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丰裕社会到消费社会：互动型经济的社会现实基础

1958年，美国经济学家J.加尔布雷斯在《丰裕社会》中提出“丰裕社会”的概念。由于他在该书中准确地描述了当时美国的社会经济现实，这一概念开始在西方广泛流行起来。

在丰裕社会，几千年来由于生活贫困和物资缺少而酿成的困局宣告结束，取而代之的是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进入丰裕社会的美国，甚至已经富裕到了“死于食物太多的人比饿死的人多”“人们有时故意把衣着穿得破烂一些”。少数人贫困的原因只是个人或家庭的特殊性质和地理环境。卖苦力的劳动者人数减少，空闲时间增多，工作变得悠闲和愉快。

《丰裕社会》在战后世界经济恢复繁荣的时代问世，那时候西方世界开始享受高生产率带来的物质充裕，经济领域的主要任务是创造需求，以赶上不断提高的生产率。经济繁荣还带来了繁荣兴盛的社会生活—越来越多的人获得了有意义的职业、自我实现和个人成长。这种兴盛的源泉是现代价值观，例如，参与创造、探索和迎接挑战的愿望。这样的价值观点燃了实现广泛的自主创新所必需的草根经济活力。大多数创新由千百万普通人共同推动，大众参与的创新带来了庶民的繁荣兴盛，消费者信心高涨，这是丰裕社会的正面意义。

加尔布雷斯的洞察力，在于看到了生产者对消费者需求的支配性。丰裕社会是消费社会的前提。在丰裕社会，已经不是需求在推动生产，而是生产在创造人们的需求。无孔不入的广告在引导人们消费指定商品的同时，也在影响人们的消费习惯，塑造人们自己都未必意识到的各种深层需求。人们由此从丰裕社会迈入消费社会。消费社会主要的经济生活特征是，生产相对过剩，消费成为社会生活和生产的主导动力和目标。在《消费社会》一书中，法国社会理论家让·鲍德里亚提出以下五个重要观点：

（1） 消费社会使日常生活商品化。

（2） 消费社会制造了平等幻觉，也让个体沉湎于自我消费。

（3） 消费社会的本质铸就了大众文化的繁荣。

（4） 在消费社会，传媒成为制造欲望需求的重要工具。

（5） 商品乃至人本身在当下社会日渐符号化，人们开始不由自主地追求“意义”。

在消费社会，人们更多关注商品的符号价值、文化精神特性与形象价值，价值与生产都具有了文化的含义。人们的购买行为不再注重实用价值和实际需求，而是为了寻找某种感觉，体验某种意境，追求某种意义。在这种消费结构下，商品和服务的流行性越来越强，而流行周期越来越短。这也是现代消费文化的实质。此外，文化象征化并不局限于消费领域，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以及生活与娱乐领域，都充满了新的象征符号和新的象征意义。

鲍德里亚还指出，消费社会里的普通人向自由时间要求的“并不是尽责的自由”，而首先是标榜自己时间的无用性，“作为奢侈资本、作为财富的时间的富余，休闲时间就和消费时间一样。”

以上构成互动型经济的社会现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