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明代书画仿古模式形成的社会文化背景

第一节　图书出版对明代文化思想的影响

一、明代雕版技术、文教政策与图书出版的兴盛

中国古代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始于民间对历书、佛经等大规模文化复制传播的需求，成于隋唐之际笔、墨、纸等物质条件以及锤拓、印章技术等技术条件的成熟(1)。雕版印刷术发展至五代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官方用它印行儒家经典。其后，历代政府都以刻书印刷为重要的文化建设途径。明朝朱元璋开国后，尤重文化建设。

就雕版刻书而言，官本雕版始于五代。明代官本雕版因缺乏专门的管理机构，所刻官本较少，民间坊刻本大行其道。明代刻书主要流行活字印刷，以木活字为多(2)。雕版技术和活字印刷技术的快速发展，极大地促进了明代书坊出版业的兴盛。缪咏禾《明代出版史稿》第二章《明代出书种数》称，明代出书总数高达3.5万种(3)。明代出版业的发达，与刻书原料充足、刊刻成本降低等有很大的关系：当时浙江、福建、安徽等地均大量生产优质纸张；明代制墨业也有明显进步，品种繁多；刻书工人的工价极其低廉。可以说，刻书成本降低，在经济上极大地提高了书坊主刻书的积极性。此外，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诏“免书籍税”(4)，它为图书出版业的兴盛提供了政策扶持。需要指出的是，明初重农轻商的经济政策以及文化领域高压政策的恶劣影响，导致这一举措并未立即产生明显的效果，至正德时期（1506-1521），随着政治思想领域的控制松弛和商品经济的高速发展，官刻、私刻才随之获得长足进步。就官刻而言，从明代中央政府刊刻的现存书目来看，当时经类、史类、子类和集类的刊刻分别占出版总量的23%、40%、34%和3%；而且，不同的时期经、史、子、集刊刻的数量也有很大的差异(5)。如表1-1所示。

依据以上数据制成图1-1。

从表1-1及图1-1可知：

（1）明人陆容云：“宣德、正统间，书籍印版尚未广。今所在书版，日增月益，天下古文之象，愈隆于前已。”(6)其所谓“今”，当指成化、正德、嘉靖与万历年间。此时官刻较多的是史类书籍而非经类书籍。清代学者王夫之曾以“玩”字概括明代史书的特点(7)。所谓“玩”，就是喜而弄之，为了适应商业化、娱乐化的需求而生产图书。因此，他们所生产的图书质量堪忧。

（2）与史类书籍相比，正统以后官方经类书籍的刊刻数量呈急剧下降趋势。由此可推知，明初统治者制定礼律以导民、用历代典籍为臣民提供典范等文化政策的导向功能逐渐消退，也可看出明代统治者在思想领域的控制力逐渐减弱的趋势。

与之相比，私刻图书中数量最大的是儒家经典著作和经典注评、科举考试用书（市场需求最大、福建书坊刊刻为主），其次是小说、戏曲类书籍（90%以上的小说和戏曲类书籍为私人书坊刊印）。(8)它显示了明代私刻图书以名利为归而非以文化责任为重的特点，以及读者群体在文化需求上的通俗化、娱乐化等倾向。而这些特点的形成，显然与朱元璋在国初以文教立国的文化政策关系紧密。

明代立国之初，朱元璋便以扫荡胡风、恢复汉唐旧制为己任。如洪武六年（1373），朱元璋说：“以所见所行与群臣定为国法，革元胡俗，去姑息之政，治旧习汙染之徒。”(9)为了缔造一个长治久安的明帝国，他在开国之初就建立了一套王朝的价值系统，作为教化治民、安定社会秩序的最高指导原则：（1）以明礼法、定律令为先务。他说：“朕有天下，仿古为治。明礼以导民，定律以绳顽。”(10)朱元璋一生以汉唐盛世为法，意在扭转蒙元统治遗留的胡风。其中，明礼以导民（礼教），这是防患于未然；定律以绳顽（法惩），这是惩治于已然。导民以礼与惩治以律，最终都是为了更好地巩固统治。（2）他认为治民必先治心，须从建立道德价值观念入手，且要能深植人心，其关键在文教。随着其后各种礼法律令的制定与实施，这套价值系统日益牢固，“明礼”“定律”“教化”成为明初立国的三大柱石，而关乎图书出版的文化政策，正是推行这套价值系统，达到有效统御的重要手段(11)。就图书的征编、印刷、出版、流通而言，有制定礼制律令以导民化俗（如《礼仪定式》《大明律》等）；博征历代典范以为君臣百姓殷鉴（如《帝鉴》《存心录》等）；征访、编修与出版传播（如《五经集注大全》《四书集注大全》《性理大全》等）。明初政府还颁行《大诰》与《续编》《三编》，规定每户必备一部，且严禁民间随意翻刻。这些文化举措意在统一民众的思想、规范他们的行为(12)。

此外，朱元璋本着“治国之要，教化为先；教化之道，以学校为本”(13)的宗旨，在中央建立国子监，诏令天下府、州、县设立各级学校，以此形成完整的国家教育体系。其后，成祖朱棣尤其重视从太子到大臣子弟、平民百姓等以儒学为基础的文化教育培养(14)。值得一提的是，明代在城乡广设社学，其中以官立社学发展最为迅猛。如弘治十七年（1504）规定，凡民间幼童十五岁以下者均可入社学读书。此外，当时书院教育和社会教化思潮的勃兴，也推动了社学建设的步伐(15)。《明史·选举志》中描述当时学校教育的盛况时说：

无地而不设之学，无人而不纳之教。庠声序音，重规叠矩，无间于下邑荒徼、山陬海涯。(16)

因此，明代图书出版的兴盛主要得益于两大因素：一是雕版技术的发达与刻书成本之低廉等，提供了以技术为主的物质基础；二是明初统治者对文教（如国家教育体系的建设、科举制度）的重视，尤其是免征书籍税等政策扶持，提供了经济、政策等方面的助力。也就是说，书籍的大量出版、完备的学校教育体系，快速提高了民众的普遍文化水平；科举制度的日益规范和学校教育队伍的不断壮大，增强了人们对图书出版的迫切需求，从而进一步推动了图书出版业的发展。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二、明代图书出版的特点

清代学者叶德辉说：“明人好刻书，而最不知刻书。”(17)甚至有明人好刻书而书亡之论。上文已经指出，明人好刻书，与当时雕版技术发达、免征书籍税、民众文化水平提升等因素有关；指责明人最不知刻书，则是因为明人刻书不注重校雠，常常随意篡改和删削之故。前者表现为滥刻之风盛行，后者呈现篡改和剽窃的倾向。

这些风尚的形成，始于明人对名、利的执着追求（缺失社会文化责任感），也显示了由市场经济主导图书出版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有学者指出，其问题的根源在于：明代没有严格的图书出版审查制度；“（缺乏）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完整的管理机构，而是由相关的职能机构管辖其事。”(18)因为没有明确的管理机构，当出版界出现严重问题时，政府只能临时派遣官员前往处理(19)。如《遣官较勘书坊经籍》载：“嘉靖五年（1526），时福建建阳县书坊刊刻寖盛，字多讹谬，为学者病。于是巡按御史杨瑞、提调学较副使邵铳疏请专设官第，于翰林院春坊中遣一人往。寻遣侍读汪佃行诏，较毕还京，勿复差官更代。”(20)正是因为不满于政府对出版管理的疏忽，内官刘若愚《内板经书纪略》中说：“凡司礼监经厂库内，所藏祖宗累朝传遗秘典书籍，……库中现贮之书，……日甚一日，若以万历初年较，盖已什减六七矣。既无多学博洽之官，综核齐理；又无簿籍书目可考，以凭销算。盖内官发迹，本不由此，而贫富升沉，又全不关乎贪廉勤惰。是以居官经营者，多长于避事，而鲜谙大体，故无怪乎泥沙视之也。然既属内廷库藏，在外之儒臣又不敢越俎条陈。曾不思难得易失者，世间书籍为最甚也。”(21)

从明人谢肇淛“闽建阳有书坊，出书最多，而板纸俱最滥恶。盖徒为射利计，非以传世也。……近来吴兴、金陵骎骎蹈此病矣”(22)可知，滥刻之风已严重影响当时出版业的正常发展。对于此时滥刻之风的成因及其解决方案，明清学者各抒己见。清人叶德辉说：“先辈云，元时人刻书极难。……故元人著作之存于今者，皆可传也。前明书皆可私刻，刻工极廉。闻前辈何东海云，刻一部古注《十三经》，费仅百余金，故刻稿者纷纷矣。尝闻王遵岩（王慎中）、唐荆川（唐顺之）两先生相谓曰：‘数十年读书人，能中一榜，必有一部刻稿；屠沽小儿，身衣饱暖，殁时必有一篇墓志。’”(23)意思是，因为明代没有图书质量审查制度、刻工价格低廉，且世人好名，所以滥刻之风盛行。为了抑制滥刻之风，明人陆容建议取法元人，对书坊所刻图书进行质量检查(24)。明人郎瑛《七修类稿》中提出了设官专管的建议。他说：“为斯文者宁不奏立一职，以主其事如上古之有学官。”(25)

从编撰方法上看，明初中央政府刻书多以尊皇权、抑民主为标准，对文献史料、经典（包括对经典的注释等）或任意改编原文，或自行删削内容（如《孟子节文》《永乐大典》），以此限制文化传播的内容，从而更好地宣导王朝价值系统。与此目标不同的是，民间书坊以篡改和剽窃手法出版图书时，更多的是源于出版者对名利的执着追求。他们或偷工减料，或以次充好。对此，郎瑛批评说：“盖闽专以货利为计，但遇各省所刻好书，闻价高即便翻刊，卷数、目录相同，而于篇中多所减去，使人不知，故一部止货半部之价。”(26)又如“坊间盛行本子（讲章）浅陋更甚，又有增改各刻，愈出愈谬。然且家佔户毕，取其简便，秽恶既极。”(27)正因为如此，清代经学家皮锡瑞批评明代学术云：“明时所谓经学，不过蒙存浅达之流。即自成一书者，亦如顾炎武云：‘明人之书，无非盗窃。’弘治以后，经解皆隐没古人名字，将为己说而已。其见于《四库存目》者，新奇谬戾，不可究诘。五经扫地，至此而极。”(28)对于出版界类似的丑恶行径，明代学者卓发之指出：

今科名之陋，陋于八股。八股之陋，陋于坊刻。房书、社业浸滛克栋，捃摭剽剥以自生活，是以不能穷理而适用。使尽去摹仿之旧习，但直露其胸怀而各抒其学术，则孰可用、孰不可用，燎然如观掌，果谁得而瞀乱之。……然则功令之禁坊刻，正可以救科名之敝而起经义之衰。不则，势穷则变，物极必返。将来废制科而更端以取士，亦理势所必然也。余谓坊刻可废，而惟出疆载贽之文不可废。……视十余年来坊刻，忽子、忽史、忽经、忽传，若击石火、闪电光，瞥然过眼，不过一瞬。但有言说，都无实义也。昔人谓秦汉以降无文章，乃经济之文莫盛于唐，名理之文莫盛于宋。其剿袭者，风格自卑耳。秦汉以前，自《庄》、《列》、《荀》、《墨》外，何尝无効颦学步之陋文？使当日词坛，如今日坊刻之横行，士不穷理适用而都事剿袭，其不为后人哕唾者几希。(29)

可以看出，明代图书出版最突出的特点是版刻的泛滥芜杂(30)。无论是书坊主还是士人，其剽窃、剿袭行为都源于求名利之心太重，显示了功利主义对明代文化领域的侵蚀。虽然明政府也颁布了管制民间出版物的相关政策，如关于禁止（如禁李卓吾之书）、销毁出版物的某些条例，也时有朝臣提出管制图书出版的“画一之法”(31)，但未见政府有具体的行动。因此，这些问题未能得到妥善解决。

三、明代图书出版对明代文化思想的影响

明代图书出版的滥刻、篡改和剽窃之风盛行，对明人的文化思想、学习方式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首先，明中期以后，大量非儒家经典图书出版物的刊行，使世人的思想、行为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万历年间（1573-1620）冯琦《为遵奉明旨开陈条例以维世教疏》云：

近日非圣叛道之书盛行，有误后学。已奉明旨，一切邪说伪书，尽行烧毁。……如有敢倡异说，违背经传，及籍口著述，创为私史，颠倒是非，用泄私愤者，俱不许擅刊。……坊间私刻，举发重治，勿饶。(32)

奏章中，冯琦将引发世人思想、行为变化的原因归结为坊刻“非圣叛道之书”的盛行。上文已经指出，正统（1436-1449）以后，与史书相比，官刻经书比例呈急剧下降趋势。成化十年（1474），官府还榜示了七十七部妖书名目(33)。由此可见，明初统治者以图书为辅助手段推行王朝价值系统的目标，已经受到了非圣叛道（异端）思想持有者和接受者的抵制。综观明史，明中期以后，异端思想与正统思想的相互斗争、吸收融合，构成了明代思想文化发展的基本脉络。

在明代传统文人心目中，儒家经典是政治、经济、文化的总根源。它维系人心、治道，求学术之明、去非圣之道是士人应有的文化责任(34)。而仁、义、礼、智、信作为儒家的核心价值观，蕴含在儒家经典原著中；阅读儒家经典，能全面修订学习者的话语体系和心灵编码。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阅读经典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因此，明王朝以儒家经典四书、五经为科举考试范围，意在以此统一民众的思想和行为，从而巩固统治。但是，明代中央政府所刻图书以尊君权、抑民主为标准，任意篡改图书的行为（包括经典、对前人注解的限制、对经典文字与史料的删削）虽然有利于思想的统一，然而篡改和删削后的经典之意与原典有了出入，甚至可能造成经典内部的矛盾。它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经典的权威性。于是，如何恢复经典的原貌、原意等，成为明代一些有志之士在思想、文化、艺术等领域的最高理想。明中期以后文化、艺术领域的复古以求真（未被篡改和删削之真）思路，与当时试图恢复经典的权威性有一定的关联。

其次，明代图书出版数量巨大，必然导致自学成才者的涌现；而图书质量的粗劣与图书出版数量的丰富，又将推动采撷精华以集其大成（综合）方法的盛行。例如，明人王世贞《艺苑卮言》和董其昌《画禅室随笔》都是采撷前人或友人书籍中的精华、略加感悟式评价编撰而成的图书。关于图书出版之盛、之杂等引发的学习方法之变，我们可用明代木刻集古印谱《印薮》为例证。万历三年（1575），《印薮》刊行，作为一部辑录古代印章图像的资料库，极大地激发了篆刻家、印人学习汉印的热情，甚至出现“家摹人范”(35)的现象。明代书画家董其昌说：

吾松顾氏《印薮》出，……三家之村，不能见秦、汉之制，得一《印薮》，遂可按籍洞然。(36)

这段话指出了当时世人以《印薮》为篆刻教材进行自学的情况。明代印人吴正旸《印可自序》中甚至自豪地宣称：

余无所师授，以古为摹，融会诸家，独摅心得。(37)

吴正旸所谓的“无所师承”，主要指没有名师面授指导，是自学成才。就其传世印风而言，主要通过学习明代何震等篆刻名家的摹古印谱而上追秦汉。当然，这种仅仅依靠图书自学成才的篆刻学习方法，遭到了明代众多学者的批评。如“大都《印薮》未出之时，刻者病鄙俗而乏古雅；既出之后，刻者病泥迹而失神情”(38)；“如画家之论形模，禅家之参死句。”(39)意思是，与把玩印章感受其中蕴含的整体美感、得名师口传面授获得生动活泼的篆刻直接经验相比，以印章图谱为师的主要问题在于：易得其外在形貌而失其内在神采。由此，在自学古法过程中，如何从众多版刻图像中得其内在神采的问题就凸显出来了，而采撷精华以集其大成之法便具有了明确的针对性。

需要强调的是，图书出版兴盛之前，大量的知识和技能未能以书籍的形式保存、传播，它们成为专门的、地方性的学问，学习者需要通过拜师的方式才能习得这些知识和技艺。而图书出版兴盛之后，大量个人的经验知识通过文字、图像的形式被转化为集体性记忆，不但便于知识的保存和获取（如自学），无形中也降低了教师的地位、拜师学艺的必要性。因为只要具备基本的阅读能力，人们可以凭借自己对书籍的领悟获得新知识，学习新技能。也就是说，依托成熟的雕版印刷技术，各类图书的大量刊行，人们无须拜师学艺，通过书籍就可以自学成才。这在无形中颠覆了传统的师道观念。

综上所述，明代图书出版最突出的特点是版刻的泛滥芜杂。它具体表现为滥刻、篡改和剽窃之风盛行。这些特点的形成，与明初大力发展文教事业、明代雕版技术的发达等因素有关。它对明代文化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明初官刻图书篡改、删削经典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经典的权威性，而民间书坊的仿效，加快了经典权威的衰落，也促进了复古求真、恢复经典权威等风气的形成；（2）大量非经典图书的刊行，为异端思想的形成和传播提供了有利的条件；（3）图书出版之泛滥芜杂（数量大、质量低），也促使人们自然而然地使用采撷精华、集其大成等学习方法。

由此，如何恢复经典的权威性（或建立新权威）、如何用集大成方法进行艺术创新等问题逐渐突显出来。而对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构成了明清思想、文化、艺术等发展的基本脉络，为书画仿古模式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