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我从来不反对道德化”[84]：伯林的道德倾向
在20世纪30年代的多数时间中，伯林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受到广泛关注的“文化”而非哲学或是政治上。20世纪30年代初期，他担任了大学生文学杂志《牛津展望》（Oxford Outlook）的编辑工作；1938年，他与斯蒂芬·斯彭德共同讨论创立《评论季刊》（Critical Quarterly）；而在中间的那段时间里，他在T.S.艾略特的《标准》（Criterion）杂志以及《伦敦信使》（London Mercury）上发表了多篇评论与文章。[85]这些“文化”写作中呈现的思考与倾向塑造了伯林不断发展的政治意识，因此它们也与对其政治思想的理解相关。
对19世纪（广为人知的）理想的反抗对伯林的观念产生了影响。起先只是一小部分先驱者，之后则是经历了战争而幻灭的那一代人。与伯林几乎同时代的休·盖茨克尔之后回忆道：
伯林在很大程度上赞同这一观点，但同时他也认识到，针对早期维多利亚主义的“美学”革命确实限制住了自己。后来他解释道，20世纪20年代早期，维多利亚主义者的道德术语是不受信任的，“善与恶、正与误、宽容与残忍这类词语在学术界几乎是不被允许的”。这些词语在之后由“表达品味体验的用语”所取代。道德评判与道德情操词语的渐隐是一种抑制了“道德热情”的“全新的恐怖”。[87]伯林那一代人对此是认真的，他们试图找出一条重返道德评价，但又要避免回到“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主义”的道路。对令人满意的道德规范的不懈探寻促进了伯林早期思想和人格的形成。
在伯林年轻时期的观点中，唯美主义与道德主义、情感流露与情感克制、浪漫主义与怀疑主义、容忍与严格等多种冲突一直并存。他能够“准确、真切地感受到道德观点”，但他“也因自身对每种类型的人类产生的无限好奇心改变了，甚至消除了自己对一些事物的反对；他对‘善’与‘恶’同样感兴趣，甚至对恶有一种仰慕。他热衷于行为”。[88]伯林具有广泛的同情心，这是因为他本人漫无边际的好奇心。这一点同样反映在他的社会关系中。他与“清高人士阵线”（Prig Front）保持着联系——这是个审慎的、纪律严明的组织，一些有知识的年轻人致力于保卫他们“谨慎的”生活方式并以此反对“不道德的、无纪律的、残暴的破坏者”。伯林也与莫里斯·鲍勒（Maurice Bowra）的“非道德阵线”（Immoral Front）保持着来往，这个组织反对习俗、正经以及偏见，并拥护自由、勇敢、智慧的精神。相较成立初期而言，这两条阵线在后期变得不那么针锋相对了。“非道德阵线”实际上覆盖了“犹太人、同性恋、示威者、少数群体”，以及“被公然排挤的”、受到“市侩的大众观点”谴责和辱骂的人。[89]而“清高人士阵线”在布鲁姆斯伯里（Bloomsbury）的真理与友谊之观点的影响下，投身于全新的、自由理性的美德。尽管如此，鲍勒对夸张和刺激的渴望与“清高人士阵线”的挑剔与讲究依然在性情风格上大相径庭。[90]
之后伯林通过对比二者在反抗“维多利亚主义”时采用的方式，区分了这两条阵线。首先是布鲁姆斯伯里的态度：拒绝虚伪，完全的自由，私密性，成功是不光彩的，公共生活是不重要的。另外还有如温斯顿·丘吉尔、比弗布鲁克勋爵（Lord Beaverbrrok）这类“棘手的年轻保守派”所持有的世俗的、毫不顾忌地充满野心的态度。这些人认为：“任何事情都是被允许的，你完全可以践踏他人，因为获得统治是最重要的事情。”[91]伯林更赞成布鲁姆斯伯里的想法，但他并不乐于成为所谓“铁杆支持者”，因为他非常重视自己所反对的观点之中的优点及自己所赞成的观点之中的缺点。他在仰慕众多布鲁姆斯伯里派人物并和他们保持良好关系的同时[92]，却认为布鲁姆斯伯里已经把对人际关系的忠诚变成了一种教条，而这二者本该是相互对立的。[93]伯林更偏好莫里斯·鲍勒“广泛的、赋予人生命般的影响力”，后者在传统和权威之下坚决地捍卫自由，他的智慧与热情破除了一切错误的、自负的、荒谬的东西，并“为真理、人类以及伟大的精神振奋打下了基础”。[94]
伯林对布鲁姆斯伯里的伦理学持保留意见，这一点也体现在他之后关于丘吉尔的讨论中（他没有质疑丘吉尔的残暴心性）。[95]在那篇文章的开头，伯林写道，他年轻时曾在几种思想模型中犹豫过：第一种是以赫伯特·里德为代表的观点——反对“爱德华时代的辉煌假象”及“世界大战”影响下产生的极端爱国主义，重视“真理与理性”、“谦逊、正直、人性、个人自由与情感”，贬斥“错误、造作、暴力、自我吹捧以及虚伪”。[96]另外，伯林在1949年回顾历史时谈道，人们对于他及其同代人的一项误解是认为他们接受了里德等人所主张的纯粹主义方式。丘吉尔的华丽辞藻并不代表他不诚信，相反地，它反映出了一种热忱、诚挚的生活视角，而通过这种视角能够辨认真实、有价值的内容。伯林意识到这两套伦理都符合逻辑，他认为“人们可以透过不同的窗户来观察生活，没有任何一种视角必然比其他的更为清晰、模糊或扭曲”。他的多元主义正是在这样的领悟下得到了完善。[97]
伯林虽然仰慕像鲍勒、丘吉尔、托斯卡尼尼等强势且不愿妥协的狠角色，但他也意识到这些人是欺凌者，而他自己厌恶欺凌与残暴。只有在这些人把“不妥协”的精神用于实现更崇高的理想而非个人的野心和虚荣心的前提下，伯林才会真正地仰慕他们。[98]他欣赏这些人的所谓“崇高性”（sublimity），但仅仅是在它是人性的时候；自然界的“崇高性”在伯林看来，与“纳粹的主角们及道德霸凌不无关联。这种崇高性带来了反动的浪漫主义、日耳曼人、骑士制度以及危险丛生的美丽”。[99]
伯林对19世纪遗留思潮的抗争也有着政治含义。他发现充斥着19世纪自由主义概念中的乐观主义“极为恼人”。[100]但是他欣赏这些人积极的道德参与，因为他们的目标不仅在于描述、分析或解释自由，还包括去发现和宣告如何寻找到自由（以贝多芬与托尔斯泰作为例证），同时这些人始终遵从“资产阶级的价值观”，不去“僭越任何个人权利”。[101]这样的态度既适用于私生活中的人际交往，也适用于政治。伯林提到，“这个世界上最让我厌恶的是某个个体对另一个个体的侵犯、人们把他人作为达成目的的手段，以及情感利用与自相残杀”。[102]伯林的很多最有力的、最发自内心的政治作品都针对了此类权利僭越，不过他更把这些看作政治危机而非个人问题。
伯林最早在《一些普洛克路斯忒斯》[103]一文中发表了类似于他中后期世界观的内容，那时他只是一名21岁的大学生。他在文章中指出：“每项精神活动只应由针对该活动本身设立的目的及标准来评判。”因此，在评判某一精神活动时，使用“从另一种具有不同本质的精神活动中产生的标准”是错误的。这反映了伯林“反强制主义”（anti-Procructeanism），且他不同意把曲解过的模式或要求强加于一个抗拒的、复杂的现实之上。[104]这同时也表明，他从年轻时开始便希望能以古典的、理性主义的方式捍卫学术秩序及批判理性。
虽然这篇文章以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开场（或许反映了哈迪与牛津实在论的影响），但对这篇文章最直接的影响源于当代，且是消极的。伯林批评了诸如温德姆·路易斯之类的评论家，因为他“将愉悦与非愉悦的心理学标准用于讨论形而上学的问题，但后者的标准本应是现实。这种做法体现了一种错误的、有问题的学说，即愉悦就是真理，真理就是愉悦”。伯林同时抨击了如斯宾格勒一样的文化哲学家，后者试图“解释唯一性”并主张“多样性虽然存在，但真正重要的事实是，在多样性之中包含了不断发展的统一性”。这对于批判来说是一种错误的前提：因为“判断任何事物是否可以批评不在于它与其他事物共有的部分，而在于能够决定该事物与整体事物系统之关系的、个体上的、独特的差异”（唯一性、个体性以及私密性之间的相互关联在伯林的政治思想中非常重要）。现实是具体而独特的，因此理解现实需要精确性而非综合性；每一项活动都“从其自身产生，遵从它本身的、独自的标准，所以有必要使用针对单个事物的独特标准来进行批判”。
《一些普洛克路斯忒斯》阐释并捍卫了伯林的学术批评理想，即根据公认的、可靠的参考标准，“通过对个体对象进行坚定、明确、严格的考察来建立相应的秩序”。这在本质上是一种古典的看法，强调了秩序与明确性。[105]当伯林还在上学的时候，他以“鼓吹‘内部奴隶制’和失败主义”为由抨击浪漫主义和哲学上的反理性主义（以及神秘主义）。[106]年轻的伯林担心非理性主义会模糊人类的视野，一旦如此，便“没有任何确切的、尖锐的、有序的事物能够存活下来”。他指责亨利·柏格森对不确定性的推崇及德国形而上学论者的模糊修辞，并主张“批评、审查与分析”。放弃批判性的判断而去寻求某种通往一切现实的单一途径是“对学术的蓄意背叛”，这种做法反映了“人们彻底不再渴望赋予思想任何价值；不愿去辨别是非；不愿意通过经验消除无政府主义或将秩序纳入任何思考方式”。[107]
T.S.艾略特在当时很有影响力，他的《标准》杂志对伯林学生时代的学术生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伯林曾给艾略特寄过一份《牛津展望》——很有可能是包含《一些普洛克路斯忒斯》的那本。[108]伯林第一篇刊载在非学生期刊上的文章，就发表于1933年出版的《标准》杂志上。[109]同时，艾略特为秩序与批判性辨别所做的辩护似乎也是伯林思想的起点。[110]
但伯林与艾略特在几个重要方面产生了分歧。最显著的分歧在于，相对伯林及与他处在统一战线的反教权的政治左倾人士而言，艾略特保守的、与宗教相关的社会哲学显得古怪又残暴。[111]甚至在他们共同拥护的“古典主义”上都有明显的不同。古典主义在艾略特看来，意味着去相信毋庸置疑的权威，抨击邪恶的浪漫主义的“做一切你所喜欢做的事情”的观点。[112]伯林会用“做一切你所喜欢做的事情”和“生活的目的就是生活本身”为自由辩护，而这些在艾略特眼中是“愚蠢”的观点。[113]伯林在年轻时就支持怀疑论，否定权威（也就是教会的回应）。[114]不过伯林和艾略特之间最重要的差异是后者认为“排除异己”是具有价值的。艾略特认为连贯的、具有可持续性的传统有助于社会与学术界的健康发展，而这建立在人的同质性及信仰统一的基础上；但这个观点受到了外国人口的拥入以及当时社会上出现的大量“犹太自由思想家”的威胁。[115]伯林作为一个外来的犹太自由思想家并不赞同这种想法。[116]当然，虽然年轻时代的伯林仍维护理性并重视秩序，但那时他已经敏锐地意识到了多元性的存在，并因此担心错误的秩序可能会被强加于社会之上。伯林的关注点从审美领域移向政治领域，促使他最终转向对政治思想的研究。他研究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文化悲观主义，以及通过主张回归统一性与秩序的方式来回应这种悲观主义。这让伯林意识到，对价值的假设，对社会、文化、学术的统一性，以及对引导思想的单一准则或理论的需求最终会发展为对于现代生活，尤其是自由政治的不满。伯林在当时就已倾向于反对这种根深蒂固的臆测，他把统一性看作一种可能会引发政治危机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