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社会与可欲的未来
流动首先是空间性的，从某地转换到另一地；但进一步讲，流动也是一个时间概念，从某时流变到另一历史处境。当然，更完整地说，流动是一个时空问题。流动自是有快慢、有大小，因此可以在一定意义上调控其方向、速度和规模。然而，流动不等于无序——无序在很多人看来就意味着混乱。实际上，流动带来的更多是活力和可能性，是创造力的释放。
流动当然有其物理性，即物的流动，在现代社会则主要体现为商品的流动。然而，人类社会中存在的更为广泛、长久的物的流动现象，其实并不是我们今天熟悉的商品的交易，而是礼物的交换。正因为此，法国人类学家莫斯的经典著作《礼物》的副标题即“古式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理由”。不过，无论是礼物还是商品，其价值和意义都在于流动。而在另一项人类学的经典研究中，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展现了西太平洋岛民的“库拉”制度，其关键就在于它是一个“圈”，始终处于不断流动的过程中，一旦库拉的交换被打断或停止，其价值也就不复存在了。因在库拉中流通的无论是贝壳臂镯，还是贝片项圈，其本身的价值相当有限，流动所产生的关系（relations）或关联（connectivity）才是要点。
物的流动内在地要求人的流动。尽管我们还受到一些或强或弱的区隔和限制，但总体来说，相较上个世纪，流动的自由程度已大有改观。1945年，费孝通先生关于云南乡村经济的研究成果在美国发表，题为Earthbound China，直译过来就是“被土地束缚的中国”。这无疑是费先生的洞见。不过，我们或许更应该看到，束缚人的其实并不是“土地”本身，而是与土地相关的政治社会制度。乡城之间的界限既体现为严苛的二元户籍制度，也被这种户籍制度进一步强化和落实。然而，俗语说，“树挪死，人挪活”，改革开放的关键之一就在于放松了不必要的限制，激活了人的创造力。
比之国境内部的流动，管控更为严格的当然是国家边界的跨越和流动。在以现代民族国家为基础的世界体系之下，对国家之间边界的勘定和控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度。20世纪80年代之前，出国是一种十分稀有的特权；如今，大量国人在全世界范围内流动和移居。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的麦高登多年来关注生活在香港重庆大厦和广州三元里一带来自世界各地的各色人等，即便有人对他所谓“低端全球化”的提法多有微词，但其两部作品都值得一读：《香港重庆大厦：世界中心的边缘地带》和The World in Guangzhou（《世界在广州》）。
另一种常见的（其实也是多数人更为关心的）流动是阶层的流动。尽管大家讨论较多的主要是向上的流动，比如教育的获得与阶层的上升，但在现实生活中，向下的流动其实并不少见。导致向下流动的除了个体或家庭原因，如疾病等变故，更有可能来自社会的结构性变化。值得注意的是，2000年以来，阶层的固化正在成为一种新的社会现实，各种“二代”现象被广为关注和讨论。如前所说，尽管阶层流动带来的并不一定是向上的期待和喜悦，但它至少带来了不同的可能性。如今，流动性的缺乏则直接将这扇大门关闭，所以“躺平”成了年轻人的热词。因为他们发现，无论自己多么努力甚至“内卷”，其他一些人却可能直接“躺赢”。但问题是，“躺平”并不能保证自己在一个高度竞争和不确定的现代社会中保持在原有阶层，而更有可能面对阶层的不断降落。这进一步刺激了年轻人本已脆弱的神经，心理问题由此成为一个日渐显著的社会问题。《城市里的陌生人》的作者、人类学家张鹂敏锐地捕捉到这一现象，并于2020年出版了Anxious China（《焦虑的中国》）。
除了人和物的流动，对人类社会影响更为深刻的是观念的流动。麦克法兰在《绿色黄金：茶叶帝国》一书中借茶叶这一具体的物的全球性流动，描述了一个另类的现代性故事，并在其结论部分专辟一节（“茶、身体与思维”）讨论观念问题。在这一方向上，更有影响力的研究是西敏司的《甜与权力：糖在近代历史上的地位》，这本书仍是从具体的物入手，探讨政治社会制度的变迁，描绘出了物、人及观念的全球性流动图景。
事实上，就人来说，流动还有一个心理或心情的维度，就算身体被拘禁于狭小的空间，心仍可以畅游于天地之间。或许，我们还可以由此引申到一种最根本的流动——“生生之谓易”。《周易·系辞上》说，“生生之谓易，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极数知来之谓占，通变之谓事，阴阳不测之谓神”。所谓“生生”，至少有三个可能的层次：一是“生成”，《周易·系辞下》说“天地之大德曰生”；二是“化生”，即“天地所生的自然万物不断地生成演化”；三是“和生”，即万物各得其性，各自生长发育其“性”，具体来讲就是保持其本来的性质、本来的面貌，但又能够在一起“和生”。这点对我们当下尤其具有启发意义，毕竟变化和发展在本质上就是流和动的，不易则无生。
就此而言，一个“可欲的未来”（Desirable Future）——借用政治哲学所讨论的理想的或“可欲的社会秩序”的说法——也就意味着一种有活力的未来，一种生生不息的未来，是生成、化生、和生的具有丰富多样性的未来。这样的未来之所以“可欲”，正在于它乃人心之所向，不仅是人之所想要，也是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得以和美健全之需要，以及一个社会和文化得以保持活力和蓬勃发展之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