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的性别困惑
动物性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了人类的特性，比如种族或者男人味，这取决于一个特定时期的社会和政治环境。我们对男人和男性气质相关的特性所做的假设，则是由我们对不同文化背景和历史时期的男性的了解程度直接决定的。
在美国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关于动物性和性别之间关系的讨论从来没有停止过。科学的种族主义及其在优生学的理论下的必然结果，还有科学的性别主义，在1910年代和1920年代，这些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到了社会骚乱鼎盛的1930年代，这一切都遭到了尖锐的攻击。当时的社会结构中渗透着关于几乎所有事物的进步思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兴起的保守主义试图重建女性在家庭以及厨房里的固有位置，但是这一尝试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民权运动高涨的时期遭到了广泛的反对。对女权主义的反击随之而来，到了1970年代中期，这种反对甚至有了科学的形式，而它所依托的正是所谓无所不包的社会生物理论，这一理论也通过各种形式在之后的几十年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尽管争议不断，1990年代的人类基因组计划代表着继优生学之后，20 世纪对乔纳森·马克斯（Jonathan Marks）所谓“遗传主义科学意识形态”的第二次重大推动。2010年代末的#MeToo运动，虽然没有直接针对男人身上那些无药可救的问题，却也预示着对男性性掠夺常态的一次重要反击。〔6〕22
这段历史中出现的趋势是，科学通常增加对话的效果，而不是改变它的内容。科学赋予盛行的观念（比如关于性别的）以合理性，而这些观念本身则来自政治观点。在20世纪早期，研究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认为：“在确定一些观点是否会被接受这一点上，相比起真相和逻辑，是否能迎合知识界的需要和社会利益的先入之见是更重要的标准。”为了确定关于男性和男人味的观念的真实性和逻辑性，先考虑一下哪些观点符合谁的利益是没有坏处的。〔7〕
关于人性的主流理论，特别是关于种族化以及性欲化的人性，在20世纪已经经历了剧烈的波动。科学家们在两种极端的理论之间摇摆：一极强调生理学决定一个人的天资、兴趣和能力，而另一极则强调社会约束和机遇在人性表达中的作用。在出现重要的社会动乱事件的时期，包括围绕性别问题的事件，比如在1930年代、1960年代和2010年代的美国，性别困惑占据上风，经常与具有影响力的科学主张和民意进行对话，讨论男人、女人以及他们是否真的生而不同。
比如说，艾丽卡·洛林·米拉姆（Erika Lorraine Milam）写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的“口语科学”中攻击性和兽性是如何变得密不可分的这段历史，她问道：“进化论者是如何成为探讨人类本性问题上值得信赖的专家的？”她描述了一种转变，不再把生命比作机器：“进化论者想象人的本性中继续保有动物行为”，所以，“进化论可以解释更基本的问题——身为人类意味着什么？”当今的进化论者、遗传学家和内分泌学家都有权从科学的角度解释男性特征。这些方法的共通点是将身体的概念作为他们对人类科学定义的中心。〔8〕23
我们是不是自己身体的囚徒？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你可以说关于这一讨论的分水岭是1949年。那一年，法国哲学家西蒙娜·德·波伏瓦[1]出版了她如启蒙宣言式的作品《第二性》。在书中，她批判了有关女性固有行为和身体的假设，更广为人知的是，她写到生物因素“是理解女人的关键之一。但我不认为这些特质为女性确立了一种固定的、不可避免的命运：它们不足以支撑起一套性别等级制度；无法解释为什么女性是‘他者’；也不是在谴责她要永远处于这种从属地位不得翻身”。《第二性》之所以成为全球女权主义运动的圣经，部分原因正是因为它挑战了一个被广泛接受的想法，即女性的身体恰恰限制了她的能力和行动。〔9〕
但是，《第二性》并没有在它出版后的1950年代即成为经典作品，而是在后来的1960年代，作为挑战男性统治和所有随之而来的政治浪潮的一部分才被奉为经典。这本书为这股浪潮做出了贡献，但它需要一场政治运动来实现其更全面的影响。
波伏瓦的作品问世的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不久，一边是支持女性更全面地参与经济活动，一边是一系列针对女性的保守文化的限制，两种紧张气氛令人不安地混合在一起。这也是一段性别困惑和争议都空前高涨的时期。到了1960年代，受到美国本土及其他地方的民权运动，以及紧随其后的反越战运动的启发，女权主义的浪潮达到了新的高度。
不是所有人都乐见女权主义的发展。在对激进的社会变化强烈的反对之中，一本1975年出版的里程碑式的作品，即《社会生物论：新的综合》十分引人瞩目，它的作者是爱德华·威尔逊（Edward O.Wilson）。在这本书里，威尔逊把人类和其他动物的社会行为解释为生物进化的功能。从一个宏观的角度来看，他认为：“人文和社会科学退化成为生物学里一个特殊的分支学科。”威尔逊提出的社会生物学是20世纪新的生物学范式之一，作为其奠基人，在我看来，他的突出之处在于，他明显厌恶某些进步的社会运动，包括试图消除性别之间“天生”差异的女权主义运动，并将社会生物学与他拒绝接受的那个时代的社会动荡直接联系起来。〔10〕24
长期以来，社会生物学家一直都试图将所有的学术研究都变成生物学的分支，把大多数人类行为简化为狭隘的达尔文生物进化规则。在这一背景之下，文化虽然仍是人类组织中正式的一环，但它由自然过程来创造并支配。人类的社会生物学特别依赖神经科学和进化生物学，用威尔逊的话来说，这一学科研究的问题是“人类的本能是些什么？它们如何结合从而形成人性？”。其传达的讯息显而易见：“人类是由基于基因的本能引导的。”正如我们将在下文看到的那样，本能是当代男性性欲和攻击性概念的核心，它也是使本质主义者摆脱性别困惑的核心。〔11〕
当性别困惑带来疑问时，威尔逊的答案是把握基因和遗传的力量。有些人宣称威尔逊的大部分科学研究结果是扎实且具有启发性的，而他的错误在于过于热切地希望自己的主张能得到更广泛的应用。无论这是否属实，威尔逊的后继者们都是理查德·普鲁姆（Richard Prum）所说的“赶时髦科学”的拥护者。这段历史让我们有充分理由在思考性别、性和性欲时，秉持一种健康的生物怀疑论的立场。〔12〕
就像所有重要的科学文献一样，威尔逊的著作既是某些政治大背景作用下的产物，同时也为政治推波助澜。社会生物学的兴起，而与之相对的，是反对这一理论以及这一理论的后继者，即进化心理学对它暴风雨般的批评，这都是当时政治环境的一部分。除了威尔逊对于各个时代左派人士无谓的评价外，作为他的理论所涉及的政治观点的证据，我们还可以考虑这个旁证：第一代社会生物学家以及他们忠实的支持者都是南方白人，而第一代社会生物学最激烈的批评者都是北方犹太左派人士。〔13〕25
在下文中，我们会谈到特朗普以及2016年的总统选举。而在此我想先讨论#MeToo运动和性别困惑，因为尽管这场运动并不仅仅是选举的结果，但它可以说是选举之后最为积极的政治发展之一。然而，尽管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也有一些关于性别的问题困扰着政治进步势力，促成了令人吃惊的愤怒和实实在在的性别困扰。
其中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数千万计的女性投票给了特朗普？他在竞选过程中怂恿女性支持他，并认为他是一个男人中的男人，一个除了服从天性上和生理上过度贪欲之外无法无天的男人。然而，6300万人投票给他，无视他粗俗的言论和行为，使他能够成功当选，因为他们相信如果你让男人摆脱束缚，他们都是这副德行，所有男人本性就是如此，只不过有些男人太过胆小以至于会压抑自己的冲动罢了。对于那些不同意这一分析的人来说，好吧，他们是一厢情愿地自己骗自己，他们对其他很多事情的态度也是如此。
在试图理解为什么那么多女性会有这种想法的过程中，很容易会忽略选举这一特定历史时期中的关键因素，尤其是在美国民众中普遍存在的对性别的困惑、危机及焦虑程度。大多数的选后分析都聚焦在特朗普的选民对经济和阶级的关注上，但是保守派反对女性和性别进步的势头也有了重大反弹，它还成了特朗普政治的一个核心特征。26
#MeToo运动是对特朗普的回应，但它远不止于此。如果我们认识到与#MeToo运动同时发生的是上百万女性投票给了特朗普，我们便能更好地把2016年视为一个关于男孩和女孩、男人和女人的冲突以及困惑的分水岭。我们也能更好地理解为什么那么多女性没有对这个随便“抓女人下体”（pussy-grabber）的男人反感，[2] 事实上还把他选为总统。在性别保守主义重新抬头的时刻，当公开敌视女性的情绪在世界各地社会的最高层得到宣扬的时候，患了厌女症的男人公开选择一个他们的同类或许还可以理解，但是女人为什么会做这样的选择呢？很明显，关于男人，他们的性欲和侵略性的潜在理念已为这些女人选择这位总统提供了逻辑解释：天下男人一般黑，放弃纠结吧。
这一刻，不仅是一个政治上认可攻击女性的时刻，也是一个性别蠢蠢欲动、充满形形色色的男人和女人的时代。在全球范围内，“性别”，甚至“性”，这两个术语的意思都比以往更不确定。为了更好地把握这个充满性别不确定性、躁动不安和变革的时刻所带来的机遇，我们需要用更细致的滤镜来理解男人和基因、遗传以及身体遗产。当男人打破任意强加在他们身上的模式的时候，我们也不需要太惊讶。
[1]西蒙娜·德·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1908—1986），法国作家、存在主义哲学家、政治活动家、女权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社会理论家。
[2]2016年10月的一个周五，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被曝光在私人谈话中使用了“pussy”这个词，而且他指的不是猫咪。两天后，在与希拉里的第二场辩论中，特朗普解释说，当他大谈自己可以随便“抓女人下体”（grab them by the pussy）的时候，那不过是“更衣室里的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