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思想的印记

一

自晚清以来，近代中国在军事、经济、政治上连续受到西方列强的打击，面对愈演愈烈的经济利益争夺，特别是进出口贸易逆差导致的利权外溢，我国知识分子产生了巨大的危机感和民族意识，以及强烈的工业兴国愿望。“工业足以培国脉，辟富源，苏民困，厚民力，夫人而知之矣。他如国势之盛衰，战争之胜败，皆与工业有密切之关系。征诸现今世界大势，其迹彰彰可考。”振兴工业成为知识分子群体的共识，他们积极向西方学习，寻求工业改良、国家富强之道，因此，首先必须考察工业之病根所在。从晚清到民国时期，报刊上频繁可见针砭时弊、为我国工业发展献策的文章。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将中西商战的内容从军用之物扩展至民生日用之物，兴工业、兴制造不仅是对救国图治的宏观把控，更是民众在面对如潮水般涌入的舶来品时的切身体会。自开埠以来，欧风美雨的浸染是无孔不入的，西方生产制造的各种日常用物不可避免地被编织进了百姓生活的经纬中，“延及今日通都大邑，僻远村乡，洋货陈设，在在皆是”。

与此同时，随着印刷技术的进步、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西方的科技、文化、商品、生活方式的信息通过海报、期刊等形式被送至千家万户。信息流通的便捷性远超于货品流通，印刷品大众市场的出现，要比商品本身的大众市场出现更早。这些视觉图像和舶来品一道，形塑着我国民众对以西方为代表的社会、城市、家庭和日常生活的想象与体验，构成了人们关于现代社会的新的世界观。人们的社会观念也呈现出无限趋新的现代性，“许多属于传统‘延续’下来的东西都被遗弃，毫不留情地为新颖的思想和制度安排所代替，舆论界几乎异口同声地认为，只有和过去断裂的时尚思想与制度才是中国最为需要的”。诚如罗素所言，“除了战争外，欧洲文明对中国传统生活的影响还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商业，另一个是知识”。出于对民族自强的渴望，中国的知识分子发展出一种对国家、社会文化的深重关切，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并通过积极传播西方技术、文化和知识，将自己置身于文化媒介的一部分之中。大量发行的报纸杂志成为公共的舆论空间，在不同社会群体的读者之间力图孕育一个现代社会。媒介并非只是简单地传递信息，它还通过主宰休闲时间、塑造社会观念和重构行为方式等发展出了一种“决定了我们思维、感知、经验、记忆和交往的模式”的作用力。

因此，本书撷取的晚清到新中国成立前的报纸杂志上的文章及广告，都是对时局和当时生产、生活所面临的具体问题的讨论和思考。虽题为“产品设计”，但其实所辖范围早已超出狭义的“产品”概念，而是广义的设计。这些关乎百姓吃穿用度的评论和杂谈，真实地再现和反映了知识分子积极进入现代社会的渴望，以及通过文字来塑造现代大众的愿望。毕竟，现代化首先是人的现代化，实现现代化需要对中国日常生活进行批判和重构。此外，本书还收录了一些企业的概况及生产情形，比如华生、亚浦耳、亚光等厂，既是对行业发展状况的记录，也反映了我国工业设计发展的局部情况。本书文章的作者大多为艺术、设计、教育和新闻领域的从业者，既有从宏观上提出改革之略的，也有从行业的角度记述一己观察的，更多的是从具体而微的生活面向入手，从屋内陈设到家用电器、热水瓶，再到玻璃、漆器、陶瓷、珐琅……无所不包。无论是面向大多数人的公众教育，还是“术业有专攻”的职业教育，人们始终相信教育是最有效的改良手段之一，故而本书最后一部分收录了与教育相关的文献。

我们相信，唯有将其一同展示、铺陈成面，才能揭示出它们真实的历史意义，而非仅作为“文献”的意义，才能看到中国知识分子曾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路径尝试着突围。其中，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民族与世界、启蒙与救亡等诸多问题犬牙交错，为我们考察和批判地审视近代设计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更全面的视角。我们始终认为，人的历史首先是一部思想史，在历史的文本背后始终蕴含着时代思想的印记。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这几十篇文献大致包含了几种目的：唤醒民众，推广观念；普及知识，启蒙新知；考察行业，记录工艺；宣传企业和产品。

二

随着工业与经济的联结日益彰显，我们可以看到人们观念的转变，从原来的“轻工之念”到“工业之足以左右国势”，“非振兴工业不足以救沉沦”。认识上的转变是促使相关机构和组织成立的原因，也是一系列变革举措发生的前提。我们还可以看到家庭空间与陈设的转变，从硬木家具、古玩摆设变为壁炉、沙发和洋椅，“国人用西式家具者日渐增多”，呈现出中西杂陈和完全西化的多重景象。西洋器物经由通商渠道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西洋文化在与本土文化的交流碰撞中，不断冲击和改变着国人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引发了“我该如何生活”的思考与追求。“摩登”的电气化设备，作为现代性家庭的象征之物，自然也少不了。“在上海一埠，家庭采用电熨斗、电水锅、电火炉，已极普通，电热器之优点，已经采用者，无不赞称便利，清洁经济。而视旧日之木炭熨斗、煤油气炉，弃如敝屣。物竞天择，优胜劣败，将来盛行内地，不过时间问题耳。”以进步和发展之名，“现代化”“科学化”“美术化”“合理化”的现代家庭成为国内中产阶级家庭的风向标。对进口商品的需求如此之大，以至于我国的制造商不得不通过仿制以满足市场需求，效仿型消费成为本土制造业发展的动力之一。从电器广告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洋货占据多数，西洋制造往往成为质量的保障和最大的卖点。1931年《上海之电器业》调查指出，“电器公司电器之来源大多数为舶来品，少数为本国电厂所制。舶来之电器由沪上各大洋行向外国定购，装运来华”。为与西方争利，晚清至民国，全国范围内的地方协会和行业协会组织兴办了无数次展览和国货运动，号召现代制造业的本土发展，以兹改变“日用物品尽属舶来，工艺制造不求进步”的局面。

观念的转变左右着语言的使用，任何观念的起源、社会化和演化，直接体现于表达该观念的相应关键词的起源、传播和意义变化。随着工业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英语中的“工业”(industry)一词成为各类报纸杂志广泛使用的热门词。又因其与汉语“工艺”一词内涵相近，在一段时期内“工艺”与“工业”二词常常混用。学者刘禾提醒我们，汉语和其他语言之间的“互译性”的历史构建，必须作为一种历史的现象去理解和研究，“当一个概念从一种语言进入另一种语言时，意义与其说是发生了转型，不如说是在后者的地域性环境中得到了再创造”。不同学者理解中的、不同语境中的“工艺”和“工业”的内涵也不尽相同。“工艺”常常包含了技术、工业、工艺美术、手工艺等词的部分或全部意义，既指传统手工技艺，也指现代工业技术，是一个综合性概念，而不再仅仅作为“技艺——技巧性艺术”来理解。时任北平京华美术专门学校校长的储小石却认为，“工艺是工业的一部分。换句话说，工业是一切人工或机械的产出制品事业的总称，而工艺却是包含在工业中的”。工艺可进一步细分出生产工艺、美术工艺和古董工艺。生产工艺以经济为目的，美术工艺以发挥美术的真髓为目的，古董工艺是凭借其历史或制作者而显得珍贵的。百姓的日用、衣食住行皆关乎工艺，“从图案、雕刻、装饰、绘画开始，一直到染织、金工、建筑、摄影、印刷、制陶、涂工，以及其他各种材料的美的加工业，一概称为工艺”。

旧有的观念认为，工艺与国家福利关系遥远。自近代以来，贸易赤字的增大，迫使国人主动研习他国经济政策。尤其是东邻日本由政府主导实施振兴实用工艺品的策略，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我国在国际上的地位衰落，不外工艺的不振”, “殊不知列强对于产业上的竞争，非常剧烈，他们都是抱定积极的方针，认定了工艺是国利民福的源泉，是与国家的经济相联结的”。画家彭华琚认为，“生产工艺扩大地说，可以说是救国的一种大事业”。焦自严在《美术与工业》中指出：“国民之美术能力关联其国之地理、社会及经济之状态，国民之文化进步，嗜味高尚，则美术亦必随之而高逸，此可征之于史乘者。……因是国民之各阶级，亘有高尚趣味之发达时，则必产生满足其欲望之健全美术，及进步之美术工业品。”在他们看来，“振兴工艺不单是物质生活上的需要，而且是民族自卫的一种武器。同时也是产生文化诸事业的一个源泉”。

出于对民族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危机意识，我国知识分子发起了各种工艺振兴及革新运动，积极利用媒介撰写文章，出版刊物，发表演讲，批判墨守旧法、粗制滥造、不合时宜的生产制造，省察工业没落之缘由，寻求改革之策略，传播能代表一种民族特性和文化的艺术，强调人民审美意识的培养，试图通过改革和发展进入现代文明。《吾国工业改良之研究》《生产工艺问题》《实用艺术的需要》《谈工艺美术与社会关系之重要》皆属于此类文章。我们不难发现，学者们在对工艺现状的责难中混杂着矛盾的情绪，即对以往工艺的自豪感与对当下工艺衰退的失望。有感于工艺在物质和精神层面的重要性，他们积极投身于对日常生活的重塑，改良一切日用品。“惟于一切日用工艺美术品如织物、木器、瓷器、金属器具等，若有美满的设计，使不论贫富城乡居民，均能享受美化的生活，并以此可养成爱物审美之特性。”“审美观念，乃人类所同具，非仅饱食暖衣，即足以适其生存。况处此物质文明之世，耳触目接，无在而不能启迪其美感。”“生产工艺者，贵能因应时代之需要，以学者之思想才力，供给于人类日用起居饮食服用之间，以满足其生活之欲望，此非可责诸人类之贪求，亦文明演进必经之行程耳。”

三

以往，家庭居住空间更多地被视为家庭伦理目标的载体，一个静态的、僵化的空间，室内的布局陈设受到伦理的宰制，具有强大的美学和道德规训作用。如鲍德里亚所说，“摆放家具的方式反映了一个时代家庭和社会结构的忠实形象”。史岩在1933年出版的《现代家庭装饰》中写道，“我国家庭间，房屋的分配，是以家族为本位，而不是以个人为本位的”，“像在大厅上，里侧的正中靠屏门处，总是摆着长式的天然几，其前是贡桌，贡桌的两旁，各摆一张太师椅，再前去，便是六张靠背椅与四张茶几，分配成两列的摆着。这是一个很对称的配列，颇有端庄严肃之感”。在这样一个家庭空间中，家具组合的范式及其陈设方式也参与了空间秩序和道德向度的营造，具有象征性和符号性，迎合并加强了传统家庭结构的社会逻辑。“我们家庭的专制积习已深，家庭的用具，处处现出尊严的样子，其形式的呆板不适于坐是在所不计了。其排列成六椅四椅，两两相称，也都是千家一律，上席两张，左右各二张，两两相称，绝少变化，此为完全受古代对偶崇拜的束缚，更无些微自由意志表现出来。”

近代以来，家庭空间越发具有主动性，成为一股积极活跃地塑造家庭的力量。空间关系取代了伦理关系，成为家政和生活的第一要务。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良友》《妇人画报》《机联会刊》《中华（上海）》《大陆报》等报刊中，如何布置、美化现代家庭是个经久不衰的话题。欧美室内装饰的照片和现代家具广告配合着介绍性的文字广泛见之于报刊，以《现代住屋之内部装置》《现代家庭的理想布置》《美术化的室内装饰与布置》《最新式住宅陈设》《现代居室》《摩登家庭精美布置》《新式家具》等标题或专栏，向读者介绍现代化的室内设计、家具设计和装饰设计的最新趋势。改造家具使之适应当代生活的呼声愈演愈烈，“家具近代化，是抽出近代人心理变化的一种征象”。“改造椅子有两点可说：一点基于近代建筑的趋势，必须改造以前不合式的椅子。一点基于人们自由意志，想适合于现代思潮的背景。非从椅子改造，不能达到彻底的地步。”“现在一般的装饰的趋势，都很厌恶复杂的陈设：那雕花的桌椅和许多零零碎碎的陈列物，除了少数人取其有古雅的趣味偶或应用外，大多数皆力求形式的简单。”对于普罗大众而言，家庭陈设的象征意义和传统伦理也随着科学进步观念的普及、新的社会风尚的兴起而丧失了其规诫效应。这一时期“书籍、报刊等纸媒营造的公共空间，都充当了民国时期大众文化对旧式规范与系统适时对抗与调整的意识形态动力”。程尚俊在《怎样才配称为摩登家具》一文中指出，人们青睐摩登家具是因为其美观和便利，这同时也是时代的诉求，“适合于日常生活的使用（适合于时代的需要）而满足人类心理以及于生理的快感与美感……适合于大众化普遍化的需要”。

任何一个时代的居住空间，都必然刻写着时代精神，是历史与现在、文化与欲望角逐的结果。“从前家中陈设不过榆树器具及磁瓶铜盆，已觉十分体面。今上海人，红木房间觉得寻常之极。一定要铁床、皮榻、电灯、风扇才觉得适意。”“电气用具、立体型的家具，在目前，已然普遍地陈设在都市人士各个的庭堂，乃至在一般憧憬于美化家庭者之脑幕里。”国内多家厂商积极投入国民新生活的日常营造，如大华铁厂、亚浦耳灯泡厂、三友实业社、美亚绸厂等在1933年12月14—16日参加了上海女青年会举办的以推进国货为目的的“模范家庭”展览会，向观众提供家具、电器及软装的全方位的现代家庭空间示范。其中大华铁厂由沈世谦1922年在上海创建，该厂接管自经营不善的利亨洋行铁厂，后者由外商经营，专制各种医院用具。沈氏接盘后拓展业务，开始仿制各种舶来品钢管家具，如圆台、写字台、沙发、椅等类，尤其是以德国包豪斯马塞尔·布劳耶(Marcel Breuer)设计的钢管家具为原型，仿造出“克罗咪”家具，成为风靡一时的明星产品，屡见于报纸杂志。从资料可知，“克罗咪”制品遍布银行、图书馆、博物馆、医院、饭店、舞厅等场所。管状钢制成的家具坚固、轻盈、易于携带，镀铬或者镀镍工艺赋予了它独特的工业美感，清晰、简洁的外观，光滑的金属光泽正是现代室内生活所需要的。同样属于“未来的材质”的还有玻璃。玻璃因其透明性和抽象性，成为“理想的现代容器，不会因为内容而随时间演变（比如木头或金属），不会遮隐内容”。这些新材料的特性与时代精神高度贴合，成为摩登家具的代表。

现代住宅离不开电器，“举凡食、衣、住、行，莫不有赖于电气，即家庭之间，烹饪、缝纫、调节气候，何莫不有需于电气，故二十世纪之时代，已可称为电气化之时代”。电灯、电扇、电热水贮蓄器、电炉锅灶、电洗衣机、电熨斗、电帚、电吐司器、电唱机等新产品与“卫生”“便利”“效率”“科学”“改良”“美化生活”等词语一同出现，成为流行的社会惯用语，这些基于消费实践的日常物品也被大多数人心照不宣地纳入对现代家宅的想象之中。然而，国人自制电器之工厂，仍需仰赖外国技术和原材料。“历年国内电厂颇有兴办，材料必取诸外洋，姑勿具论。即零星电料亦无不由海外进口。”“是我国电气事业愈发达，即间接增高外国电器销华之数量，诚堪浩叹，故制造电器，实为当今之急务。”民族企业家和小工商业主开始引进西方技术，开办工厂，以实业救国。政府及知识精英们在许多城市建立了国货协会、团体，举办民族商品展览，制定国货认证标准和法令，促进国民商品作为外国进口商品的替代品。1915年，华生电器创始人之一的杨济川以美国奇异牌电风扇为样本，试制成两台由中国人自己制造的电风扇样品，并于1916年在上海创办了华生电器制造厂。该厂后来又在技术上不断进行研究与改良，如增加机械通风，降低电机升温，用钢板替换原有的铸铁底座，以减少工序和机器自重，摇头部分以轻质的铝合金代替铸铁，在钢制风叶上镀镍以增进美观。经过几年的苦心经营，该厂产品蜚声海内外，还销售至菲律宾、越南、新加坡等地。特别是在国内，华生电扇的销售使得美国奇异牌电扇的中国市场份额日益紧缩，以至于“外货电扇不仅在中国市场上几近绝迹，甚至在国外的一部分市场也被华生占领”。

国货运动通过公开的集会、抵制活动、展览、会议、讲座、演讲，散发广告、传单，调查商品税则、海外销路，提倡国货教育，创办《国货调查录》《国货月报》《中华国货产销合作协会每周汇报》《机联会刊》等专业期刊，致力于宣传每个公民都有责任购买民族产品，强调个人消费行为的民族内涵。一些品牌通过在名字前面加上“中国”“国货”的字样来强化商品的民族属性，通过唤起消费者的民族意识来增进销售。亚浦耳电器厂就在其产品广告上突出“中国首创亚浦耳电泡”的字眼，引导国人消费国货。该厂创办人胡西园希冀：“家庭已臻电气化，顾吾人固享受电气之福利，而于国家之经济利权，亦不可不加以注意，即凡电器用品，尚无国货出品者，深望我国各电器工厂，尽量制造，已有国货者，当努力改良，以求完美，而国人之采用电器用品者，亦应以国货为前提，凡电器中之有国货者，应竭力提倡使用之，勿徒炫新奇，一以外货是尚，使大好国家资财，尽流入外人囊橐，则尤所企盼者也。”这项运动还包括无数知名度相对较低的企业，如生产酚醛塑料（时称电木）的亚光制造公司，兴业、永生热水瓶厂等。这些企业在技术、原材料、销售和市场份额等方面均受到外国品牌的压制和竞争，又因国内战事频仍，生存维艰。

当时传统工艺品受到进口商品的冲击更大，行销中国市场的外国商品质优物美，令国人爱美之心胜过爱国热情，成为舶来品的追随者。毕竟普通人更为关心的是商品的实用性，而非它们的来源。商品的价格和质量肯定会挑战产品的民族性。本土手工艺品历史悠久，多为区域特色商品，如景德镇的瓷器、福州的雕漆、固安的柳器、宜兴的紫砂壶，但在新的市场形势下，它们也难敌日新月异的外国商品。素负盛名的工艺，安守旧法，不知改良，可悲地成为活力丧尽的传统古典艺术，与时代精神了不相关。反思当时我国传统工艺不振的原因，不外乎如下几种：一是规模较小，缺乏组织。我国工艺往往出自一人之手，从业者没有分工协作，技巧、训练、学识、经验、视野、材料、生产率颇受局限，手工制品生产周期长，产量少，价格高。而外国工艺倾销于我国者，往往以极大的资本，经营大规模的工厂和企业，价廉质优。外国工厂和企业两种组织形式带来的制度变化能够比市场机制更加有效地协调生产活动，促进生产者对新技术的应用，降低生产成本。二是轻视图案，制作不良。“‘图案’二字，译自英语design。就是一种美底设计的意思。是属于造形美术之一，也是工艺实用美术。它底本质，复杂而变化；它底功用，能够深入人们衣食住的各方面，以至于日常的用具衣服、桌椅都需要它来装饰。”在传统社会里，市场和商品相对稳定，设计只是对原产品做出一些表面化的修改和装饰，因此，我国工艺生产的从业者不能随时势而俱进者居多，大多忽视图案。市场上的广告和样本，大都是以梅兰竹菊、龙凤麒麟、美人仙草、团花寿字等图案进行装饰，缺少变化与活力。随着国外商品的海量涌入，广大民众对于生活的认识和需求也在急剧改变，此类国风图案早已不入时髦的小姐和欧化的男青年的眼了，国货自然在市场上败下阵来。此外，工艺的发展，在生产、技术、材料、图案等方面都需要相关知识的介入，我国工艺想要取得经济上的成效，还急需加强从业人员科学和经济上的知识，与时俱进。三是不重销路，缺乏市场调查。工艺品的销路包括对内销售和对外输出，若内销不发达，输出也必定滞后；但内销发达并不意味着外销一定发达，因为国内外的贸易完全是两样的。工艺品的销售需要政府与商界、工艺界的联合，做好商况调查，有的放矢。宣时雨在《南洋劝业会报告》之《各馆之瓷器》中建议，应购各国之瓷器，聚于一堂，“务求所成之品，中外融会贯通，既兼众长，更不失本国素有之特长。西人好黑地，即以黑地应之；西人喜绿地，即以绿地应之；西人尚素彩，即以素彩应之；东洋好梅子青，即以梅子青应之；东洋好东方亮，即以东方亮应之；东洋好鳝鱼黄、蟹壳青，即以鳝鱼黄、蟹壳青应之。于形式、绘画、彩色三者，一一细研求”。以上分析表明，当时我国工艺的从业人员急需在观念上、知识上、技术上和组织结构上得到全面提高，而最行之有效的方法是开展教育，培养专业人才。

四

在本书第五部分，我们还收录了几篇论艺术教育的文章，因为在实业教育下的各类专科学校涵括金工、丝织、陶器、漆器、印刷、图画等教学，与今日之“设计”概念交相重叠，都是用于满足日常生活之需要的。严复在《实业教育》一文中对“实业教育”的基本概念做了辨析：“实业，西名谓之industries，而实业教育则谓之technical education。顾西人所谓实业，举凡民生勤动之事，靡所不赅，而独于树艺、牧畜、渔猎数者，则罕用其字。至所谓实业教育，所苞尤隘，大抵同于工业(the teaching of handicrafts)。……实业主于工冶制造之业而已。”自清末起倡导的实业教育是以培养工商业人才为目的，与国家的前途命运交织在一起的，“言今日之教育，所以救国，而祛往日学界之弊者，诚莫如实业之有功。盖往日之教育笃古，实业之教育法今；往日之教育求逸，实业之教育习劳；往日之教育成分利之人才，实业之教育充生利之民力”。欧洲、东洋之国，所以发达，全仰赖教育。画家汪亚尘认为，“美国现在的丰富，在世界上占第一个位置；他们的成功，确是全力注重于实业教育的结果。但是他们实业教育的根本是什么？我可答是——美术。美术是养成意匠力的根本，意匠力的养成，就是美术上图画科的本领。他们有这样的信念力，所以达到世界上占第一位的富强”。

彭华琚认为，中国当时的衰弱一部分也是因为国民性的堕落，挽救的办法是提升艺术精神，而这就要仰仗艺术教育，即美育。相较于学校教育而言，家庭教育是更重要的，应使儿童自幼有美的知识。储小石提出，要想更广大范围地提升审美趣味，普及工艺思想，需要在大都市里设立商品陈列所，因为平常百姓接触外国工艺品的机会少，对于输出工艺的智识更是缺乏，如若搜集国内外的工艺品展呈一堂，可以启迪民智，传播美学。国民趣味的提升还需要将教育原则广泛地应用于市民阶层，进而影响品性，带来深刻的文化变化。

以上所有这些资料，纷繁杂芜，但文本的丰富性和差异性也正是资料选编的关键所在。希望本书能够有助于我们了解近代社会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意识形态以及社会的发展与创新，成为一个读解和阐释自身文化的工具。编者试图在前言中为本书提供一条贯穿各篇文章的线索，然限于学识，编者的见解亦未必中肯，读者不妨将两者分别地看待。

此外，由于选录的文献成文年代较早，许多语言文字的使用习惯与今天不同，再加上当时采用铅字排印容易产生错误，因此在尽可能保留原文的基础上，本书在编辑的过程中考虑到当今的阅读习惯，根据一些实际情况做了部分修改和调整。主要如下：

(1)修改了当时明显的排印错误和外文作品名标注格式不规范的地方。例如：“料学”改为“科学”, seale改为scale, Totentanz改为Totentanz。

(2)将繁体字、异体字修改为现在的通用汉字。例如：“柟”改为“楠”，“硏”改为“研”。原始文献中模糊不清难以辨认以及缺失的字用□表示。

(3)许多竖排的原始文献在转换成横排后进行了一些技术性处理。例如：部分图表的格式做了相应调整，图表说明的“如左”改为“如下”。不少文献的图表缺少序号、标题，各篇文献内部的小标题层级标注形式不一，本书一般保留原样。

(4)对于一些明显的事实性错误做了相应修改或加注说明，如将“南洋、朝鲜、台湾、日本、印度”改为“南洋、朝鲜、日本、印度”，“道光年份（一六四四—一八五〇）”改为“道光年份（一八二一—一八五〇）”。对于一些记录不够完整的信息或者存疑但较难考证的信息、一些有待商榷的说法，一般不做改动。

(5)在字词使用方面，原始文献中有不少不符合当今规范或者不甚统一的情况，较为明显的如“的”“地”“得”“底”经常不加区分地使用，“他”“她”“它”,“像”“象”以及“电器”“电气”等也时常不严格区分。一些词语的写法、搭配、语言规范也与当今通用的不同，例如：“粘土”“化装”“坎拿大”“约……左右”“工艺……是国家”。此外，原始文献中的许多标点用法不太符合现在的规范。以上这些情况在尽量保留原文的情况下，对于可能影响当代读者理解、产生歧义处做了适当调整。而针对部分原始文献无标点的情况，则根据语意进行了添加。

(6)许多原始文献中关于数字的用法不太统一。考虑到读者阅读理解的方便，本书做了部分调整，并将一些使用汉字表示的（尤其是表格中位数较多的）数字改为阿拉伯数字。

(7)为便于读者理解，编者对于文献中的部分信息，特别是与现在通行译名不同的名词做了注释。但部分内容因原文信息不全，较难考证，未予以加注，敬请读者谅解。本书所有脚注均为编者注。

最后，要感谢为本书付出过辛苦努力的编辑董唯老师和研究生沈思慧、褚少俊、李龙和曹卫华同学。

闫丽丽

2022年8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