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中学时代，书海泅游
我的童年以“呆”出名，上小学以后也未见起色，家长看了我的成绩报告表，脸色从来没好过。不过父亲白天忙于广东气象台的工作，晚上又沉醉于他的广东音乐私伙局，故此对我在学校的学习没多加注意。而母亲整天忙碌家中细务，文化水平又不高，也关心不了。我升到市十六中以后，身体突然像春天的竹笋一般猛往上拔，在班里排队一下从后排移到前排；脑瓜子也霍然开了窍，带回家的成绩单，科科都是九十分以上，如今轮到家长大呼小叫了。开始时不相信，怀疑我是不是考试作弊。后来在家长会上向老师了解，老师说：“曹树堃学习成绩非常好，分数总是在全班前三名，就是有一点不好，上课总是不留心，小动作太多了！”
年级越高，正课越难以满足我的求知胃口。课余时间，完成作业以后，我到处找书。可惜生不逢时，“文革”还在进行中，书店里难以买到要看的书，特别是我钟爱的古典文学，只好向同学借。有一次，同班一同学把家里收藏的《白香词谱》借给我，我正要读，上课铃响了，只好把书放在课桌下。那一节是数学，数学老师也是班主任，我以最快速度把老师布置的作业做好，把这本书放在桌面下读起来。老师巡堂时看到，要我把书交给她。我心里想糟了，可别没收！她翻了翻《词谱》，看我急得脸上泛红，问：“你看这个？”我点头，说：“作业做完了，不信您看。”她笑了一下，带着惊讶问：“你真读得懂？”她不相信，初中一年级的孩子啃得动这本清朝嘉庆年间编选的词集。我更使劲地点了点头，差点说：“我背一首给您听听。”老师把书交还给我，没责备一句，只说：“把书放好。”老师离开教室后，全班同学悄悄议论了好一阵。我听了，心里自然有点得意，但不敢表露。
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荒谬时代，读点好书并不容易，为了满足强烈的求知欲，我把空闲时间花在阅读上，《唐诗三百首》是做旧体诗的入门书，我拿来背诵。《古文观止》和《增广贤文》，靠辞典的帮助，勉强读得通。还钻研过《孙子兵法》，太多玄虚的“大词”，也要凭死记硬背拿下。和文字深奥的古文比，读世界文学名著的译本是纯然的享受，《战争与和平》《高老头》《基督山伯爵》《红与黑》……伴我度过多少独处的时光。
除了这一类“禁书”，我不得不遵命读当时被规定为“必读”的书，比如“批林批孔”运动中作为“反面教材”的《论语》《孟子》。好在，我很快发现，这些给打上“反动”标签的儒家经典，正是我所需要的精神营养。在例行的政治学习中，我读得津津有味，还能说出心得，教一些朋友指为“不可思议”。
在市十六中上学的日子，私下最佩服的老师是语文教研室主任陈显真，崇拜他的饱学。每次他来上课，我都集齐一大堆生僻字，请他教发音。他先承认哪些字不懂，再客气地告诉我，哪些字还有用，哪些字太古老，不再用，没有记下的必要。
我的“识字多”渐渐传开，不但同班同级的同学来求教，连兼班主任的数学老师，课堂上碰到没把握的字，也说：“曹树堃，你这活字典说说，这个字怎么念？”
听赞扬的话多了，不知不觉地滋长了骄傲情绪。有一次，新来的数学老师代课，他想知道全班同学的姓名，一开始就逐个点名，要求每位同学站起来说：“到。”中途，他对着名单犹豫了一下，压低声说：“曹树仿。”将“堃”读成了“仿”。我没有站起来。有的同学暗暗发笑。“曹树仿！”他提高了声调，并瞪着我。我依然不作反应。同学们哄堂大笑。他冲过来，把我揪起，举起了愤怒的拳头。课室顿时哗然。他大声说：“为什么你不回应？”我说：“我是曹树堃！不是曹树仿！”他像泄了气的皮球，放了我，向教师桌走回去。他背后响起一阵嘘声。我感到痛快极了。后来我对此作了深刻的反省。老师念错一个字，并不奇怪。我身上的“造反派”流毒却必须正视，予以肃清。
类似的错误，我上高中以后还犯了一次。那时我们要下乡学农，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为期一个月。干的农活是担泥、锄草之类。有一次，姓陈的同学和我搭档，他出身于书香门第，古典文学和书法都有些造诣。抬泥时，我俩聊起了唐诗宋词。谈到格律，我认为平仄很难掌握，看书也弄不明白。突然，身后有人插话：“不就是平平仄仄平平仄吗？你们不懂，应该来问我嘛！”教我俩有点愕然，一看，是新来的班主任。他又说：“我就是教这科的。”“那——你知道什么叫‘孤平拗救’吗？”这句话冲口而出，连我自己也吃惊，可能是被老师的“傲慢”激怒了。老师没有回答，不好意思地走开。我俩相视而笑。其实，我那时也不懂“孤平拗救”，不过是从书中看到，出于好奇，记下来罢了。老师可能是对格律诗词的研究未够深入，也可能是不想在这个场合与学生讨论这一高深的技术问题。教我感动的是这位老师的大度，不但没有记仇，反而在一次作文比赛中给我的文章打了九十四分，一般老师给作文的评分，八十分已算很高。他还将我的作文作为范文，推荐给同年级的其他班。今天回想，求学时代，老师的热情提携，可能起“一锤定音”的作用，我对这位语文老师充满感激。那次不知天高地厚地“露一手”，十足表现出浅薄，直到今天还负疚。
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文革”后期，我在广州第十六中学念初高中，一共四年，虽然政治运动层出不穷，我却没有热衷于“表现”，不曾争当什么红卫兵，什么班长、排长，只是做被指为“只专不红”的“书呆子”。我今天能够做出被专家和演奏家指认为“有文化气质”的提琴，基础就是那时打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