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结婚是终身问题
“结婚是人生身终的问题，需要侦察其女 子是否受过教育，品格端正而知妇道是紧要的，贫富不成问题。”
这封信是写给“贤内助”的，也是父亲家书中唯一保存下来的 直接写给妻子的一封。当时我和母亲已经搬迁到广州市龙津西路逢源 沙地一巷15号，这是我们用父亲的侨汇买下的房子。
在广州，我们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房子，这是1958年的事。
1955年秋季，我离开台山一中来广州读书时，除了有个担保人 之外，没有一个亲人可以依靠，只好与一同从台山出来的同学合租 房子。首先租住在中山四路榨粉街，不久迁到小石新街。母亲留在 台城，我和父亲都不放心，不久让她也搬出来，然后我和母亲又租住 在法政路的青年里。这几处房子都很差。榨粉街那一间，是平房加建 的顶层，低矮而闷热，我常要把头伸出屋顶外面去透气。每逢这时 ，我就会想起冼星海在巴黎租住的房子，想起他把半截身子伸出天 窗外面拉小提琴的情景，并引以为自慰自勉。青年里那一间，非常 狭窄，190厘米长的标准床板要锯掉20厘米才能放得下，睡觉时脚不 能伸直，又是板障房，不隔音。即使这样，每月还要交3元5角租金，这是一个人半个月的伙食费啊！高中毕业前夕，我越发觉得没有自己 的房子实在不行了，于是壮着胆子给父亲写信，请他寄钱回来买房，也好为迎接他回国安度晚年做好准备。
父亲果然把一笔钱寄到香港，放在舅母处。那时广州房屋买卖 只有房管局一处，它就在豪贤路，与我居住的法政路只相隔一条街。我和母亲到房管局看挂牌 ，然后去看了几处房子 ，很快就相中了逢源沙 地一巷15号这一间价钱 便宜的砖木结构两层小楼。成交价1900元人民币 ，连手续费、纳税、登《广州日报》的广告费共花 了2100元。
航空信
1959年4月，与上封同寄。
美凤贤内助鉴 ：
来信详悉一切，祈勿在念。
据说卓才近来结识一女朋友，爱情甚笃，将来或可与她结婚的话。我以为结婚是人生终身的问题，需要 侦察其女子是否受过教育，品格端正 而知妇道是紧要的，贫富不成问题。
您说将来结婚要需用许多钱，我极不表同情。因为在文明的时代，新式婚姻须要简单，况您又住在城市 ，不是在乡间，凡事更容易办理。
关于我回国一件事，我经在卓 才信内说明白了，毋容再述。
我日前身体如常，请勿念。
宝予 世 字
一九五九年四月初 三
西关一角的龙津 西可以挡雨遮阴的骑楼建筑，仍然保持着广州街道的传统特色。我和母亲为终于在 广州有了一个立足之地而 高兴。房子很小，每层只 有30多平方米，坐向朝北 ，屋顶低矮，夏天二楼酷热难耐，只好搬到一楼活动，待秋凉才又搬 上来，所以我戏称其为“候鸟居”。但它地处西关的荔枝湾，而且就 在后来设立的荔湾博物馆同一条街，离著名的荔湾湖公园、泮溪酒家 只有一箭之遥。西关是广州一个最古老、最有地方特色的街区，它承 载着广州文明，西关大屋、西关小姐、西关美食、西关讲古、粤剧八 和会馆、曾经中外商贾云集的十三行……是广州文化的标签，岭南文 化的缩影。能在这里拥有一座房子，接受广州文化的熏陶，我非常感 谢父亲！虽是陋室，虽是艰苦年代，但母亲在这房子里过上了一生中 几年最舒心的日子。她在这儿与朝见口晚见面的街坊成为好朋友，在 这儿为儿子成了亲，又在这儿迎接了长孙雅凡的诞生。头一个孙儿是 男孙，她高兴得煮了很多红鸡蛋，用最好的致美斋甜醋煮了大煲猪 脚姜，穿着新木屐（木板拖鞋），到各家各户去派送……虽是陋室，但“谈笑有鸿儒”，曾有不少名人降临寒舍。如著名作家曾敏之、 易征、张振金，文艺理论家饶芃子，著名诗人陈芦荻、秦岭雪，书画 家李昶海，父子将军周力夫、周德润，广州市教育局局长张健女士等。在这西关一角的小巷，在当年交通不便的情况下，居然有四位后来 升任大学校长或副校长的“大儒”（姚洪庆、饶芃子、周德润、黄 旭辉），还有好些情长谊深的同事、同学、学生和工人农民朋友来访 ，我现在回想起来还十分感动—那年代，友人、师生、学友之间的 感情是多么真诚和淳朴！后来，我最先出版的发行量近百万册的三 本书—《作文病院》、《全国中学生获奖作者谈作文》、《作文获 奖揭秘》和关于游记、散文、随笔、杂文写作的一批论文也是在这个 斗室里诞生的。
因为有了房子，更因为父亲步入老年和处境的恶化，与父亲通 信中，谈论他回国的问题也多了起来。
从20世纪初到50年代，是古巴华侨的鼎盛期，华侨人数 达二三十万之众，在整个拉丁美洲占首位。1卡斯特罗政府上台后，华侨汇款被限制，再也不可能寄一笔买房子的钱了。好像是命运的 安排，让我们抓住了这个最后的机会，多么值得庆幸啊 ！
1958年秋季，我高中毕业，并考入暨南大学中文系。这一年，购置房子和考入大学两件大喜事，我一定会向父亲报喜，父亲也一定 会有回应的。可惜的是，那些信件都遗失了。
暨南大学礼堂夜景黄雅凡摄
1958年，广州暨南大学简朴而隆重的开学典礼在 礼堂举行。2006年百年校庆时易地重建的新礼堂仿照旧 礼堂的风格，“礼堂”二字也用原来字体，为老一辈暨 大人留下了思忆的空间。
1958年的高考，可以说是皆大欢喜，一扫往年高中毕业生望大 学之门而兴叹的怨气。因为这是“ 大跃进”的年头，教育也要“大 跃进”、“放卫星”。不但各所大 学增加了招生人数，而且一下子冒 出好几所新的大学，如北京的中国 科技大学、广州的暨南大学等。这 样一来，很多高中毕业生获得了升 学的机会。我所在的广州市第十七 中学高三丁班，40多位同学近90％ 考上了大学，我也是其中之一。那 一年，考上大学不算幸运，被录入 意想不到的好大学、好专业，才算 幸运；而不幸者，是那些学习成绩优秀、各方面表现也很出色却落 了榜的同学。他们之所以不被录取，全是因为家庭出身问题。1957年 的反右之后，“阶级斗争”观念进一步加强，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更 加“左”倾，“阶级 路线”进一步极端化。于是，“反动阶级 ”家庭出身或家庭 有“历史问题”的考 生被拒于大学门外，其中不乏才华出众者。
广州暨南大学中文系首批学生
复办后首届中文系90名新生中，有1/3来自南洋和港澳。
一部分人皆大欢喜，一部分人大叹倒霉，几家欢喜几家愁，这就是时代的悲喜剧！
看到那些天真可爱、各方面都很优秀的同学失落的样子，我为他们难过，暗暗为他们掉过眼泪，但不知道该如何安慰他们。
当我收到录取通知书，知道被暨南大学录取时，颇感诧异。我没有报考这所大学，甚至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一所大学。原来它是复办的华侨性质的大学，以前设在上海，现在则在广州。入学后，我才弄清楚我为什么被录取，据说因为我是侨眷，是班长，新办学校很需要学生骨干……啊，我不知道自己交上了什么运！
无论如何，我是考上大学了。既来之，则安之，我很快就适应了新环境，全身心投入学习中去。第一年，我们的学习基本上是在“社会大课堂”里进行的。到郊区的江村北江边去炼焦，在学校里挖人工湖，外出采集大跃进民歌，小分队到全省各地去采访“岭南春色”，我还创作过电影剧本，发表过采访华侨工人的通讯，应执信女子中学的邀请到该校去给高三的学生讲民歌……劳动辛苦，生活动荡，遭遇饥荒，在大学一年级，我们失去了系统学习专业知识的机会，却获得了许多课堂上学不到的实际知识，锻炼了意志，提高了适应环境的生存能力，获益匪浅。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系主任是著名作家、文学理论家肖殷。一开学，他就跟我们讲创作，这让我似乎看到了未来走上作家之路的希望。肖主任1938年投奔延安，就读于鲁迅艺术学院，历任《文艺报》主编、《人民文学》编辑部主任、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副所长等职，曾获第一届鲁迅文学奖特别奖。他著作很多，其中《鳞爪集》、《给文学青年》给我教益尤多。他性格耿直，创作道路和人生旅途并不平坦，他那句“文学是危险的事业”的肺腑之言，曾令我们学子深为震撼。
我们的系主任肖殷教授
肖殷（右二）与同辈作家杜埃、周钢鸣、陈残云（由左至右）。
塞翁失马，安知非福！这就是我当年入读暨大时聊以自慰的箴言。
收到这封信时，我已经在读大一，并且开始谈恋爱了。
我与素梅认识于1958年，当时我们在同一所中学读书。我是高 三丁班班长，她是初二庚班班长。学校任命我为总领队，带领高、初 中几个班的同学到解放北街道去宣传爱国卫生，使我有机会跟她在 一起。但那时我俩还小，只是互相认识而已；真正谈起恋爱来，则是 我上了大学、她读了护校以后的事。
和所有的家长一样，父母对于我恋爱婚姻的关注是十分自然的。“结婚是人生终身的问题”，父亲以传统的观念教育我从交女朋友 谈恋爱开始就要严肃对待。信中表达了他选择对象的主张，强调“受 过教育，品格端正而知妇道”，办理婚事的原则是简单节俭。我觉得 父亲说得很对。不过，说到结婚，只是母亲因自己身体不好而抱孙心 切而已。我自知年纪还小，还没有独立能力，我会控制节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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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巴民族
自1510年起，西班牙殖民者用暴力从非洲海岸和原始森林运来大批黑奴 充当劳力。19世纪中叶，中国人到来，其后就有法国人、阿拉伯人、日本人、美 国人、苏格兰人、海地人、多米尼加人、牙买加人和尤卡坦印第安人涌入。如此 众多的人种，在漫长的几个世纪里，一代又一代地相互通婚、混血，相互同化，涌现出一个拥有各种不同肤色的人群，形成了伟大的古巴民族。这是世界上独 一无二的民族。古巴人具有自己独特的民族性格、宗教、文化和风俗习惯。从人 种学而言，这是一个全新的年轻种族：他们拥有上述人种一切最优秀的民族特征 ，身体素质极佳，身材高大、匀称、健壮，是天生的运动健将，这是古巴民族的 骄傲。古巴人民性格乐观、快活、富于激情、豪爽、热情、友好、能歌善舞，好 交往，没有种族偏见，没有种族歧视，却有强烈的爱国心和民族自豪感。
古巴人热爱音乐
古巴人热爱音乐，犹如鱼热爱水，音乐对于古巴人不是鉴赏品，而是生 活必需品。在哈瓦那的街头有各式各样的车，不同年龄汽车的时间跨度可以超过5 0年，大多是四五十年代美国生产的“老爷车”和苏联造的“拉达”，整个哈瓦 那简直是一个巨大的露天汽车博物馆，擦身而过的一定是老爷车。但老爷车一定 开得飞快，而且音乐一响，车上的人和着节奏在开车，路边的人也会和着节奏 扭动。尤其是那些很小的孩子，舞动得尤其投入，天生的韵律感，一副令人感动 的画面。
有人说：“古巴的节奏来自于炎热，脚丫子踩在地上，热量促使人体不 断地运动，以致形成了丰富的节奏。”古巴在革命后被美国的封锁政策封闭了近 半个世纪，人们几乎忘了在这之前，不是雪茄，不是朗姆酒，音乐才是古巴最大 宗的出口。1996年以后，英国一家唱片公司进入古巴制作古巴音乐专辑《乐满哈 瓦那》，这才重新把古 巴的萨尔萨音乐带出 国门，随后著名导演 维姆·文德斯以纪录 片《乐满哈瓦那》记录 下了古巴萨尔萨音乐丰 富的生命力，也诉说着 古巴人挚爱与勇气的 故事。当他们突破美国 与古巴断交的禁忌，这 群已经等待了几乎一辈 子的乐人进入美国卡内 基音乐厅演出，他们的 血管里流淌着音乐，演奏是呼吸，音乐已经是他们生命的一部分。站在舞台上，乐声响起，经历了人生大半岁月的他们在舞台上从容不迫地流露出心中对音乐的 热爱。70岁的伊布拉辛·菲列挥舞着古巴国旗说：“我们弹奏演唱的是好音乐！ ”
巴拉德罗的歌手 万江欣 摄
在哈瓦那，听到一首旋律动听的歌：“亲爱的，别哭，擦干眼泪，忘记 烦恼，让我们快乐地跳舞，生活就是一场狂欢节……”生活就是一场狂欢节，所 以我们在哈瓦那街头见到的人，无论男女老幼，脸上的表情都是快乐的，他们虽 然贫穷，却很快乐。没有空调、没有冰箱、没有彩电，但是他们并不苛求这些，东西不在于多少，够用就可以了。我问过他们中的很多人，他们都很自豪：我们 是一个贫穷的小国家，可是我们的生活很快乐 ，我们对现在的生活很 满足，也对目前拥有的 一切感到骄傲。
（摘录于香格里 拉网站任丘文《桑巴、 雪茄、革命的古巴》）
乡村乐 队黄雅凡 摄
1古巴驻华使馆旅游代表处，中国旅游出版社.古巴旅游指南.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 ，2000. 14 8