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语言塑造国际社会

语言不仅对于人类社会有着建构作用，从广义范围来看，对于国际社会的建构也有很大影响（1），这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建构主义学派的重要共识。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西方逐渐将语言研究作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重点之一。当时，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理论在国际关系学术界风头正盛，原有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正日益受到挑战，于是人们开始从其他所谓非主流的视角重新审视国际关系。国际关系学界对语言的关注便开始于这个时期。建构主义学派把语言作为影响社会进程的一个重要变量和影响因素，开始投入更多的精力关注语言对建构文化和社会的影响。

国际关系理论对于语言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第一，从规则的角度进行研究。建构主义认为，语言的使用本身就是一种建构规则的行为。人们在使用语言的过程中往往遵循一定的约定俗成，而这一语言使用过程最终则会演绎成社会的规则，进而各式各样不同的规则最终形成了政治权威和政治统治，以此来建构整个社会。所以，只要有语言规则的存在就会衍生出政治权威和政治统治。国内社会如此，国际社会也一样如此。第二，从语言使用艺术的角度进行研究。语言的使用可以称得上是一门学问，或者是一门艺术。第三，从话语的角度进行研究。语言被学界公认为可以建构定义和概念，因而可以建构话语权。在一定的社会范围内，对于语言的特定使用将形成一种主导的话语体系。而一旦某个主导话语体系建立起来，便会形成一种权威，即被当然地认为是无可厚非的、正确的，而任何偏离主导话语的语言均被认为是错误的。第四，从语言权力的角度进行研究。国际关系学者认为，在国际社会范围内，对于某种语言的使用本身就是一种权力的象征。和物质力量一样，语言作为一种文化力量，同样也形成一种叙述结构，制约行为体的行为，最终影响国内社会和国际社会的秩序。

以上研究表明，语言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有其内在的生成逻辑，语言对国际社会建构发挥重要作用。举例来说，使用不同的语言形容一个相同的客观事物，将会起到完全不同的效果。使用不同的语言会演绎出不同的规则，进而形成不同的话语权体系和主导权威。学术研究表明，对于国际关系中语言的使用已成为当今国际社会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而研究结果也十分有趣。

在当今世界，对于同一问题因利益不同而作出不同的表述的例子比比皆是。例如，针对全球出现的气候问题，对于使用什么样的语言和词汇来定义这一问题就引起过争议。在美国政府发布的有关国情咨文中，前副总统戈尔使用“气候危机”（climate crisis）一词；而前总统乔治·沃克·布什则使用“气候变化”（climate change）进行描述。一些亚洲国家政府通常使用“全球变暖”（global warming），而欧洲国家往往使用“气候混乱”（climate chaos）进行描述。对同一个问题，不同的描述将演绎不同的定义和界定，从而带来不同的外交后果。就“气候危机”和“气候混乱”这两个词而言，前者显然加强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需要采取紧迫措施来处理而后者则重点强调失序，相对而言紧迫性弱些；“气候变化”一词给人直观感受是这个问题仍然可以被控制，对人类没有太大的挑战；“全球变暖”更容易把人们的视线集中在全球平均温度，而不是专注于更严重的环境问题，如海啸、洪水和干旱。最后美国政府还是选择了保守的说法，即“气候变化”一词，并延续至今。

从国际关系研究的角度出发，对中国而言，当务之急是要建立符合自身利益的国际话语体系（2），为此首先要开展相应的理论研究，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现如今，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者依然将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奉为圭臬，对于国际关系的发展变化、行为体行为的描述及各类概念的定义基本上使用西方的话语和意义体系。在这一情势下，中国的很多外交行为常常被西方的话语体系所界定，其结果往往对中国不利。例如，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被西方形容为“中国威胁”，而中国对非洲的战略投资则被西方定义为“新殖民主义”。正因为世界主要的话语权仍然掌握在西方国家手中，西方国家往往根据自身利益通过自己的话语体系界定西方自身和其他行为体的行为。

根据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态势，如今“软实力”这一概念备受学者和政治家关注。美国在奥巴马政府时期，更是明确地提出“软实力”概念的升级版——“巧实力”这一概念。在当今国际社会话语权则越来越被判定为衡量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标准。对中国来说，如何构筑一个以中国为核心的国际话语体系，提升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的话语影响力是国家软实力发展面临的重要课题。中国想要为自身未来的发展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首先需要在国际话语建构问题的研究上下大力气。中国需要一个能够反映中国文化和思维方式，体现中国价值观的国际话语体系，以适应自身与日俱增的国际影响力。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西方社会出现了对于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政治体系和国际话语体系的检讨和反思。这一现象折射出西方人意识到问题的所在，即其话语体系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在现实的国际社会实践中也存在着诸多不足。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得到了很大的伸展和提升。近些年来，中国在世界范围内推出了很多概念，如“和谐世界”“科学发展观”，乃至“一带一路”倡议、“中国梦”“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就对外关系而言，中国需要将自己的发展理念打造成世界范围内的通行概念，即建立以中国理念为核心的国际话语体系。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必须明确指出，话语体系的建立必须以实证研究为基础，需要找到中国话语系统与西方话语系统之间的差距，如文化、语言、思维方式等各个方面，然后找出彻底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

同时，在话语权构建的过程中，我们还要正确处理语言和权力的关系。语言实际效果的强弱取决于语言资源的强弱，而语言资源包括媒体资源、语言的通行程度、对国际社会的影响力等。现实的例子就是伊拉克战争，美国和伊拉克都在舆论战上投入了巨大的精力，但最终的语言效果天差地别。伊拉克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微乎其微，仅仅依靠半岛电视台等少数阿拉伯媒体资源进行发声。而美国不仅垄断了国际社会的主要媒体资源，其国家语言英语更是对阿拉伯语的受众形成压倒性的优势，即便美国发动的这场战争是非正义性战争，但却通过各种舆论手段在将伊拉克政权界定为邪恶政权的同时，把这场侵略战争描述为“解放伊拉克人民”的战争，从而在一定时期内占据了舆论的制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