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桌子与书写
折纸既然与书写定位关系不大，却又如此密集出现于晋唐法书名迹中，显然必须全面地考虑该时期的实际书写状况。这里的书写状况并不是要讨论书学理论或是政治环境等与书法创作关系较疏远的情况，而是要针对当时的书家如何写字、使用哪些辅助工具或方法，等等。
首先要处理的就是晋唐时期的书法家怎么书写。乍听之下这似乎是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但事实显非如此。关于宋以前的人如何写字，可以从一些出土文物或古代绘画摹本上清楚见到。最有名的例子就是湖南出土的西晋青釉双坐书写陶俑（图6），一手持笔，一手持拿准备要被书写的东西。这个准备要被写上文字的物品由于陶制品的简略表现，其可以是简牍或是纸张。书写的实际操作方式很清楚就是两手腾空于胸前书写，并没有任何稳固的依靠物凭借。有趣的是，两陶俑之间尽管有矮几存在，但是这个矮几距离眼睛及手部太远，显然无法据以书写。依此类推，在年代更早的汉代，长条片状的简牍应该也是以同样的方式直接持于胸前书写。可见，自汉代到西晋，这种持书的书写方式是一脉相承的。
除了借西晋陶俑可以见到早期的书写方式，现存少数古画摹本上也留下了类似的持书方式，如传阎立本（约601—673）《北齐校书图》（图7）、传顾恺之(341—402)《女史箴图》（图8），都清楚显示出无论文人坐着还是站着，持纸书写都是主要的书写方式。由于这些例子并非孤例，而是一再重复出现，显示出这些工匠或艺术家想要表现书写动作的画面时，都不约而同地想到持书的方式，这无疑反映出持书在当时具有的代表性，也肯定是最主流的写法。
至于利用桌子来写字的方式呢？这对于熟悉古代家具史的学者而言，也是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在魏晋南北朝以前，现代人所熟悉的高桌根本就还没有出现在中国。高桌的出现是伴随着椅子在中国的盛行，一直要到唐代，桌椅才开始逐渐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人们也有了垂足而坐的习惯，如唐人《宫乐图》（图9）。然而，新家具的出现是否就意味着书写方式随即改变，具体情况已经很难获知。不过，从传周文矩（约907—975）《文苑图》（图10）中还是可以清楚见到，五代时将书写物持拿在手上的书写方式仍是主流。
当时或许还存在着其他的书写方式，不过图像资料上的缺乏，反映出其为非主流或不具代表性。传世少数画作上有时也会出现一些令熟悉桌椅的观者眼前一亮的诱人线索，例如传王维(701—761)《伏生授经图》（图11）或是南唐卫贤《高士图》（图12）中所出现的矮几，配合现代人的桌椅写字经验，很难想象可以在上面书写的可能性。然而，缺乏图像与文字上的证据，这一切的想象终究还是想象。
进入宋代后，文人坐于椅上使用高桌书写便成为一种常态，例如张择端（活动于12世纪）的《清明上河图》（图13）。桌、椅的普及无疑造成书写姿势的彻底改变，纸张、毛笔、手腕的角度与关系都与过去持书方式大有不同。
桌子进入文人的书斋且成为书写的重要辅助工具，与椅子在中国的发展有关，高桌是伴随椅子的盛行而出现，是无法弃椅子而单独存在的一种家具。整体而言，椅子从盛唐之后开始在民间流行，一直到宋初才完全普及。然而，中国的僧人却早至3世纪到4世纪，在印度寺院的影响下开始使用椅子禅坐。盛唐至晚唐，除了最先接触到椅子的皇室贵族与上层官员，部分的居士与接触佛教的文人也开始习惯椅子的使用。到了五代、宋初，椅子于中国则是非常普遍。
椅子在寺院中主要用于禅坐，不过唐代寺院中的椅子也有普通的俗世用途，例如他们吃饭时就垂足坐在椅子上。除了吃饭的用途，自然也可以考虑寺院中人利用桌、椅作为书写的设备，或许大量的佛经抄写工作也促使这些僧人发现桌椅对于书写的便利性。显然，僧人对于桌椅进入中国的书写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在这样的脉络下，中晚唐特殊的草书僧文化现象就变得有迹可循。
这些草书僧的源头当然是善狂草的张旭(675—759)，作为唐代最负盛名的狂草书家，他经常于公开场所表演狂草。从文献记载看来，这些书法受到文人大力歌咏的狂草都是题壁或屏一类的作品。然而传世书迹中已经见不到这一类作品，很难想象这些狂放的巨幅书迹。若是将目光转回到以墨迹或碑刻为主流的书法史中，从张旭《肚痛帖》（图14）、怀素《自叙帖》（图15）、高闲《千文残卷》（图16）等狂草书迹看来，唐以后的书法史对于狂草的论述就是以这些尺幅较小的作品为对象，那些巨幅大作其实已经离书法史有点距离，固本文仍以纸绢上的狂草为讨论对象。
张旭如何发展出狂草已经不得而知，不过要书写《肚痛帖》这样的狂草作品却还是得花一番功夫才行，毕竟唐代盛行的持纸书写的方式，对于书写的限制太大，完全不利于单字尺寸较大且狂放的草书。狂草的特色除了字形较一般书写来的更大，左右横跨的距离也较大，上下笔画的连贯性更强，这些都需要一个稳定的书写面，因此要将纸张拿在手上书写这种字体，显然是不太可能的事。因此，在桌子尚未普及的时代，将纸张固定于壁、屏上或地上似乎是最可行之方法，不过仍然相当不便利。
张旭之后最重要的狂草书家无疑是怀素（约737—？），他的僧人身份颇值得注意。传李白(701—762)《草书歌行》中有“吾师醉后倚绳床”，绳床以板为之，后有靠背，左右有扶手，类似普通的椅子。除了绳床的使用，还有另一个传说，提到他勤练书法以至于“漆盘三面俱穴”。关于怀素使用的漆盘形式，及如何利用漆盘来练习书法，现在已不得而知，书史上似乎也不见有其他使用漆盘的类似记载。漆盘出现在书法的学习中确实带有诸多谜团，但从书写方式的角度来看，确实也有其特殊意义。毕竟漆盘在某种程度上与桌面相类似，两者都有稳定的平面可以提供给纸张足够的支撑力，因此漆盘在桌子尚未十分普及的时代拿来帮助练习狂草书当然会比持书来得方便。
狂草从不可学的“道”到可以学习的“艺”，可能发生在9世纪中期。这转变恰好与桌椅普及的时间吻合，而怀素利用漆盘可以说是介于持书方法与利用桌子书写的过渡时期的方法。
当习惯使用桌、椅的僧人们接触张旭、怀素的狂草后，他们必然可以轻易联想到平整稳固的桌面对狂草书写所带来的诸多便利，毕竟将纸张放置桌平面上绝对比拿在手上、悬张于垂直面或是放置在地上要容易许多。因此，寺庙中随处可及的桌子便提供一个适合书写狂草的平坦支撑面，使得这些僧人在狂草的学习上较一般人更加简易，待笔法熟练后自然也可以轻易地书壁或屏。
狂草、桌子与持书三者之间的关系，正好可以用来理解为何中晚唐时狂草在寺院中流行起来，也培养出一批著名的狂草书僧。
除了僧人，唐代书家也可能利用桌子来书写。颜真卿(709—785)就曾在家中使用椅子来健身：
又立两藤椅子相背，以两手掘其倚处，悬足点空，不至地三二寸，数千百下。
椅子显然是其家中的基本配备，不难想象高桌的同时存在，加上他与张旭、怀素之间的深厚渊源，都暗示他也有可能像那些草书僧一样开始尝试在桌上书写。即使盛唐以后的少数书家可能已经在桌上书写，不过可以推测持纸的方式应该仍是主流，新式的书写方式可能多应用于大尺寸作品或是特殊的情况。
桌、椅的盛行直接对书法史产生重大影响，宋以前与书写姿势有关的书论都必须加以解释与修正，否则完全无法套用至新式书写方式。原先视为理所当然的悬腕，在习惯将纸张放置于桌上书写的宋代，就成为书家可以自由选择的项目。由于悬腕对于初学者实属不易，刚开始容易引起肌肉酸痛等不适症状，自然很多书家会将手腕搁于桌上书写，黄庭坚(1045—1105)就曾提过这个现象，说当时学习书法的人喜欢“着臂就案，倚笔成字”，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就是苏轼(1037—1101)。宋代书家正值此转变之际，因此留下很多对于古今笔法的讨论，也试图追索他们心中的正统笔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