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 人和有机体

早在动物行为学和社会生物学之前，人们就知道政治有动物的基础。寓言是一种文学类型，它在人类历史的早期就已经表达了政治和动物之间的关系。比如，《五卷书》（Pañcatantra）的寓言根据框形结构的故事对愚笨的王子产生了快速而有效的影响；欧洲的寓言文学也不断地影射着政治的基本问题。“人们事实上可以从伊索（Aesop）和拉封丹（Lafontaine）的某些经典寓言书中得出一种关于政治和国际法的明晰而合理的理论。”注6从中世纪到歌德的各种动物叙事诗和关于列那狐的传奇故事为这种很早以前就已经被感知到的关系提供了进一步的例子；奥威尔（George Orwells）的《动物农场》是20世纪的卓越范例。几乎在每个时代，从动物世界中得出的隐喻在政治话语中都属于那些最受人欢迎的话语之列。注7动物的行为不断地作为模式被推荐给政客；注8政治现象以神话动物的形式（如利维坦和比西莫）被呈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像森陶（Centaur，希腊神话中的半人半马怪物）或米诺陶（Minotaur，希腊神话中的人身牛头怪物）这样的半人半兽的造物，一再地象征着某种政治事物。注9

政治寓言的普及性也来自于这个事实，即它们只是提供了一种批评的而非直接伤害的方式。但只提到这些表面的基础仍是不【253】够的：显然，在人类行使权力，尤其是在其使用武力的方式中总是会让人看到某种基本的动物性的东西。注10但尽管如此，在政治性语言和现代动物行为学之间仍存在着一种根本性的区别：寓言首先关注的是把人的特征赋予动物，只在随后才会关注用动物的行为来说明人的行为；相反，动物行为学的目的是尽可能客观地解释有机体的，尤其是动物的行为，后者可能会有助于理解人的行为。动物行为学显然有着其纯粹的正规基础上的优势：它避免了对寓言来说很基本的恶性循环，因为寓言实际上没有离开人的领域。当然，这种循环也指出了动物行为学（不管它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就）经常可能遗忘的一种洞见，即，人的行动尽管有其动物性的基础，仍有某种在其他任何动物中都找不到的特性，而且这种特性改变了人与其他动物共享的那些特点的本性。性冲动并不是单单只为人所知；但事实是，一个人是众人中的人格体，他能够提出道德问题，也能以一种巧妙而慎重的方式改变性冲动的直接感受。人绝对不是杀死其同类其他成员的唯一动物；但是那种残酷性，也就是说，那种与为承认而进行的斗争有关的危害、损伤以及最后杀死他人的行为，却和宽恕的能力一样，是人类所特有的。就这点而言，霍布斯的名言“人对人是狼（homo homini lupus）”注11，依据形势的不同，既是一种过度悲观主义的表达，又是一种淡化处境的方式（或者说是对狼的诽谤）。注12更深刻的是那些在政治家或国家权力中发现一种人兽混合的隐喻——在森陶（马人）和米诺陶（牛头人身怪物）之间的决定性差别在于，在前者中，人的头挺立于动物的身体上，而在后者中则是人的机体为动物的命令中心服务。森陶（马人）的形象是现实主义的：精神不能完全摆脱其动物性的基础，任何一个关注政治人类学的人都会承认这一点。另一方面，米诺陶的形象则是可怖的，它也许可以象征现代的极权主义国家，在这【254】里，像现代科技和现代法律这样一些特殊的人类成就却从属于最野蛮的本能。

为了回答“人是什么”的问题，我们首先必须更明确地界定人在整个有机领域中的位置。这一点已经可从如下的事实中得出，即真理实际上是整体，某物的本质只有通过考察它与整体的关系才能得到完全的把握。当然，人类知识的有限性不断地迫使我们违背这一原则；不能从整体中抽离出来，知识的局部发展就不能实现。因此，在本书的框架中，我们必须忽略理想存在和无机存在物的特征。然而，我们不可能完全不顾有机体的存在，首先是因为，如果缺乏对某种一般有机体的行为类型的认识，人的许多政治行为也必将无法解释，其次是因为，人的智性维度——它不能被归结为最关键的部分——必须通过在在常新的努力从有机体中汲取出来。此外，生态问题是当今政治中最为紧迫的问题之一；既然如今在实践上的缺陷有可能与从17世纪以来在人与自然之间的抽象对立有关，那么，对处于其自然环境中的人性进行重建应该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即使许多人认为这令人反感。人类必定不会缺乏解决这个问题的能力，这一点可由赫尔德《人类历史哲学观念》一书的伟大范例得到证明。注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