。我姐姐叫濮存晔，我弟弟叫濮存明，我叫濮存昕，都和光有关系。

特别有意思，六十年代，“破四旧”“立四新”。我姐姐参加红卫兵，出主意把我们姐弟三个的名字改为革命的名字，她叫濮永红，我叫濮永革，我弟弟叫濮永兵。后来复课又该上学了，到派出所想改回来，警察叔叔不干，谁叫你们瞎闹的。我父亲出面才又恢复了存字辈原名。只是也许是性格使然，我姐把“存”字去了。从我这儿再往下就是方字辈的，要是男孩就得在“方”后面再加一个字，我就给我们家女儿起名濮方，不用再想那么多有寓意的字了。

我上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学校曾经请我父亲到校做报告。那是个夏天，我正在操场上玩，就看到校长引着我父亲走向礼堂。他那时刚刚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朗诵过长篇小说《红岩》，那段时间电台每天中午十二点半的小说连续广播节目中，总传出我父亲朗朗的播音。我也是在那时知道了江姐、许云峰这些英雄的名字。学校请他来做革命烈士主题报告，听讲的都是老师和高年级同学。我在礼堂外，他在台上讲，台下传出一阵阵的掌声。第二天很多同学问：“昨天做报告的是你爸爸吗？”我表面装得没什么，心里却乐开了花——享受着作为演员的儿子被关注的荣耀。

当年我父亲有一身西装，淡蓝色，还有顶礼帽，出席活动时他就穿这一身，像电影《红色娘子军》中乔装打扮的洪常青。即使作为孩子旁观，我也隐隐能感到，父亲在剧院是个受尊重的人。他说话大家都会竖耳去听，在亲戚聚会的场合，他往往是中心人物，大家都愿意听他讲人艺、讲演戏的事情。

我跟着父亲在剧院长大，看戏于我而言和吃饭、睡觉一样，是生活的日常。虽然小时候看戏似懂非懂，但“戏比天大”四个字很早就刻在了我的心里。“戏比天大”，不仅在剧院，也在我家里。父亲在家里是绝对的“太阳”，家里无论什么事，都要以剧院的事、演出的事为中心，都不能影响父亲晚上演戏。只要父亲晚上有戏，家里一下午谁也不能大声说话，他得睡午觉。

全家福

我父亲在人艺工作，母亲在银行工作，可家里的话题永远是戏。有一回，我父亲一进门就哈哈笑个不停。笑什么呢？原来那天他在俄国名剧《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中演男主角，吕齐伯伯演男爵将军，演戏时吊杆上的灯泡突然炸了，吕齐伯伯吓得一激灵，后半段台词吭哧半天才接上，惹得台下观众一阵笑，甚至到他下次再上场，有些观众还止不住地笑。我父亲在剧院没笑够，回来又跟我母亲学，学着学着又开始笑。这就是演员家庭的生活，好多剧院的乐子会自动灌到耳朵眼儿里。

父亲常带我去人艺食堂吃饭。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家家户户生活都精打细算。人艺食堂物美价廉，不到两毛钱吃一顿饭，而且那儿的饭比家里的好吃，所以我喜欢跟父亲到人艺食堂吃饭。去了就有人跟我父亲打招呼：“你好。哦，这是昕昕，又长高了啊。”一来二去，我认识了许许多多演员叔叔和演员阿姨。再有就是到剧院洗澡。那个年代家里没条件，就借父亲演出的机会去剧院洗。这当然算走后门，按规定是不许的，剧场后台有个姚大大，人特别好，再平凡的事都认真对待，细心周到，人艺有许多这样了不起的工作人员。姚大大特别喜欢孩子，我每次去，他都笑呵呵地胡噜一下我的脑袋，我就进去了。小时候我还去过老北京的澡堂洗澡，清华池、宝泉堂，都在灯市口附近。那些大澡堂花一毛钱就能洗，如果来得早，洗完澡还有床可以歇着，还有搓澡的。很多很多年以后，我拍了电影《洗澡》，拍摄现场在大红门附近一个将被拆的老式澡堂，很像我小时候曾经去过的宝泉堂，宝泉堂原址就在金宝街口上，现在是一个富丽堂皇的酒店。电影《洗澡》上映的时候，那个老式澡堂已被拆了，也许那是北京最后一个老澡堂。

父亲给我洗完澡就上台，我就赖在后台化妆间玩。我特别喜欢道具间，里面有战争戏里用的各式道具枪。那时人艺的道具枪可都是真的，只是没撞针。长枪、冲锋枪甚至还有日式歪把子机枪，我都拿不动。玩多了，看会了，就特想有一把属于自己的枪，于是我就找了一块大小差不多的木头，硬是做出一把小手枪，还用锉刀把弹槽锉出来，手柄上刮出些鱼尾纹，墨汁刷黑。总之弄得像那么回事儿，揣在兜里，好像有胆儿谁都不怕，跟李向阳似的，挺得意。小时候家里没有空调，夏天一热，我就愿意跑到首都剧场，前厅阴凉，在里面玩捉迷藏，玩得饿了，仰头一看，剧场天花板上白色的顶棚、包墙的大理石上面那白色的雕塑花纹，就像奶油蛋糕上的那层裱花，让人有点儿馋。

人艺的演员和导演们常在我家聚集一堂，父亲和他们谈剧本、聊创作。大人们高谈阔论，年幼的我就守在旁边听，看着他们对话剧痴迷、费心琢磨的样子。多少年后，我有幸聆听了英若诚先生的最后一场朗诵，不禁回忆起当年他在我家与我父亲、梁秉堃一同创作剧本《刚果风雷》时的情景。那是一个关于世界革命题材的戏，为了支持布拉柴维尔刚果（布）人民的反帝斗争。他们三个编剧在我家没白天没黑夜地聊剧本，抽着烟，喝着小酒。我在一旁东串串西跑跑，听不懂他们在谈什么。我大舅是水利专家，那时正好援非刚回国，大舅拿来好多在赞比亚拍的照片，三个编剧如获至宝，丰富了很多创作构想。戏排练时我看了，记住了一些好玩儿的事，比如跳非洲舞。那时谁知道非洲舞怎么跳？跳着跳着就有人把腰扭了，或者把胯伤了……

在人艺，这种乐子真是看也看不完。看《三块钱国币》，最有趣的是朱旭老师摔花瓶，演一场就碎一个。记忆中花瓶很大很精致，可后来我长大了在人艺当了演员，看到博物馆中的剧照，花瓶很小，也不太好看。可当时我坐在台下就想，这么好的花瓶，得碎多少个啊？《祖国万岁》里的大炮，那真叫个像。《南方来信》中刘骏阿姨演潜伏在南越傀儡军内部的女兵，穿美式掐腰军装、筒裙、丝袜、高跟鞋，戴船形帽，那时真没见过这么高的高跟鞋，刘骏阿姨还烫着头发，涂着眼圈，多新鲜呀，多好看呀！戏看多了，自然会模仿。小学四年级的我，看了我父亲演的亚·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我其实懵懵懂懂的，在学校课间的时候，我学着戏里王公贵族向小姐求婚的动作，右手画俩圈，再往前一伸，就向一个女同学单膝跪下了：“啊，我爱你！”同学们一下子哗然了，“臭流氓”“臭流氓”的一通大叫。老实说，“流氓”这个恶名使我难受了好一段时间。这就是戏的影响。不知不觉中，戏剧这些幻化的东西，连同一些感官记忆，已经一点一点地浸入我的血液与肌体。我现在的化妆间就是我父亲当年用过的化妆间。那时的化妆品大概是用植物油调出来的，老年间卸妆用的像是香油，香味弥漫着整个后台，现在的化妆间里，没有了这种气味。

我第一次化妆用的就是我父亲从人艺拿回来的油彩。那是我小学四年级的时候，父亲用油彩，用京剧勾脸的画法，先给我弟弟化成孙悟空，再给我姐姐化了个花旦，我被化了小生妆。第一次上妆，心里那叫兴奋。我们三个趴在二楼窗前，惹得胡同过路的人都仰脸看。美了一天，直到睡觉前才舍得把妆卸掉。等正式在舞台上化油彩的时候，我已经当知青在千里之外的黑龙江上演样板戏了。

我父亲的习惯是演出前不进食，所以我常常承担送饭的任务。在化妆间通向舞台的长廊里有条黑黑的甬道，这条甬道不准小孩子进，我去送饭的时候就常常站在这条神秘甬道的入口等父亲，我知道甬道的尽头就是充满灯光的辉煌舞台，那是一个围绕着光环的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