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近代科学意义上的历史学，有一个突出特点，即强调历史事实之间的联系。随着学科的不断完善，将没有形成文字的人类生活遗迹、遗物与以文字形式记录的文献，都视为历史学最根本、真正有价值的史料，逐渐成了现代研究者的普遍共识。但是，中国历史学自古以来的系统性，最初却没能得到西欧史学家的认同，就连部分日本学者也不认同。例如，1899年王国维先生为樊炳清译日本桑原骘藏的《东洋史要》作序，文中提及的日本业师藤田氏即认为：“中国之所谓历史，殆无有系统者，不过集合社会中散见之事实，单可称史料而已，不得云历史。”藤田氏所言，显然谬半矣。

中国是一个特别尊重历史的国家，其最初的表达方式是祭祖，且将活动的记录与作为记录者的史官联系在一起。后来，中国人一直重视的流芳百世、传承有序的宗法社会历史观，也与此有关。中国的历史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还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连写入辞典的“传统”一词，也有这样一种概念的解释。中国在发明文字之初就开始用文字记录事实，即与人事相关的历史。最早这样做且进行记录的人，是殷商时期的贞人。他们服务于帝王，为帝王预测出行、狩猎、生产、起居、安危，并将占卜的结果记录在甲骨上，以备验证。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不仅记录的载体和书写的工具更多了，记录者的范围也扩大到了贵族成员、一般的物主和各个行业的人。逐渐地，记录的人习惯于落款，记录的也不再只是占卜的书契，而是任何被认为有必要的内容。

但是，在汉代以前，人们普遍把自身作为历史，因而，记录的内容也主要是他们在当下想做、正在发生以及即将发生的事情。虽然那些史实也都成了后来我们认为的历史，但是当初却很少有人为了后人而整理前人或前代发生过的事，更不用说是研究了。不过，这种情况到汉代开始发生改变，如《史记》记载有汉代重视周秦金石、传拓秦代碑文之事。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又有汇集金石文字之举。如《四库提要》提及南朝梁元帝曾汇集碑刻文，唐代《文馆词林》记载碑文，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引用碑文，还有《隋书·经籍志》将“碑集”列入“总集”，将“石经”作为文字学列入“小学”部，等等。而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书证篇》利用秦权证明《史记·秦始皇本纪》中丞相隗林的“林”为错字，则距离研究更近了些，因为它利用历史资料求证事实之间的联系。不过，与我们现在选编的中国近代设计史资料最为直接相关的，还是北宋仁宗时期欧阳修编撰的《集古录》。在《集古录》中，欧阳修将全部的金石文字作为史料来研究，这与我们选编中国近代设计史资料，从而为科学意义上的中国近代设计史研究提供依据的目的是完全一致的。

梁启超先生在1922年的一份讲稿中说：“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六年后的1928年，傅斯年先生所言“近代史学只是史料学”的真正意思也是说，掌握资料是将史学与史料学有机联系起来的关键。其实，梁、傅两位先生所强调的史料之于史学研究的基础性和重要性，也是明、清两代以来的中国学术传统。到了近代，加之西欧强调事实之间联系的重要性，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无不以客观资料作为研究对象，注重对史料的搜集、整理和分析运用。

近代在时间上距离现在比较近，从理论上讲，整理近代设计史资料比整理古代设计史资料容易，但真正敢于触碰或者研究近代史的学者并不太多。原因还是与资料有关：时间近，但有些资料还难以定性，往往带有阶级的标签；传世多，东鳞西爪，难以丝毫不漏地撷取文献；类型杂，新鲜事物层出不穷，难以条分缕析。

大家知道，近代中国国难频仍，东西方文明碰撞、重生，为百年不遇之大变局时期。相对于西方近代工业化的情况，中国近代设计史资料涉及的绝大部分内容仍是传统手工业的延续。例如，1957年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彭泽益先生编写的《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对于研究中国国民经济的生产历史有较高的参考价值，但从设计角度辑选的内容有所不足。近代历史殊为特别，中西语汇诠释与歧变不定，源于西语且早见应用的“设计”一词，经过日语转译为中文，又产生了一系列与相关词的交集，可谓多义多解，使得设计的概念边界较为模糊。

其实，问题还是要归结到大学的教育上来。近代以来中国设计行业、教育的发展轨迹、脉络，以及当代取得的设计成就和认知，已然要求我们采用科学化的体系集成方式，重新审视近代以来社会知识的特征。所以，由浙江工业大学袁宣萍教授主持的包括染织设计、产品设计、平面设计、理论与教育四卷的“中国近代设计史资料选编”丛书，在我看来，已是水到渠成之举。其对于现今的设计史研究而言，是致力于完善设计史学科基础建设，为研究者提供研究便利而联系设计历史事实的一个难得佳例。

是为序。

郑巨欣

2021年2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